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往往不自覺的以為歷史是不斷往前進步的,線性歷史觀是人性某種天真的投射,希望自己身處在最好的時代,擁有值得期待的明日。然而,現實世界多半容不下天真,歷史發展多半還是應了那句「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的老話,許多錯誤輪迴上演,帶來悲劇。
中國近代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1961-)於2010年出版了《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隔年很快有中文譯本,該書及後續出版的《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在當時史學界掀起不小波瀾。學界的專業論辯,在此不加詳述,無論評價為何,皆承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直充滿著禁忌,大量資料未曾公開,限制了研究的開展,但在檔案法頒布後,數千份中央及地方的檔案一度對外開放,馮客於是發揮史家基本功,大量使用各級檔案館資料,拼湊出不同於過往官方或上層知識分子的庶民觀點。
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圖片來源/wiki)
馮客1961年出生荷蘭,於瑞士日內瓦大學完成大學教育,短暫居住中國後,前往倫敦,1990年取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學位,並於該校任教。2006年,他前往香港大學擔任歷史系講座教授,教授中國近代史迄今。他早年的研究受到當時史學界「新文化史」浪潮影響,議題多元,從幾本專書題名:《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性、文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性控制》、《不完善的概念:中國的醫學知識、生育缺陷和優生學》、《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麻醉文化:中國毒品史》,便可看出他關注的廣泛,不畏挑戰學界新興領域的企圖心。細觀這些書籍,可覓得一貫穿的主旨關懷:
國家權力如何以不同方式形塑人們的日常生活,哪怕是最個人的私領域。
《毛澤東的大饑荒》、《解放的悲劇》、《文化大革命》可視為此關懷的延伸,並聚焦於毛澤東統治下的百姓生活。此三部曲有二大特色:一是書寫格局與規模擴大,再也沒有比高舉意識型態、對人民公私領域進行「大改造」的過程,更能彰顯國家權力無孔不入的滲透和毀滅;另一方面,可看到馮客寫作筆法的進化,此前其論著多屬「專論」,而這三部曲展現高明的敘述技巧,不但秉持專業規範,還打造出更貼近一般讀者閱讀的「通史」。
他以1945年國共內戰為起點,止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離世,依時序分三個階段描述毛主政下的中國:
- 《解放的悲劇》(1945-1957)聚焦中共建權之後,經由一波波「改造」,創造「共產黨主義新人」的極端過程。而「解放」的美好承諾,在50年代末逐漸走向幻滅。
- 《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敘述毛推動的「大躍進」運動讓中國變成人間煉獄。書中推估死亡人數至少4500萬人,並直指此為人禍,不管筆法和立論都替全系列奠立基調。(本書在台絕版已久,此時重譯上市,實為珍貴。譯者蕭葉譯筆優美流暢,在許多專用名詞和細節推敲上花費心力,使整體編譯品質大幅提升。)
- 《文化大革命》(1962-1976)則承繼一貫的民間視角,詳述十年文革的風風雨雨,除了再現文革的殘暴和醜陋,由下而上的觀察,也勾勒出某種訴諸於陽奉陰違的社會堅韌。
在台灣,相關專業書籍不難獲得,如陳永發院士對中共歷史完整剖析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研究文革的經典《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楊繼繩關於大飢荒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或香港中文大學的《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乃至諸多個人回憶錄,如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等,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閱。
馮客所打造的凡人視角,則提供了最直觀也最觸動心弦的整體圖像。三部曲最出色的,就是還原這30年間一般人在政治風暴不斷衝擊下的生活樣貌。被扭曲的人性,在作者引導舖陳下「神入」書中每一頁,讀來身歷其境,膽顫心驚。
譬如《解放的悲劇》裡,人們在提交共犯的「業績」壓力下,捕風捉影尋找鬥爭對象,將嫌疑人的頭塞進馬桶、埋在雪中、跪在燙灰上,屈打成招。或者,這一切政治整肅、思想改造最具代表的象徵──設置集中營,進行肉體酷刑、「自我批評」和「教育大會」等精神侵犯與尊嚴剝奪,如親歷者所言:「思想改造就是對自己的身體和精神的自我清算。」許多人被逼得選擇自殺。
在《毛澤東的大饑荒》也看到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產能數字,無視成本、代價和良知,例如,北京一家染料廠一年內售出120噸有害色素用於食品添加劑;或一批7800萬瓶過期盤尼西林流入市場,完全不受管控,因為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沒有廢品,甲的廢品就是乙的糧食。」高層天馬行空狂想,下層官僚粉飾太平,結果導致大饑荒,人民不惜吃土吃石頭,甚至吃屍體。
《文化大革命》裡的歷史場景,對台灣讀者較不陌生,但讀到在蘭州武裝的造反派,光天化日之下,用自製標槍刺傷、刺死他人,街道滿布屍體;或者下鄉的學生,在江西和雲南每 6人就有一人得到慢性病,從肝癌到心臟病都有,發配到北方的則因缺碘而甲狀腺腫大,年輕女性被性侵更時有所聞。這些紀錄令人難以置信──不只是史實的殘酷,更是獨裁所能造成的瘋狂程度。
這三部曲當然是針對特定時空背景而寫成,然而某些段落所體現的邏輯,在數十年後的今日看來卻莫名熟悉,也處處可見史家真切的當代關懷,呼應著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的史識。
這或許是膽顫心驚之餘,應進一步思考的。如同馮克在新著《獨裁者養成之路》揭示的: 20世紀的獨裁者們雖然崛起背景各異,仍有一普遍性,即對「個人崇拜」和「恐怖政治」的仰賴。三部曲中那些不可思議的情節,可視為兩者在20世紀後半中國的作用及後果。《獨裁者養成之路》裡這段話,亦解釋了三部曲中的瘋狂行徑:
「個人崇拜的目的,並不是要讓人相信或被說服,而是要製造混亂、摧毀常識、強制服從,讓每個人變得孤立並碾碎他們的尊嚴。人們必須自我審查,並且反過來監視他人,譴責那些對領袖獻殷勤不夠真誠的人。」
也許,進步從來不是必然,但進步並非全然絕望的空想,唯有經由情感不斷的重返過去,以理性不停的思索現在,才能擁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未來。《毛澤東的大饑荒》、《解放的悲劇》、《文化大革命》正提供了這樣的閱讀經驗,是每個關注當下的人都不應錯過的史著。
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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