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到真相，找到動機，就不會有下一個受害者。
──真相永遠只會怪我們的社會體制出了問題，如果殺人犯和他們的家人都不用負任何責任，那我們家天彥算什麼？
──我哥是殺了很多人，但我和我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
──那我兒子呢？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利嗎？
今年（2019）一月，《我們與惡的距離》預告片在臉書釋出後，觀看次數已衝破百萬，面對觀眾熱烈的好評與分享，讓編劇呂蒔媛在特映會上忍不住說，「好焦慮！我本人作戲從來沒被這麼矚目過！」放映時，隨著角色逐一出場，快節奏的劇情推進，啜泣聲開始在影廳此起彼落……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
我們與惡的距離 DVD(The World Between Us)
呂蒔媛曾以電視劇《牽紙鷂的手》（2010年）與《出境事務所》（2015年）兩次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她的作品向來有社會寫實基底，如《牽紙鷂的手》以中輟生為題，《出境事務所》則以生命禮儀公司為本。2016年，公視邀請呂蒔媛開發劇本，她原本計畫以八仙塵爆為題，後因此案與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合作，將新聞事件與網路留言的大數據分析做為編劇參考，考量到戲劇的衝擊性，她在過程中將主題轉向無差別殺人事件。歷經一年多的準備與撰寫，於2018年完成劇本，而後由大慕影藝投案，接下製作拍攝重任。今年三月，《我們與惡的距離》在眾所矚目下即將開播。
呂蒔媛決定題材時便確定故事的雙線主軸，一是無差別殺人事件本身，二是思覺失調患者的發病過程。她解釋，「犯下無差別殺人的加害人一般就是兩種，一類無法確知原因，另一類可能是因為精神疾病。我從這兩個方向去構思，也是想知道這個社會能否了解這些角色。」
《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一樁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判決結果揭幕，事件中的相關角色一一出場，律師、家屬、加害人、媒體、社工、心理師……，本劇不僅刻劃了他們在「案件」中的位置，也細緻處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做為一般人的矛盾時刻。呂蒔媛把「被害者家屬」和「加害者家屬」並置在同一間辦公室，一是主管，一是下屬，她要問：「你覺得他們有可能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嗎？」
為了這些角色，呂蒔媛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從訪談、跟庭、找書看，也參加相關座談會。劇本籌備期間，她訪問了40多位專業工作者，如律師、法官、立委、精神科醫師、精神鑑定醫師、各類媒體人......等等，「訪了一輪後，我發現無法寫出十種角色的角度，就更確定了我最原初規劃的那兩條線。」她將所有訪問整理成逐字稿，彷彿祕笈，寫作卡關時就拿出來翻，或提供給演員做為角色參考。
過程中，還是有些角色無法靠採訪獲得進一步的理解，比如受害者家屬或精神疾病患者，她便藉由閱讀更貼近一些，她的參考書單就有好幾十本，例如由「神戶少年殺人事件」被害者家屬撰寫的《最後的生命力量》，或廢死聯盟出版的《隱形的吶喊：犯罪被害人心內話》，以及《反社會人格者的告白》《熔爐》《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等書。這些準備工夫，為她要訴說的故事鋪墊了現實的基底，讓每一句台詞都有跡可循。
這齣戲角色眾多，節奏明快，幾乎無時無刻都在上演各種衝突。呂蒔媛設定角色時便為他們安排不同的意識形態，讓觀眾在不同人物視角之間穿梭，進行思考的拔河，「例如賈靜雯和溫昇豪飾演的這對夫妻就是不同立場的媒體人，一個在主流媒體，一個在獨立媒體；飾演法扶律師的吳慷仁，對於死刑及殺人犯的觀點就是跟他老婆不一樣，這樣才能產生衝突和對話。」她尤其留心的是，盡量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突顯彼此的差異，讓觀眾從「人」的狀態去同理每個角色的處境。
另外，她也刻意避開詮釋加害者，「我希望觀眾自己去找原因，而不是讓這齣戲給一個原因。」導演林君陽在宣傳短片中提及，他設定這是一齣療癒的戲，呂蒔媛也希望呈現當悲劇發生後，事件裡的所有人該如何走過往後的日子，「已經造成的傷害不可能停止，那我們要不要學著去面對，接住這些受苦難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賈靜雯飾演的受害家屬是一位電視台新聞部主管，劇中亦有相當篇幅描繪新聞台的運作狀態，劇組為此打造了300坪的場景，寫實呈現新聞製播流程。不過，這對劇作家來說其實是個難題，編劇前，呂蒔媛僅有一次機會能夠進入商業新聞台實地觀摩，「我很想知道新聞台內部是怎麼運作的？遇到大事件時怎麼處理？那裡面有沒有一些反省機制？」礙於田野的機會有限，劇本完成後則靠顧問協助把關。
另一個挑戰則在如何呈現精神疾病？她說，「我們對於精神病患的一種刻板印象是：他們發飆時就是『拿刀子』。我不要重複這個印象，但如果在戲中他沒做出超脫常軌的事，觀眾要怎麼意識到他生病了？表演上到底要怎麼呈現呢？」呂蒔媛一方面掛心著不要讓真實生活裡的患者因這齣戲被貼上標籤，受到二度傷害，一方面要帶觀眾直視患者的日常，那是普通人難以想像的困境。好比，她在劇本寫了強制就醫的病患被救護車送走的過程，在康復之家工作的顧問便告訴她，「這個場面很重要，那就是他們的日常，這個『送走』的舉動會讓整棟大樓都知道這一家有個精神病。一旦被貼了標籤，就可能導致日後家屬或其他住戶要不要搬走。」
而這場救護車戲碼，也被劇組稱為「史上最過分的△（三角形）」之一，△是劇本裡標示「動作」的符號，提到這些△，原本聊著嚴肅話題的呂蒔媛，忍不住笑說，「我這個劇本裡有幾個很過分的△，這是其中一個，我可能只寫一句『警車、救護車來到樓下的混亂，鄰居、路人側目』，但整個劇組就要搞一個晚上。或是第一集的第一幕，我寫『一排SNG車』，劇組就得去張羅7台車來，因為台灣重大新聞現場會有7台。但這些都是二、三名啦。第一名是『輪椅籃球賽』，加害者李曉明的父母去陪伴一些被他兒子傷害過的人打球，其實只是小小一景，但又整死了劇組……」
開播在即，呂蒔媛難掩緊張，她坦承自己是個沒什麼耐性的人，通常台劇八點檔一集戲的場次約30場，《我們與惡的距離》則是每一集都塞了38到40場，只為讓節奏更加緊湊。
最後，問她最想透過這齣戲做到什麼？呂蒔媛說，「我期待做一齣讓觀眾沒有空檔滑手機的戲！讓每個觀眾在戲裡都可以找到一個詮釋的角度，打開對話的空間，畢竟，對話也是需要學習的。」而觀眾在看了戲之後，如何衡量我們與惡的距離，亦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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