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喜愛哈金的讀者來說，2020年，是一場華麗的慶典。從獲得「美國筆會／海明威獎」的《好兵》（1996）、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的《光天化日》（1997）、得到亞裔美國文學獎、The Townsend Prize小說獎的《新郎》到《落地》（2009），哈金迄今的四部短篇小說集全重版出來，更有新作──非虛構書寫的《通天之路：李白》問世。
好兵
光天化日
新郎
落地
自1985年赴美，哈金未曾再履故土，並選擇以英語寫作至今。放眼海外華人作家的版圖，從林語堂到張愛玲，黎錦揚、譚恩美到湯婷婷與張戎，哈金在以英語寫作的作家群像中，無疑是獲獎與肯定最多的一位。即便不以偏狹的寫作語言區分，他也早早是世界文學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了。
通天之路：李白
翻開《通天之路：李白》時，我竟感慨，終於，哈金也寫了李白。那個（The）李白，唐朝的李白，聞一多曾逼緊了想像力，把西元744年洛陽城裡杜甫與李白的那場初遇，化為一句「晴天裡太陽和月亮碰了頭」（《唐詩雜論》）裡，明月生輝的李白。也是張大春耗製多年神遊其中的《大唐李白》裡，唯一能冠名盛唐、浪遊天上人間直穿古今的傳奇詩人。
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是在妻子病中，無法全心寫小說時而作的非虛構作品。即使如此，也仍然與他過往的小說作品神魂相通，具有非常濃厚的政治思考。一如譯者陳榮彬點評過的：「哈金的小說，幾乎每一本都闡述著政治與文學的不可分割，還有政治對於個人生活的深遠影響，而政治的衝擊，往往帶來悲劇。」因為李白，或是說《通天之路：李白》中，所凝視、投影出的李白，便是哈金從詩人的文心與道身中，精彩捕捉到那閃逝卻貫通一生起落的政治關懷。這場筆訪，挪用哈金於新書中想還原的「三個李白」〔注〕 一說，盡可能地從不同議題中，還原與靠近真實的哈金。
〔注〕哈金於《通天之路：李白》裡寫道：「我們談到李白時，應該記住有三個李白：歷史真實的李白、詩人自我創造的李白，以及歷史文化想像所製造的李白。」
一、「漢語寫作的問題」
路上的家園：哈金詩集
另一個空間：哈金詩集
Q：您曾在過去的訪談、演講與文字中（如寫給舊時同窗的〈致阿曙〉），除了鼓勵人以母語寫作，也思考過若自己把精力放在漢語上，能寫出更好的作品；但同時也自述，英文寫作使您的創作，變得獨立和堅強，甚至理性。
在短篇小說〈恥辱〉中，也暗藏著英文寫作的動機。比起過去一再被問起、作答的「為何以英文寫作？」，多年過去，我想將問題轉換為：「如果用漢語寫作小說？」（已有漢語創作詩集《另一個空間》、《路上的家園》），會是什麼樣的風景？以及，您慣常用「漢語」一詞表示「中文」書寫，是否其中有什麼不同考量？
HJ：我已經用英語寫作這麼多年了，沒有用漢語寫小說的打算。那兩本漢語詩集是因為太太病了，我沒有精力投入大篇幅的英語寫作。一開始是用英語打初稿，但覺得這些詩可以用漢語直接寫成，就乾脆寫成漢詩了。
我一般用「漢語」一詞是由於：一、「中文」多是大陸的說法，二、「漢語」在空間和時間上更廣闊些。
Q：雖然您曾在《在他鄉寫作》一書的最末，如此回答單德興先生：「我必須集中全力以英文存活。生命太短暫了，我無法變來變去。」但又一個十年過去，世間政治的局勢一變再變，是否來到不同的時機轉捩點，或開始有了不同的規畫？
HJ：我從來不會變來變去，寫作有自己的節奏和目的，並不跟時局有緊密的聯繫。仍然是一如既往。
二、「自由與孤獨」
自由生活
Q：數年前，您曾在一場與台灣作家吳明益的對談中指出，「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以英文寫作，如果是一種對照故鄉政治環境、文學環境下，顯出得「完全自由」。這份自由，是否已經習慣、足夠？
而您亦經常在演講與寫作中提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他們同樣以非母語寫作，他們作品與人生中恆常的氣氛，經常是孤獨。若像《自由生活》裡那般，一個人的存在，一個人的生活，可以專注追求自己的生存，不為祖國與其他，那麼，完全的自由與個人主義，不管是自由的國度、自由的語言，是不是也經常伴隨孤獨？
HJ：那是當然的。自由首先是不被別人管，不能又想要人管又要自由。孤獨是高貴的心境，是人類應有的狀態。
Q：以一個寫作者的身分，您怎麼認知孤獨、與孤獨共處？
HJ：我喜歡孤獨，最崇尚契訶夫的話：「我將孤獨地死去。」
三、「瘟疫與文學」
Q：武漢肺炎（COVID-19）目前正影響著世界，自2003年SARS時期，卡謬的《瘟疫》與馬奎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便經常被重新閱讀、談論。瘟疫文學更有狄福的《瘟疫年紀事》到瑪格麗特．艾特伍的《末世男女》。如果從過去所讀過的瘟疫文學中找尋，您認為有哪本著作與現在當下世界的連結，不管是警世、預言或寓言性，最為強烈？
HJ：說實話，那些作品都沒有當下武漢肺炎可怕，因為它們中沒有一個霸道野蠻的政府愚弄並欺詐公民。眼前的現實更富有悲劇色彩，更複雜，更讓人痛心。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作家的想像是乏力的。
四、「為什麼寫作？」
Q：200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曾在得獎感言提到：「我寫作是因為生所有人的氣」，甚至出自於希望別人能理解他的憤怒。您也曾在第一本詩集《沉默之間》（Between Silences）寫道：「做為一個幸運者，我為那些不幸的人發言，他們受苦受難，忍辱負重，在生活的底層消亡；他們創造了歷史，同時又被歷史愚弄或毀滅。」即使每個作家所寫、所關注的不同，但初心都抱有一種激懷。從1990年詩集出版至今，已過30年，如今再回望，為什麼而寫的動機是否有所不同？以及，您為什麼選擇寫作至今？
HJ：寫作是為了活得自由和有尊嚴，我願意在紙上消磨自己的生命，給歷史雕刻出精緻的墓碑。
Q：您認為寫作經驗或眼睛所見的文化、地理風景，會如何改變一位寫作者呢？
HJ：長期的寫作會給自己獨特的眼光。與不同人接觸，置身不同地域都能開闊眼界，但最重要的是坐在書桌前工作，有耐心把一件作品做完。作者並不重要，應該服務作品。
五、「離散與離散的終結？」
Q、在中國以外的寫作者與文學，這幾年被更加廣泛地討論。不管是史書美有所爭議的反離散「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說，或是延續經年的「離散文學」、「世華文學」，其下更有分支再細的「馬華文學」、「台灣文學」、「香港文學」等等。您怎麼看待在這些討論中，被廣泛使用的「離散」（diaspora）一詞？以及，是否存有一個您對自我身分位置的錨定點？
HJ：我不欣賞「離散」一詞，好像不在原處的人都走丟了。其實，個人有權也應該先擇自己的國家。至於「華語語系」則是另一碼事，也不應有主幹和分支的區別，應該以作品來衡量，哪裡重要的作品出現的多，哪裡就是中心，就是說文學的中心是游移的。至於我自己，我甘居邊緣，但位卑同樣可以軒昂，只要能實現偉大的藝術。
六、「中國與美國，他者或家鄉？」
Q：最後，您的近作《通天之路：李白》，是第一本大幅回顧整理傳統中國文化詩歌的非虛構作品。李白為中國古代詩人或文學的代表，您曾說過，與他的共通之處是：「李白離開家鄉以後，再沒有回去過。我也沒有。以前父母健在時很想回去。現在離開中國已經三十多年，也已經習慣了。」對照《在他鄉寫作》時期，說過的「建築家園的地方才是家鄉」。請問您的情懷裡，是否存在著思鄉（nostalgia）？從中國到美國、城市到城市間，何處可稱為「家鄉」？
HJ：我沒有鄉愁，並認為鄉愁是廉價的。我很喜歡波士頓，也喜歡加州，但並不以任何地方為家鄉。家鄉是祖先的地方，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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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的回答如裁，提起家鄉時，我卻想到《通天之路：李白》的原文書名，從The Way to Heaven，最後定名為The Banished Immortal：A Life of Li Bai（《謫仙：李白傳》）。為仙謫居凡間，為官又貶謫至夜郎，如哈金所說：「李白的家園實際上永遠是在途中。」哈金不也如此，比起流浪者、旅居者與移民者，或許寫作者的身分，更能共感這一條千古文人心中，最清晰卻也最遙遠的「通天之路」。
The Banished Immortal: A Life of Li Bai (Li Po)
通天之路：李白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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