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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界人生

翻譯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我們奮戰,只為盡力縮短比數──專訪翻譯名家柴田元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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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教室:自由、推理、激辯,東大師生的完美翻譯示範

翻譯教室:自由、推理、激辯,東大師生的完美翻譯示範

日本第一學府東京大學,一門專門討論「翻譯」的課程,除了邀請夢幻講師村上春樹和學生分享海明威沙林傑等經典文學翻譯心法,首創逐字逐句演練的互動式教學,成為東大長年的熱門課程,更被譽為「令人興奮的翻譯教室」。

如今,這堂經典翻譯課程實錄首度中文化,將帶領台灣讀者認識何謂最高等級的翻譯,日前更特別邀請柴田元幸先生,於東京接受《翻譯教室》中文版譯者詹慕如採訪,讓我們親炙專業翻譯家是如何同匠人般,於文字大海細細打磨思量,專心致志,只為重現文學作品意境。



訪問者  詹慕如,《翻譯教室》譯者(以下簡稱「詹」)
受訪者  柴田元幸,《翻譯教室》作者(以下簡稱「柴田」)

詹:在台灣我們有少數講述翻譯理論的書籍,不過像《翻譯教室》這樣夾雜實際演練、針對實際例文一起逐字逐句討論的書籍相當稀少,您為何會想出這樣一本書呢?

柴田:我或許應該先講講,為什麼會想在大學裡開這門課。現在日本的大學裡有很多翻譯相關課程,大家對翻譯的關注也漸漸提升,而我第一次在學校裡開設這門課,大約是1991年左右吧,當時各大學幾乎沒有翻譯相關課程。

日本的大學上課方式,多半是老師單方面講述,就算學生寫了報告提交,老師也不會給與任何回饋,我並不喜歡這種單向式的教學,於是希望能有一堂課讓學生每次上課都能有些產出,老師也有回應。另一堂小說導讀的課,我也要求學生每次繳交閱讀小說的心得,總而言之,我的課堂上學生都得寫些報告。但光是這樣好像還是有些無趣,既然我自己也從事翻譯,不如就開堂「翻譯教室」,應該挺有意思的吧。實際嘗試之後我發現,這些大學生儘管會被逼著大量閱讀,但特別是文科學生,卻很少自己動手、執行某些作業,而翻譯說穿了,不就是一種「需要動手的作業」嗎?

詹:光動腦子是不行的?

柴田:對,也得動手才行。我也發現其實大家都很渴求這類機會,學生們上課的表現都很積極。

詹:現在其他學校也漸漸有了這類翻譯實習課,可說這類練習逐漸增加了呢。

柴田:對,這種現象其實背後也藏著一些負面原因。比方說,以前念英美文學,大家會覺得非得念原文不可,怎麼能去讀譯本呢!但現在(要直接閱讀原文)愈來愈困難,只好透過閱讀譯本,或者自行翻譯,企圖接近外國文學。

另一個原因,比方說我自己主要研究美國文學,以往總是偏向思考「何謂美國文學?」並將其視為一個獨自成立的存在,去觀察它與其他文學不同的地方,但現在我們知道每個地區的文學都有流通性,雖然稱為「美國文學」,其中也包含著英國文學的影響,也受法國、加勒比海岸等地的影響。也就是說,現在開始以「關連性」的角度來看文學,如此一來,大家就自然認知到翻譯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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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翻譯這項工作,我認為也是一種邏輯訓練。老師怎麼看?

柴田:沒錯,也有這種成份在。《翻譯教室》的課堂開設在文學院,授課對象是文學院的學生。在這之前,我是先在東大駒場校區替不分文理組的大一大二生開了這門課,在這當中我發現,理科生確實邏輯性較強,但比較不擅長翻譯日常對話,可以說不同類型的學生各有擅長的領域。

詹:每個人的譯筆特徵也都不同呢。台灣這幾年來,筆譯或口譯業界也漸漸受到關注,偶爾也會有相關主題的演講和論壇。

柴田:台灣有翻譯學校嗎?

詹:有的。我的母校輔仁大學就有翻譯學研究所,根據語言組別分別有「筆譯組」和「口譯組」課程,有英文和日文兩個語言。另外,師範大學的翻譯研究所在台灣也頗負盛名,這裡則專精英文。台灣確實有許多日文科系,但是教授日文翻譯的學校並不多。

柴田:那台灣從事翻譯的是大學教授多,還是職業譯者多?

詹:這也剛好是我想請教老師的。您一方面研究美國文學,同時執筆翻譯,在台灣像您這樣背景的譯者比較少。教職歸教職、翻譯歸翻譯,我認識的譯者朋友,也多半是專職筆譯。

柴田:冒昧問一句,這樣生活過得去嗎?

詹:對啊,這也是許多譯者面臨的難題。假如完全專職筆譯沒有其他副業,確實非常辛苦。業界也有些像我這樣兼做口譯、或者in house筆譯,生活上或許可輕鬆一些。在台灣只靠書籍、特別是小說翻譯維生的譯者,真的很辛苦。

柴田:那跟日本的狀況應該相去不遠。以文學翻譯來說,不管翻譯英文、中文、法文,假如是純文學,幾乎都是大學教授來翻譯比較多,大眾文學的話就多是專職譯者來翻譯。

詹:台灣有些純文學作品,也會邀請學界有一定研究成果的老師來翻譯。但是台灣出版業界純文學似乎市場比較小,大眾文學、推理小說之類市場相較活絡,無論英、日文,每年都有許多作品問世。台灣政府還編列了預算補貼中書外譯。

柴田:日本的出版市場完全沒有任何補助,一切交給市場機制,銷路不好的東西就自然淘汰,但即使在這個狀況下,還是有一定數量的純文學作品。幾年前河出書房甚至還出了一套世界文學全集。大家都說現代人不看書、不看書,但是我看起來情況好像也沒有那麼糟糕。

詹:我們看到日本的出版業其實是很羨慕的,不管數量和種類上都相當豐富。

柴田:其實數量多,並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有時是因為賣不好,不得不一直推出新書。要是沒有新作品,就沒機會放在書店醒目的位置,是一種惡性循環呢。

回到我們之前的話題,我認為由大學教授來執筆的翻譯,在文法上或許可以做到正確,但有時翻出來的日文比較彆扭,讀起來不夠順暢;而專業譯者的譯文易讀性很高,但在一些語言精妙的詮釋上,有時就顯得不夠講究。有志於翻譯的人,當然都希望能集結這兩方優點。不管這樣的理想能達到幾成,我覺得最近日本的翻譯易讀性確實有提升,因為讀來艱澀的譯文一定留不住讀者。以往大家比較少機會接觸西洋文學,覺得西洋文學讀來艱澀是理所當然,但自從村上春樹先生的譯本問世,讀者才發現,原來西洋文學經過不同譯者的詮釋後,也可以如此好懂,於是對通順譯本的要求也漸漸提高,不好的譯本馬上會遭到撻伐。

詹:好像跟日本舞台劇處理台詞的走向也有些類似之處。從前的新劇、引進西洋戲劇時的台詞,也是充滿翻譯腔,但是最近的台詞更重視自然、寫實。翻譯小說的語言,跟翻譯戲劇台詞語言,走向其實很接近。

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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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田:80年代是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謳歌著Japan as No.1,不知為什麼這書現在在中國很紅?在大家心中,西洋比我們更高一等的想法漸漸淡薄,開始覺得身而為人,彼此之間或許沒有什麼不同。就算讀的是西方小說,裡面出現的人物其實也跟我們一樣都是人,大家開始慢慢有這樣的想法。

詹:日本人開始對自己有了自信,有更強的自我認同?

柴田:當初或許不該那麼有自信,你看後來日本經濟衰頹,不再是No.1,不過我覺得跌這一跤是好事,總之,與其抱持著「上下階級」的眼光來看來自己跟其他民族或文化,或許,將彼此同等視之是個好的開始。

日本原本崇尚中國、朝鮮等其他國家的文化,進入明治時期後又受到西方影響,向來很少把自己放在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將自己置於中心,卻帶來悲慘的下場。這是一個不擅長站在中心位置的民族。我不知道這到底是好是壞,不過看到現在的安倍總理,實在讓人覺得危險。總覺得這個國家以一種拙劣的方式充滿自信。

詹:台灣出版社一直受到批評,認為專注於翻譯書而少做國內作者自製書。您身為譯介外國作品的翻譯家,怎麼看待自己的角色?當一個國家大量引進外國著作,會導致它的中心偏離嗎?或是反而有助於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

柴田:我不認為日本「置於中心」是一件太重要的事。同時,介紹優秀的外國作品,也能帶給本國作家具有建設性的刺激,進而促使本國文學更加豐富。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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