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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專業書評

和能夠大聲哭泣的被害者家屬不同,「他們」只能沉默──讀《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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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促使媒體逼迫家屬這麼做,家屬受到社會大眾強迫而這麼做。這是日本特有的現象……而我不禁感到恐懼。
──記者、作家邊見庸《愛與痛苦:關於死刑》

今年4月30日,法院宣判去年臺鐵嘉義車站刺警命案兇手因思覺失調症而「無罪」,引發社會譁然,法官、負責精神鑑定的醫師都受到激烈批判。由於民情激昂,不僅政府多位官員跳出來質疑判決,法務部也迅速表示會展開修法。

事實上,今年3-4月間,臺北至桃園就連續發生三起隨機殺人事件。只是媒體報導都放在疫情、紓困上,而讓大眾忽略了社會安全網破洞愈來愈大的現實。直到連續的零確診放下心來,才注意到公布判決的刺警案,並重新開始討論起去年蔚為話題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的精障者犯罪議題。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

我們與惡的距離 DVD(The World Between Us)

我們與惡的距離 DVD(The World Between Us)

回顧《我們與惡的距離》,筆者當時對隨機殺人犯之妹李大芝隱瞞身分躲藏,被記者發現、報導後立刻遭受群眾包圍攻擊等橋段便抱持疑問:我們臺灣人,真的會這樣對待加害人家屬嗎?

無論是2014年臺北捷運襲擊事件、或2016年內湖隨機殺人事件,還是這次的刺警案判決。起初對犯罪者父母的批判固然是有,但網路上的攻擊對象基本上仍以兇手鄭捷、王景玉本人,還有廢死聯盟、法官醫師為主。鄭捷父母因「愛面子重於兒子」的發言、或者小燈泡媽投入時代力量參選,確實遭受不少特定立場的罵聲,但即便網路上罵得再兇、鄰居冷漠排擠,也很少聽聞付諸實行、跑去家屬家中搞破壞的「行動力」。

再看1998年發生在美國阿肯色州的校園槍擊案,媒體公布加害者本名與照片後,少年犯的母親不僅沒有遭遇責難,還收到來自全國民眾的「鼓勵打氣信」。反觀,同年於日本發生的「和歌山毒咖哩事件」,即便嫌犯林真須美堅不認罪,全案有冤獄可能,林家住宅仍遭到塗鴉、砸玻璃等惡意破壞,甚至遭到縱火燒毀,小孩們在學校也受到霸凌與性虐待。

對於這種歧視、霸凌「加害者家屬」的行為,在2007年東野圭吾《信》中便讓臺灣讀者有了認識。此後,在少年犯罪名家藥丸岳《和不是A的你》(2015)、日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2011)、《Final Cut》(2018)、《絕對零度4》(2020)等作品不斷提及與探討,但對於臺灣讀者來說仍是一件遙遠、事不關己的異國現象。以赫赫有名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為例,過往引進臺灣的作品除了兇手「前少年A」親筆的《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2015)、被害者家屬土師守《淳:一個被害者父親的真實告白》(1998)、也包含中山七里的改編小說《連續殺人鬼青蛙男》(2011)……但身為兇手父母寫下的《生下「少年A」……》(1999)至今仍未面世。

信(新版)

信(新版)

和不是A的你

和不是A的你

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

Final Cut

絕對零度4

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淳:一個被害者父親的真實告白

淳:一個被害者父親的真實告白

連續殺人鬼青蛙男

連續殺人鬼青蛙男

生下「少年A」……


少年犯罪啊,也該把父母抓起來叫他們負起責任才對!
──藥丸岳《和不是A的你

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加害者家屬」處於鎂光燈焦點,被逼問著「兒子殺了人你們現在感想如何呢?」。事後他們面臨的處境卻無人關懷,心聲也沒有資格表達,是弱勢中的弱勢,這本《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提醒了我們人道上不可忽視之重,也為當代犯罪學與社會學研究,拼上一塊非常重要拼圖。

1988年,在NHK電視台擔任報導部總監的鈴木伸元在「宮崎勤事件」時,得知宮崎父親投河自盡、其他家人也人生全毀的遭遇,開始投入加害者家屬的採訪報導,並將節目內容與無法播出的資料集結成《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受到廣大迴響。

由於「加害人家屬」就像「部落民」一樣,屬於日本社會不可觸碰之黑暗,就連提供報導或援助,也同樣會受到批判聲浪(如:為何不優先關懷受害人家屬?)。在社會的高壓氛圍下,加害人家屬往往覺得「自己沒有權利發言」;2010年,援助加害人家屬的民間團體「World Open Heart」做過一項調查,150份問卷中只回收不到25%。與能夠大聲哭泣的被害人家屬不同,在本作中鈴木也提出數個案例,顯現他們無論說什麼,都會遭到抨擊。不能哭也不准笑的沉默,背後有著難以言喻的痛苦。

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這點不論是被害者家屬或加害者家屬都是一樣的!
──日劇《絕對零度4》

為什麼日本人會產生這樣扭曲的共犯結構?過去華文圈罕見深入研究,影劇作品也只把這種現象當作理所當然地演出,沒有解釋由來。日本媒體總在議論「為什麼這個人會殺人?」而無視其家屬被霸凌,甚至媒體自己就是發動霸凌的元兇。讀了《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才讓筆者得到答覆──是民族性,更是歷史的遺毒。

凪的新生活 1

凪的新生活 1

去年話題日劇《凪的新生活》呈現出日本人無時無刻都要「讀空氣」(察言觀色)的民族性。無論在職場或學校,一旦特立獨行、不融入他人,就會被視為怪胎並遭到排擠。總是追求和諧、排斥「為別人添麻煩」的日本人,針對「破壞和諧秩序」的任何對象,便會進行「制裁」。犯罪,尤其是殺人,這種徹底毀壞道德價值觀的行為,便成為國民不可容忍的「絕對之惡」。包含對出獄前科犯的追殺、對「與犯人共處同一空間卻沒發現他有問題」的家屬進行獵巫,就連無辜的受害者家屬,都會遭受「你們做錯了什麼才導致被害?你們被殺打亂了我們的和平喔!」這類檢討。

而這種民族性,能追溯到江戶時代,刑罰基本上是基於「報應」(不像現代的刑罰加入「更生」概念,偏向「教育」),對罪人的最嚴厲處罰:斬首、遊街示眾,都來自江戶時代。直到2003年的「長崎男童誘拐殺人事件」發生時,青少年培育推行總部的政府官員還公開表示:「這起事件應當嚴懲兇手。倘若加害少年不用受罰,就把家長抓起來遊街示眾,然後斬首!」獲得一千通「贊同」的電話與郵件迴響。

如今媒體的禁語「村八分(むらはちぶ)」,即生活緊密、相互扶持的村落中最重要的十件事情,村民會對「制裁對象」一家施以全面漠視與排擠,僅在葬禮與火災這兩種場合給予協助。然而,昭和期間(1961)發生的「名張毒葡萄酒殺人事件」,嫌犯奧西勝同樣沒有認罪,全家卻遭到近於「村十分」的最嚴厲懲罰,連祖墳都被鄰居挖出來。鈴木伸元犀利指出,把加害人家屬拖出來公審的刑罰報應論,以及潛藏於國內「傳統聚落」、重視「和氣」的強大力學,即使歷經明治維新、法治修改,仍深刻存於現代人腦海中。這便是筆者所言之「歷史遺毒」。

社會學者阿部謹也在1995年提出「人世間」(原文:世間)概念。西方國家的社會概念是獨立的「個人」集合而成「公民社會」;日本的個人基礎,則建立在模糊的「人世間」。以明治時代引進的德國刑法作比較,德國刑法的前提是,罪犯是依照自己的意識而犯罪;日本卻認為,個人是受周圍氣氛與人世間影響而走上歧途。就像酒鬼薔薇聖斗事件中,被害者父親土師守強調,主流媒體的討論放在「少年A是扭曲的教育制度以及病態社會的被害者」,讓他對少年A產生更強烈的恨意:「如果少年A真的是制度受害者,那麼友之丘中學不就充滿像他一樣的學生?」以人世間加諸的刑罰,顯然無法減少爭端。

大眾心態上無法原諒曾經遭到逮捕的人。所謂的道理,在人世間是行不通的;所謂的人權和權利.在人世間一樣行不通。
──法學教授佐藤直樹,摘自《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代表日本人「全民意識」,包含了媒體、學校與家庭種種人際關係的「人世間」,成為想做壞事的人賴以躲藏的祕密基地。罪犯與家屬能因此獲得同情開脫、也能被隱匿於人世間的輿論傷害得體無完膚。過去的騷擾信件、電話跟塗鴉都是匿名,只要集體採取相同行動,匿名人士便能混進團體中的安全區,盡情帶風向、發表無須負責的言論。由於網路匿名程度更高,因此近代「鄉民」針對加害人家屬的霸凌,反而更失控、更容易被煽動、更難以遏止……這種行為除了一時爽外有其他好處嗎?《絕對零度4》中的最後魔頭水島步,便因成長飽受歧視欺凌,決意創造出「沒有犯罪」的人世間,在孤兒院裡開始殺害有犯罪預兆的人、甚至發動大規模恐攻,從加害人家屬淪為新的加害人。

了解問題的本質,方能構思解決之道。犯罪學與社會學習習相關,每一起事件案例投入的研究,都能夠幫助我們制訂犯罪防治政策,避免重蹈覆轍。回到本文一開始的疑問:「我們臺灣人,真的會這樣對待加害人家屬嗎?」「以前或許不會,但不代表以後不會」。針對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的人權保護規劃,同樣刻不容緩。


作者簡介

百萬書評部落客,日韓劇、電影與足球專欄作家,本業為製作超過百本本土推理、奇幻、愛情等類型小說的出版業編輯,並成功售出相關電影、電視劇、遊戲之IP版權。興趣是日本文化的深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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