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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

兩個猶太家族如何在中國打造富可敵國的金融王朝?–—讀《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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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則理應看似光鮮亮麗的成功故事,讀來卻處處充滿著無奈哀傷。

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講述沙遜(Sassoons)嘉道理(Kadoories)兩個猶太富商家族從清末開始在中國的起落,橫跨三個世代,由19世紀到21世紀,歷經一百多年。當他們來到中國,上海這座城市才剛剛開始登上全球商業的舞台,他們和這座未來將被稱為「十里洋場」、「冒險家樂園」的城市,一起創造了富可敵國的輝煌。但「富可敵國」終究只是一個形容詞,即使是像沙遜、嘉道理這樣不可一世的富商巨賈,仍然難敵權力場的傾軋,捲入了民國動蕩不安的漩渦。曾經的富麗堂皇,甚或紙醉金迷,如今回望,依舊應了那句「人間正道是滄桑」。

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令中共忌憚,支配近代中國經濟200年的猶太勢力【沙遜&嘉道理金融王朝】

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令中共忌憚,支配近代中國經濟200年的猶太勢力【沙遜&嘉道理金融王朝】


從歷史書寫的角度,本書點亮了幾個被人們理所當然忽視的暗區:

一、關於商人

不論任何時代或任何地域,商人都是主宰社會的力量,但在歷史上,特別是中國史,受到長久以來儒家觀念影響,身處「士農工商」末流,留下的身影往往十分隱晦,或特意粉飾的歌功頌德,難以還原本來面目。儘管學界已開始努力挖掘這些商人的歷史,這些研究仍多半在經濟史的脈絡下討論,偏重金融體制的變化,少有觸及「」的層面。


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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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國商業勢力在中國的活動

談起中國近現代史,帝國主義國家挾著船堅砲利侵略中國,於中國各地建立宛如國中之國的租界,是我們求學階段朗朗上口的常識。但我們對這些外國人所知非常有限,僅有模糊印象,更多是批判的口號。在多數連生平背景都未知的情況,更遑論他們的租界生活,以及在這樣獨特空間的生活型態,對殖民母國和被殖民者的影響。專業研究上,近來中研院近史所張寧教授的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就以三項西式運動出發,探討涉及這些生活在租界的異鄉人的日常層次。這本《最後的金融大帝》則補上了歷史普及的角度,以人與人的連結和互動,呈現這些外國仕紳的世界。


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灘(圖片來源/wiki)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灘。(圖片來源/wiki

 

三、猶太人的歷史

透過影視傳媒,在東方的我們對猶太人並不能說全然陌生,頂多是「有錢、有權」的刻板印象,或二戰遭到納粹大屠殺,少有深入認識。刻板印象和大屠殺正好是相關聯的因果,正是這些千篇一律的概括凝結成偏見,在有心人利用下,讓偏見帶來殺戮。倘若對猶太人的理解還停留在刻板印象,就等於是對大屠殺這樣的人類暴行欠缺反省。

隨著臺灣有愈來愈多猶太族群或希伯來文化的相關書籍上市,如歷史學家西蒙.夏瑪(Simon Schama)猶太人、記者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等,或者是以色列文學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作品,對猶太文化理解的缺塊正逐漸補齊。《最後的金融大帝》別開生面,它揭示了:猶太族群並不遙遠,一直在我們熟悉的歷史中扮演重要推手,這些在二戰前被視為無祖國的人,曾經以外來者的身分,或明或暗的推動著上海乃至中國的繁華和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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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外國勢力和猶太人,這些常識的認知裡,都是推動歷史的重要力量,在既有偏重政治和國族的論述中,發揮的影響和受到的關注多半不成正比。即使在學術前緣已有少數敏銳的研究者做出細緻分析,但本書作者喬納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以流暢的記者之筆,夾敘夾議的娓娓講述,讓這些被時光塵埃所掩沒的歷史人物,以傳記形式走進一般讀者的視線。

作者所關注的,並不在歌頌沙遜、嘉道理兩大家族的豐功偉業,而是如實陳述了這群以商業立足於中國的外來者,無論擁有多少財富,結交多少政商關係,在異國土地上,他們仍是無根的漂流者,看似身在能影響局勢的「中央」,在某種意義卻依然「邊緣」,成為受擺布的棋子。


大衛.沙遜和他的兒子們(圖片來源/wiki)大衛.沙遜和他的兒子們。(圖片來源/wiki

埃利.嘉道理(圖中)與兒子羅蘭士(圖左)、賀理士。(圖/《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


故事從大衛.沙遜(David Sassoon, 1792-1864)開始講起,本身就是一種輪迴的暗示。沙遜家族在巴格達享有長期繁榮,從18世紀末開始,被官方封為「納西」(Nasi),即「猶太人的王子」,是統治者和猶太社群的中間人,在政商兩界都深具影響力,然而一旦遇到了鄂圖曼帝國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鬥爭,大衛也只能被迫放棄一切,於1833年逃亡到印度,在新的統治者英國治下重新開始。日後沙遜、嘉道理兩家族在中國的命運,幾乎就是巴格達沙遜家族的重演。


藉由鴉片貿易,在大衛的領導下,沙遜家族很快在亞洲建立起新的商業帝國,並在1850年代,以上海做為經營中國貿易的基地。大衛去世後,家族將主力放在英國,中國市場因為內部繼承問題,有過短暫的波動,但在維克多.沙遜(Victor Sassoon, 1881-1961)於1920年代接手後,再度取得了繁盛。維克多也以娛樂大亨的姿態,把上海經營成一座世界級城市。

不同於大衛.沙遜帶著巴格達上層社會的人脈,來自下層的埃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 1867-1944)離開巴格達來到中國時還是個青少年。他在1880年抵達上海時,先在沙遜集團下謀職,之後獨立發展,白手起家打造自己的商業帝國,屢敗屢戰,伴隨著上海崛起,帶著兩位兒子羅蘭士、賀理士,打下了一片江山。

兩家族在上海的基業看似穩定,也試圖和執政當局建立好關係,然而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爆發,徹底破壞了這一切的苦心經營。1937年戰爭初期,兩家族還能救濟來自歐洲納粹逃亡潮的難民,在國民黨和日本之間找尋模糊的灰色地帶,但最後還是難逃破局。1941年日軍襲擊美國珍珠港,進而占領上海租界,維克多逃亡海外,嘉道理父子三人分別被關進上海和香港的拘留營。

1945年日本投降後,隨著國民黨敗退,共產黨掌權,兩家族在上海的物業由中共接收。嘉道理兄弟把重心移到了香港,調整心態,以香港為家,發展能源產業,重頭開始,並收容大量從中國逃亡來的難民。等到1980年代鄧小平執政,嘉道理家族企業重回改革開放的中國,卻已是滄海桑田。相形之下,心灰意冷的維克多,則留下了「中國放棄了我」,徹底遠離中國,在去世前,還特地交待家族後人:「答應我,你永遠都不會去中國。


1980年代鄧小平執政,嘉道理家族企業重回改革開放的中國,卻已是滄海桑田。(圖片來源/《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內頁)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圖左)與羅蘭士.嘉道理。
(圖/《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


作者最後歸納,這兩個家族都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受益者,對中國也有正反不一的影響:

  • 一方面,他們體現著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不平等,兩家族的獲利就建立在對華人剝削和各種特許之上,造成社會貧富懸殊,替日後共產革命埋下遠因之一。
  • 另一方面,他們打造了上海的繁榮,讓這座城市走入全球化網絡中,開啟一條中國發展的可行之路。直到今日,上海依然象徵開放、多元、國際化,和封閉的民族主義路線迥異其趣。

無論兩家族的影響為何,在來華發展的漫長過程中,他們也意識到必須和在地結合,逐步放棄殖民者的思維,如同嘉道理在香港所做的一樣。作者也指出,兩家族是成功的商人,卻是失敗的政客,總是做出錯誤的判斷。反過來說,即使由事後諸葛的角度,並沒有什麼選擇才是最正確的。這似乎也是猶太族群的宿命,從巴格達到上海,乃至二戰時的歐洲,他們永遠被視為外來者,永遠的邊緣人,脆弱的金錢利益共生關係,終究不敵政治野心和覬覦的挑戰。

沙遜和嘉道理家族所打造的帝國,是海市蜃樓,是失根者的無奈,在地的族群融合可以是解方,卻需要相當覺悟,乃至結構性的大刀闊斧才能完成改革。在全球化的今日,人群移動更加頻繁,在新的政治帝國對立再起之時,兩家族的命運或許是一個警愓,如果還是依照19世紀的陳舊邏輯,區分中央/邊緣、統治/被統治,那麼,不論在未來建立多少豐功偉業,不免仍歸於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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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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