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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

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為何狂熱消費?最火熱的商品是毛澤東像章?──讀《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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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中國是消費主義興盛的國家,現在的我們未必會感到違和。畢竟,21世紀之交,中國茁壯成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全世界都趨之若鶩;隨著中國經濟實力成長,中國品牌的銷售與傳播也是台灣人熟悉的過程。簡言之,中國不僅很會買,也很會賣。

但是,如果說消費主義在毛澤東時期的中國(1949-1976)也同樣盛行,我們可能就會覺得有點奇怪了。尤其,五〇與六〇年代的近代中國充斥著飢荒、整肅、政治鬥爭與經濟蕭條,實在難以與消費主義有任何連結。

在哈佛大學專研中國消費史的歷史學家葛凱 ( Karl Gerth ) 所著的《消費中國》正提出了此一違反直覺的觀點——本書描繪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中國!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後發起的一系列運動,表面上是反對資本主義,為了建構社會主義的新世界,但實際上反而引進了新的消費模式,擴大了消費主義的影響力。葛凱將此現象稱之為「國家消費主義」,也就是國家將勞動力高度集中,造就大規模的工業化,並且進一步控制、引導人們的消費需求。乍看之下,當時中國大眾的消費行為並非我們所熟悉的消費樣貌,但隨著葛凱深入剖析,毛時期的中國確實展現了消費過程的多種變化型。

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消費中國》的核心論點有些複雜抽象,但是它的實證資料非常好玩。

一則有趣的發現是「三大件」。葛凱發現,即便在1960年代的中國,奢侈品也司空見慣,消費風氣廣為流傳於大眾之間。所謂「三大件」,手錶、腳踏車、縫紉機,是全國數百萬人民都想購入的產品。有無數關於「三大件」的記憶顯示,人們透過消費這些產品來建構認同,以及它們的社會價值如何廣為認可——而運用消費產品來創造並傳達身分認同,正是消費主義的核心過程。

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1955)。
在徵收大型百貨公司時,黨也同時讓這些商店「大眾化」,在全國各地設置這些消費主義機構,
讓它們的商品售價更便宜,使得主要城市的旗艦店受到全體民眾歡迎。
(圖/《消費中國》內頁。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私人收藏)


以手錶為例,這個小小的精密機械是中共推動國家工業化的產品,也透過這小小的物件來引導人們的消費欲望,甚至把人們劃分為不平等的社經群體。以手錶在婚配市場上的價值來看,葛凱提出了有力的證據:

五〇年代,連北京工廠裡的女工也開始以是否擁有手錶,來衡量追求者是否適合。舉例來說,在一家北京的棉紡織廠,有兩位女性向約會對象索取手錶和衣服以便篩選人選——但如果關係不幸結束還是會退回禮物。

儘管女錶在七〇年代末的濟南十分罕見,馮國慶仍設法從朋友手中購入了一隻走私的日本 Omega 手錶,送給了他未來的妻子做為訂婚禮物。當時這隻女錶為60元人民幣,占了馮國慶全年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左右。雖然一隻手錶並不能向女方家庭表明自己富有,但這確實表明他是個體貼的人,還有能力利用體制取得重要物品。

這段手錶的紀錄讀來,與現代人婚前買車買房的討論無異。我們用車子房子象徵自己的身分地位,暗示品味,表達我是誰,以及我很有辦法;而那時候的中國用手錶、腳踏車、縫紉機來顯示這一切。重點不只是消費產品的金錢價值,也包括取得特定消費產品的能力——擁有特定消費產品代表了某種社會經濟狀態,令絕大多數人嚮往。

三位被國家下放農村的青年在 1970 年返鄉時拍攝的照片,他們戴著在地的中山牌手錶、穿著時髦,並擺出望向「光明未來」的毛時代典型姿勢。(圖/《消費中國》內頁。陳晰私人收藏)


另一則不可不提及的狂熱消費是:毛澤東像章。若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有狂熱的消費實踐乍聽之下令人難以置信,但是,明明白白的歷史證據擺在眼前:消費主義不只存在,而且是一種被國家力量強化的時尚。所謂狂熱消費是指:某個產品突然出現,被人們熱情喜愛,從社會的小眾快速向外擴展,吸引極大量的消費者擁有,然後突然結束——這可能是丁字褲,大墊肩西裝外套,豹紋洋裝,或者,也可能是幾十億枚毛澤東像章。

1966 年,天安門廣場舉行第一次群眾大會。從此全中國上千萬的紅衛兵都渴望到北京參加集會,親眼看見毛主席,並且戴一枚毛像章回家,做為自己曾共襄盛舉的證明。雖然一開始毛像章是由國家策動,由解放軍先開始配戴,藉此推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很快的,被捲動的人群生長出猖狂的需求,國家已經沒有辦法回應或控制這股消費能量。國家的工作單位開始生產大量未授權的像章,並且出現黑市銷售。這個黑市經濟很快就膨脹到與國家經濟並駕齊驅,人們開始使用像章做為交易的貨幣,並且不同的像章也出現「品牌」效果。

與毛澤東有關的地方所製造出來的像章,特別是在毛出生地製造的像章,是人們最嚮往的。人們也看重視覺符號,例如『忠』字,可以出現在正面或背面,向日葵圖像象徵奉獻,芒果則象徵毛澤東的仁愛。在北京,最受歡迎的是專為人民解放軍製作的原版像章——幾十枚這樣的像章,可以用來交換高級腳踏車。

鍍鋁的毛像章最常見,但也有用金銀銅不鏽鋼錫和其他金屬製成。或者用當地材料製作,包括竹子、陶瓷、木材、骨頭、大理石、玻璃與紙板。到了1968年,以前專門生產御用瓷器的景德鎮開始生產瓷質毛像章。基於聲望或稀有性,收藏家們都希望能包含各種材質的像章。

到最後,即使中央政府決定要管制甚至壓制像章的生產、流通與消費,人們巨大的渴望卻讓這類努力徒勞無功。工人甚至違抗命令,集體保存稀有價值的像章。例如,海南機械廠有大約七百名工人一起保存了一枚高達195公分的毛像章。這個像章被藏在倉庫架子後方,一躲15年,一直到倉庫搬遷才被發現。

各式各樣的毛像章,大小、圖像和材質(塑膠、鋁和瓷器)各異,包括右下方的「夜光」像章,以及它上面那枚,毛澤東望向右邊;對製造者來說,這是一個有潛在危險的圖像,因為暗示毛澤東支持右翼政治。最右下角的星星形像章,是送給解放軍的一套兩枚之一,但後來一般民眾也開始佩戴。(圖/《消費中國》內頁


簡單地說,即使是最想終結資本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反而都還帶來了毛澤東時代消費主義的典範。幾十億件平凡的小物件助長了不可控制的狂熱消費,國家甚至透過一定的強制參與,點燃了這股不斷自我增生的熱潮。文化大革命,就像同時期中共推動的一系列運動,不僅沒有消弭社會不平等,反而見證了消費文化持續不朽的存在。

這個奇異而違反直覺的現象,正是這本《消費中國》獨特的貢獻——中國共產黨自詡為資本主義的對立者,卻在其火紅時代成為了消費主義的信徒。



作者簡介

1986年生,高雄人,作家,學術工作者。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律碩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文創作以散文為主,以平實的生活紀錄探討政治性別議題,近有政治、文學評論散見報導者、端傳媒、故事、女人迷、OKAPI。著有《台北女生》《甘願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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