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猶太家族如何在中國打造富可敵國的金融王朝？–—讀《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

這是一則理應看似光鮮亮麗的成功故事，讀來卻處處充滿著無奈哀傷。

《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講述沙遜（Sassoons）、嘉道理（Kadoories）兩個猶太富商家族從清末開始在中國的起落，橫跨三個世代，由19世紀到21世紀，歷經一百多年。當他們來到中國，上海這座城市才剛剛開始登上全球商業的舞台，他們和這座未來將被稱為「十里洋場」、「冒險家樂園」的城市，一起創造了富可敵國的輝煌。但「富可敵國」終究只是一個形容詞，即使是像沙遜、嘉道理這樣不可一世的富商巨賈，仍然難敵權力場的傾軋，捲入了民國動蕩不安的漩渦。曾經的富麗堂皇，甚或紙醉金迷，如今回望，依舊應了那句「人間正道是滄桑」。

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令中共忌憚，支配近代中國經濟200年的猶太勢力【沙遜&嘉道理金融王朝】

從歷史書寫的角度，本書點亮了幾個被人們理所當然忽視的暗區：

一、關於商人

不論任何時代或任何地域，商人都是主宰社會的力量，但在歷史上，特別是中國史，受到長久以來儒家觀念影響，身處「士農工商」末流，留下的身影往往十分隱晦，或特意粉飾的歌功頌德，難以還原本來面目。儘管學界已開始努力挖掘這些商人的歷史，這些研究仍多半在經濟史的脈絡下討論，偏重金融體制的變化，少有觸及「人」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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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國商業勢力在中國的活動

談起中國近現代史，帝國主義國家挾著船堅砲利侵略中國，於中國各地建立宛如國中之國的租界，是我們求學階段朗朗上口的常識。但我們對這些外國人所知非常有限，僅有模糊印象，更多是批判的口號。在多數連生平背景都未知的情況，更遑論他們的租界生活，以及在這樣獨特空間的生活型態，對殖民母國和被殖民者的影響。專業研究上，近來中研院近史所張寧教授的《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就以三項西式運動出發，探討涉及這些生活在租界的異鄉人的日常層次。這本《最後的金融大帝》則補上了歷史普及的角度，以人與人的連結和互動，呈現這些外國仕紳的世界。

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灘。（圖片來源/wiki）

三、猶太人的歷史

透過影視傳媒，在東方的我們對猶太人並不能說全然陌生，頂多是「有錢、有權」的刻板印象，或二戰遭到納粹大屠殺，少有深入認識。刻板印象和大屠殺正好是相關聯的因果，正是這些千篇一律的概括凝結成偏見，在有心人利用下，讓偏見帶來殺戮。倘若對猶太人的理解還停留在刻板印象，就等於是對大屠殺這樣的人類暴行欠缺反省。

隨著臺灣有愈來愈多猶太族群或希伯來文化的相關書籍上市，如歷史學家西蒙．夏瑪（Simon Schama）的《猶太人》、記者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的《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等，或者是以色列文學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的作品，對猶太文化理解的缺塊正逐漸補齊。《最後的金融大帝》別開生面，它揭示了：猶太族群並不遙遠，一直在我們熟悉的歷史中扮演重要推手，這些在二戰前被視為無祖國的人，曾經以外來者的身分，或明或暗的推動著上海乃至中國的繁華和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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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外國勢力和猶太人，這些常識的認知裡，都是推動歷史的重要力量，在既有偏重政治和國族的論述中，發揮的影響和受到的關注多半不成正比。即使在學術前緣已有少數敏銳的研究者做出細緻分析，但本書作者喬納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以流暢的記者之筆，夾敘夾議的娓娓講述，讓這些被時光塵埃所掩沒的歷史人物，以傳記形式走進一般讀者的視線。

作者所關注的，並不在歌頌沙遜、嘉道理兩大家族的豐功偉業，而是如實陳述了這群以商業立足於中國的外來者，無論擁有多少財富，結交多少政商關係，在異國土地上，他們仍是無根的漂流者，看似身在能影響局勢的「中央」，在某種意義卻依然「邊緣」，成為受擺布的棋子。

藉由鴉片貿易，在大衛的領導下，沙遜家族很快在亞洲建立起新的商業帝國，並在1850年代，以上海做為經營中國貿易的基地。大衛去世後，家族將主力放在英國，中國市場因為內部繼承問題，有過短暫的波動，但在維克多．沙遜（Victor Sassoon, 1881-1961）於1920年代接手後，再度取得了繁盛。維克多也以娛樂大亨的姿態，把上海經營成一座世界級城市。

不同於大衛．沙遜帶著巴格達上層社會的人脈，來自下層的埃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 1867-1944）離開巴格達來到中國時還是個青少年。他在1880年抵達上海時，先在沙遜集團下謀職，之後獨立發展，白手起家打造自己的商業帝國，屢敗屢戰，伴隨著上海崛起，帶著兩位兒子羅蘭士、賀理士，打下了一片江山。

兩家族在上海的基業看似穩定，也試圖和執政當局建立好關係，然而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爆發，徹底破壞了這一切的苦心經營。1937年戰爭初期，兩家族還能救濟來自歐洲納粹逃亡潮的難民，在國民黨和日本之間找尋模糊的灰色地帶，但最後還是難逃破局。1941年日軍襲擊美國珍珠港，進而占領上海租界，維克多逃亡海外，嘉道理父子三人分別被關進上海和香港的拘留營。

1945年日本投降後，隨著國民黨敗退，共產黨掌權，兩家族在上海的物業由中共接收。嘉道理兄弟把重心移到了香港，調整心態，以香港為家，發展能源產業，重頭開始，並收容大量從中國逃亡來的難民。等到1980年代鄧小平執政，嘉道理家族企業重回改革開放的中國，卻已是滄海桑田。相形之下，心灰意冷的維克多，則留下了「中國放棄了我」，徹底遠離中國，在去世前，還特地交待家族後人：「答應我，你永遠都不會去中國。」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圖左）與羅蘭士．嘉道理。
（圖/《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

作者最後歸納，這兩個家族都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受益者，對中國也有正反不一的影響：

• 一方面，他們體現著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不平等，兩家族的獲利就建立在對華人剝削和各種特許之上，造成社會貧富懸殊，替日後共產革命埋下遠因之一。
• 另一方面，他們打造了上海的繁榮，讓這座城市走入全球化網絡中，開啟一條中國發展的可行之路。直到今日，上海依然象徵開放、多元、國際化，和封閉的民族主義路線迥異其趣。

無論兩家族的影響為何，在來華發展的漫長過程中，他們也意識到必須和在地結合，逐步放棄殖民者的思維，如同嘉道理在香港所做的一樣。作者也指出，兩家族是成功的商人，卻是失敗的政客，總是做出錯誤的判斷。反過來說，即使由事後諸葛的角度，並沒有什麼選擇才是最正確的。這似乎也是猶太族群的宿命，從巴格達到上海，乃至二戰時的歐洲，他們永遠被視為外來者，永遠的邊緣人，脆弱的金錢利益共生關係，終究不敵政治野心和覬覦的挑戰。

沙遜和嘉道理家族所打造的帝國，是海市蜃樓，是失根者的無奈，在地的族群融合可以是解方，卻需要相當覺悟，乃至結構性的大刀闊斧才能完成改革。在全球化的今日，人群移動更加頻繁，在新的政治帝國對立再起之時，兩家族的命運或許是一個警愓，如果還是依照19世紀的陳舊邏輯，區分中央／邊緣、統治／被統治，那麼，不論在未來建立多少豐功偉業，不免仍歸於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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