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余光中（1928-2017）先生逝世迄今，匆匆已近四年。他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往往首先是被當成一位現代詩大家、一位英美文學教授，似乎很少人記得他曾將自己的許多詩作譯為英文，也曾有過《錄事巴托比》（梅爾維爾著）、《老人與海》（海明威著）、《不可兒戲》（王爾德著）與《梵谷傳》（厄文．史東著）等堪稱經典的翻譯作品，更少人記得他除了「詩論」非常精彩，也曾經寫過許多擲地有聲、鏗鏘有力的「譯論」。究竟「翻譯家余光中」曾經有過哪些關於譯者與翻譯活動的論述？在我看來，九歌出版社這次推出的《翻譯乃大道，譯者獨憔悴：余光中翻譯論集》可說是這方面的「定本」，就各個面向來講都難有往後的類似文集可以超越之處。想了解他的翻譯思想，甚至要進入所謂「余光中學」的領域，未來這本書將會成為任誰都不可或缺的經典。
錄事巴托比/老人與海
不可兒戲
梵谷傳
與西方翻譯理論對話
余光中的譯論篇篇精彩，儘管言簡意賅，但卻每每能與西方翻譯理論傳統進行對話，其中〈作者、學者、譯者〉是最好的例子。在這篇文章中，余先生表示，若要維護文化之風雅，主領風騷，就有賴一群「專業讀者」來認真讀書，無論作家、學者、譯者、編者、教師都是專業的讀者，而這馬上就讓我聯想到翻譯理論名家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把廣義的翻譯當成一種「重寫」（rewriting）的活動，進行此一活動的包括各種「專家」（professionals），而譯者只是其中之一，其餘如編輯、批評家、教師等也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另外，在這篇文章中余先生也挑戰了以「信實」為首的傳統翻譯觀，就像西方翻譯界從1980年代以降挑戰原有的「對等」（equivalence）原則。他認為，譯者的工作是把一本書，甚至一位作家帶到另一個語境中，「不是改裝易容，而是脫胎換骨」，好的譯者可以讓自己翻譯的作家變成「那位作家的子女，神氣和舉止立可指認」，至不濟也該變成該位作者的姪女、外甥，「雖非酷肖，卻能依稀」。
其次，若論源自於德國的「翻譯目的論」（Skopos theory），此一理論把文字區分為訊息類、表述類、操作類文本（informative, expressive, and operative texts），其中文學作品堪稱表述類文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不過，余先生在〈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更深入地指出，即使是文學文本也各有不同的表述目的。因為在台下看戲的是大眾，所以他力求把譯文「調整到適度的口語化，聽起來才像話。同樣的字眼，尤其是名詞，更尤其是抽象的名詞，就必須譯得響亮易懂。否則臺下人聽了無趣，臺上人說來無光。」他認為既然小說的對話是給人看的，戲劇對話則是給人聽的，所以翻譯上的要求就有所不同，而《不可兒戲》的翻譯原則是讓「觀眾入耳、演員上口」。當年，中國舞台劇大師級演員英若誠之所以要親自重新英譯老舍的經典劇作《不可兒戲》，也是因為原譯過於佶屈聱牙。
獨領風騷的譯者：以譯者為中心的譯論
細讀余光中的譯論，我感覺到他是非常有意識地要樹立譯者的明確地位：譯者絕非純粹的模仿者，而是「不寫論文的學者，沒有創作的作家」。他在〈作者、學者、譯者〉中先以英國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為例，其譯作的語種遍及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與德文，只不過他的詩名過盛，光芒掩蓋了其譯作。（余光中自己何嘗不是如此？這難道是詩人譯者的宿命？）他認為，世人對譯者的一般評價是「名氣不如作家，地位不如學者，而且稿酬偏低，無利可圖，又算不了學術，無等可升，似乎只好為人作嫁，成人之美」。
但他有意逆轉這種俗世之見，舉聖傑洛姆（St. Jerome）翻譯《聖經拉丁通行譯本》、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翻譯德語版《聖經》來說明譯者對於整個西方世界的文化影響有多大，玄奘大師取經回國後長安萬人空巷歡迎，唐太宗親自安排其於大慈恩寺內譯經十餘年，受盡榮寵，至於英國詩人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則是因為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