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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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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暴力行為人所共知, 但其極端形態— 集體殺戮—卻極少被談論。1967至1968年間,以公開處決、鄉鄰互相殘殺等為形式的集體殺戮在中國農村大範圍存在,其廣度和深度令人震驚。

  本書首次透過地方檔案、政府公開材料和南方兩省倖存者的訪談資料,有系統地記錄和分析這種殘暴現象。研究聚焦於農村普通人的行為,探討文革期間千萬人自願參與文革甚至集體殺戮背後的深層邏輯。作者提出解釋力極強的「社區模型」,挑戰主流種族滅絕研究所採用的「國家政策模型」。在揭示史實與建構理論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

  正如作者所說:「都說文革是因為愚昧造成的,如果沒有深入的研究,我們恐怕永遠不會明白愚昧在什麼地方。」

  這是一本了不起的書,我們期待已久。它超越了已被廣泛探討的北京紅衛兵研究,選擇直面文革時期中國農村中集體屠殺的恐怖真相。在這部範本式的嚴謹著作中,蘇陽將「文化大革命」納入了它本該屬於的領域:種族滅絕研究。在這場堪比盧旺達大屠殺的集體殺戮中,村民與村民反目,成千上萬的人互相殘殺。—馮客(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在理論層面,本書首次嘗試揭示這樣一個過程:現代的種族滅絕不只被充斥著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所形塑,在國家的計劃之外,地方行動者和結構性力量也影響著這個進程。而在經驗層面,這本書再次提醒了我們,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現代世界最大的悲劇之一。它也將我們的注意力從城市中活躍的文革運動,轉移到不為人所熟知的鄉村故事。無論在文革研究、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政治研究、種族滅絕研究還是社會運動研究等領域,這本書都將是我們書架上的一部傑作。—趙鼎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本書在各個方面都非常出色。首先,蘇陽巨大的貢獻在於收集了極其大量的原始資料,包括地方報紙、政府公開檔案、訪談等。書中記錄的歷史事件不僅外國人不熟悉,大部分的中國人也未必瞭解。但這並不只是一本揭露真相的歷史學研究,它以重要的社會學角度介入了一個長期被壟斷的研究領域,該領域充斥著對個體心理的解讀、將暴民行為簡單化的理論和特殊化具體歷史契機的論述。同時,這本書證明了僅僅是政策動員並不能導致集體行為—突發事件、環境因素、社會崩潰等都是相同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書對政治社會學和社會運動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美國社會學學會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獎得獎評語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蘇陽


  2003年獲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現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副教授。另有研究見諸多種重要期刊,如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Law and Society Review、China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等。

宋熙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博士,現於出版社任職策劃編輯。譯有《好研究如何設計:用量化邏輯做質化研究》。

 
 

目錄

插圖目錄   xv
表格目錄   xvi
中文版序   xix
前言與致謝   xxv
 
第1殺汝鄰居   1
集體殺戮的謎團   3
國家政策模型的局限   6
社區模型   10
動員還是崩潰,抑或兩者皆是?   16
文革研究的新視角   20
研究設計以及資料來源   24
全書內容概述   26
 
第2章 記錄   37
整體圖景   38
利用縣誌記錄集體殺戮   40
官方數字的背後   42
殺戮模式:縣際差別和時間變化   47
廣東和廣西:兩個最為暴戾的省份   51
更多確鑿的官方證據   53
集體殺戮的特徵   59
結論   62
 
第3社區與文化   71
田野調查   73
目擊者們   77
邊疆文化裏的宗族體系   80
暴力的傳統   86
新政權時期的村莊   87
文化與集體殺戮   89
結論   92
 
第4階級敵人   97
受害者身分的建構主義觀點   98
土地改革中的一個地主家庭   101
土地改革:通過經濟差異製造階級標籤   104
土改清算:通過暴力固化階級標籤   107
為何延續人為的階級劃分   112
階級敵人的生活   117
結論   120
 
第5毛時代的普通人   127
平常的人和不平常的行為   129
事業平衡中的失與得:授權者   132
激進化的邏輯   141
毛時代的普通人   144
結論   152
 
第6解體法律   159
改變社會控制的形式   160
黨與法律:文革之前   162
官僚對陣運動:文化大革命   169
死刑:政策和實踐   177
1967和1968年國家對集體殺戮事件的反應   180
結論   182
 
第7構建戰爭   191
戰爭與滅絕性的屠殺   193
城市中的街鬥   196
揭露「陰謀網絡」,開展階級鬥爭展覽會   202
被當成替罪羊的農村四類分子   204
戰爭設定移除道德限制   211
結論   213
 
第8殺戮的模式   223
城鄉差異   225
省際差異   227
解釋集體殺戮的縣際差異   230
結論   239
 
第9理解眾目睽睽下的暴行   243
眾目睽睽下的暴行   245
國家倡導,國家失靈,還是兩者皆是?   248
地方條件   250
重溫動員範式   252
走向種族滅絕和大屠殺的社會學模型   256
結束語:毛時代中國的鄰里及其他   258
 
附錄: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統計分析   267
參考書目   273
 



  與對瞭解那段歷史的渴望形成對照,從中文讀者的角度來看,對文 革的研究作品處在稀缺的狀態。比較容易上手的書,往往都是通史類或 者個人回憶錄方面的。對一個專題或者一個地方的研究,相對就少。1 這種貧困,固然有我們熟知的政治原因;由於技術層面和商業層面的原 因,通過港臺出版文革研究也面臨困難。

  這個困難是翻譯。海外從事文革研究的學者不少,作品其實也豐 富。但是對中文讀者來說,有語言的阻隔。誰來翻譯呢?誰既有歷史社 科知識,又有良好的文字功底,更重要的是能拿得出時間來?翻譯一本 書需要的時間和心血,恐怕與寫一本不相上下。出版社拿不出翻譯費, 因為出版學術書本來就賠錢。由於在發行和推銷上的限制,關於文革的 書也如此。所以這本書今年跟中文讀者見面,一是歸功於譯者宋熙的學 術興趣,二是歸功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識見。可惜還有很多文革英 文專著,一直還留在英文世界。讓我提到若干,既表達我的尊敬,也提 供一個背景來理解拙著的內容和風格。

  在研究文革的英文著述中,我最推崇若干描述地方文革的專著。魏 昂德(Andrew Walder)的《張春橋與上海的一月革命》把上海市委的人物 寫得栩栩如生。精英糾葛連動群眾派系,地方衝突領軍全國風潮,從而 引發了影響深遠的上海奪權事件。李鴻永(Hong Yung Lee)的《中國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也出版於1978年,以北京和廣州的紅衛兵為描述主體,映像了全國城市文革的脈搏。該書提出的試圖解釋派系形成的理論 問題,一直激發著經久不衰的爭論。同一個年代出版的還有駱思典 (Stanley Rosen)的《紅衛兵派系和廣州文革》(1984),聚焦廣州中學生運 動。 九十年代出版的有王紹光的武漢研究《超凡領袖的挫敗》(1995)和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與李迅合著的上海《無產階級力量》(1997);堪稱 這一傳統中兩部最為詳實精彩之作。前者有王紹光親歷武漢對當事人的 大量採訪,後者有李迅掌握的上海工會歷史檔案。最近新出版的有魏昂 德的北京紅衛兵研究《分裂的造反》(2009),是這批經典的最新奉獻。 作者多年搜索積累,對關於北京紅衛兵的文字記載可謂皓首窮經。2

  如果通史往往流於宏大而空泛,上述這些書則細述人物、地點、時 間、事件,讀起來近似章回小說。如果個人回憶錄的視角過於偏窄,這 些書則聚會了諸多力量的交織,呈現大中型規模的政治社會互動全景。 比如,裴宜理和李迅的上海故事,諸多細節中包含了普通黨員王洪文的 崛起。1966年6月的一天,王在上棉17廠貼出平生第一張大字報,這一 行動給他個人、上海以及整個國家帶來了深遠影響。3 又比如,王紹光 詳細記述武漢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形成,進而探討造反派內部的溫和派和 激進派的分野。關鍵人物和關鍵細節很豐富。王這樣記述著名武漢「七 • 二〇」事件前夜:

  破曉時分,約200個保守派組織成員衝入東湖賓館,當面質詢謝富 治和陳再道。因為謝富治與王力的表現有所不同,一直以來對百 萬雄師和武漢軍區沒有什麼批評,所以開始群眾代表跟謝談判進 行得較順利。雙方同意下一步由王力和謝富治接見保守組織,群 眾因此撤出賓館。但是當王力走出他的房間,混亂再起,又有由 8201和8199部隊士兵為主的幾百名保守派群眾衝進賓館。起先他 們中一些人誤把陳再道當作王力,用步槍槍托打他。等搞清楚了 誰是王力之後,開始圍攻王力。此時鍾漢華跪在地上,哀求他們 放開王力。4

  這些書所昭示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也是通史和回憶錄所不及的。 尋常書寫,往往局限於解讀領袖,記載悲劇,或者譴責制度。可是文革 之為文革,因為有千千萬萬的人自願自覺地、豪邁激昂地參與。為什麼 這麼多人會去做現在看來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給他人和自己帶來種 種損失和傷害?上述這些書,直接或者間接,提出並且試圖回答這個問 題。裏面的主要人物不是毛澤東、江青等等最高層,而是曹軼歐、潘國 平、聶元梓這些中層人物以及千萬下層群眾。文革既是毛澤東的運動, 也是普通人的運動。普通人的所做所為和行為邏輯,具有深遠的歷史意 義和理論意義。

  拙著是沿承上述著作的傳統寫出來的——它是關於地方文革(以廣 東和廣西為主),它講述遠離北京的故事,它有人物和故事情節,它的 理論焦點也是普通人的行為。但是跟上述各書相比,拙著有幾點不同。 第一,上面各書講述的文革都是發生在城市,而這本書寫的是農村。第 二,雖然我也寫到了文革的各個階段,但是我的重點是在1967–1968各 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後,對所謂「四類分子」的屠殺。第三,如果說上述 名著的文體是地方文革的小通史,而拙著的文體則是集中於一個專題而 進行的。地點上以兩廣為主,又不局限於兩省;時間上以文革為主,又 追述文革前毛體制的形成過程。

  對大規模的屠殺,早先已經有鄭義的《紅色紀念碑》、香港《開放雜 誌》上章成對道縣一案的詳細報道,還有對北京大興縣紅八月大屠殺的 記載,以及對發生在雲南、內蒙等地類似事件的報道。5 我的工作,一 是用一千五百多本縣誌所提供的數據與事實更大範圍地看這個現象的普 遍性。我的研究進一步支持了鄭義等先前作者的報道,並確定它是一個 相當普遍的現象。在本書英文版出版後,由宋永毅主編、於2016年出版 的關於廣西文革官方調查報告新資料,更加確定了這個悲劇的存在、廣 度和深度。6 二是進入田野,通過對受害人和當事人進行訪談,理解當 時出現這個奇特現象的社會條件。為什麼普通村民在沒有人強制的情况 下,自願自覺地去濫殺無辜?簡單的回答是階級鬥爭。但是,什麼是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的概念是如何來的?拙著重新構建了從1949後的解放 和土改到文革高潮的歷史,記述村民怎麼建構「他者」群體,怎麼爭當積 極分子,怎麼看待約束殺人行為的法律,怎麼把和平時期的一個鄉鎮、 一個村莊理解為戰時環境,進而可以把鄰里當做「敵人」。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中國還不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國家。公民還會在 司法程序之外受到以國家公權名義施行的拘捕、暴力和裁决。廣大公民 一般都不會去質問國家給予的這些罪名是不是可以成立,而是盲目地為 國家引導的群眾行為喝彩。如果毛澤東時代的帽子是「地主分子」、「走 資派」、「當權派」,當代的「壞人」有了新的名堂——撥亂反正時的「三 種人」、嚴打運動中的「流氓」、唱紅打黑裏的「黑」、懲治腐敗裏的「貪 官」。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分子」。每當新的一輪開始,人民欣然支 持,沒有要求國家把涉及人身自由的暴力行為納入法律軌道。所以文革 的迴響從未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消失。都說文革是因為愚昧造成的,如 果沒有深入的研究,我們恐怕永遠不會明白愚昧在什麼地方。偉大的喬 治 • 艾略特這樣說過:

  常言說知識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識去慢慢建造,愚 昧來頃刻毀滅。知識的力量在於真,在於謹慎,在於辨別,在於分 開或然和必然;愚昧則是一個亂衝亂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 石於鼓掌,恣意而為,把歡樂之所埋葬於深淵。7

  此書翻譯歷時二年有多,是譯者宋熙利用她的業餘時間完成的。我 感激之餘,也為其精神感動。我沒有能夠對譯稿進行校對;這一定給譯 者和編輯增添了很多細微而繁雜的工作。感謝中大出版社的甘琦、林 穎、林驍和其他編輯的辛勞。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景 明老師給我與中大出版社牽線。

  為了保護被採訪人的匿名性,書中對被採訪的對象以及他們所在的 地名,用假名。對已經見諸出版物文獻的人名地名,則用真名。第一章和第九章有些十分鋪排的理論討論,對學術圈外的讀者來說可能顯得生 僻抽象,可以跳過不讀。

蘇陽
2016年於美國加州爾灣

  註釋

  1 在此處說到「稀缺狀態」,只是相對而言。筆者在文革研究中深深得益於中 文作品。我對廣州文革的理解,參考了海楓所著《廣州地區文革述略》和劉 國凱所著多卷《人民文革叢書》。廣西方面,官方出版過《廣西文革大事年 表》、《南寧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等等一些詳細調查報告,在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圖書館有藏。對我寫書有直接幫助的還有下文要提及的鄭義和章成 等等。幫助我瞭解文革其他方面的中文著作甚多,只能略舉幾個作者:印 紅標、唐少杰、徐友漁、馬繼森、宋永毅、王友琴、王年一等等。

  2 Andrew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上述各書中只有王紹光的武漢研究被翻譯在香 港出版;中文書名為《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3 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p. 45. 中文是蘇陽的翻譯。

  4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p.154. 中文是蘇陽的翻譯。

  5 鄭義:〈兩個文革雛議〉,《華夏文摘》增刊,1997年第83期, 頁 1–14, www.cnd.org,2003年8月23登入。鄭義:《紅色紀念碑》(臺北:華實文化 公司,1993)。鄭義:〈廣西吃人狂潮真相:流亡中給妻子的第八封信〉,《華夏文摘》增刊,1993年第15期,www.cnd.org,2003年8月23登入。章 成:〈道縣大屠殺〉,《開放雜誌》,2001年7、8、9、12月四期連載。遇羅 文:〈北京大興縣慘案調查〉,載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 雜誌》社,2002)。張連和:〈五進馬村勸停殺〉,載者永平主編:《那個年代 中的我們》(呼和浩特:炎黃出版社,1998)。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 (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

  6 宋永毅主編:《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36卷)(紐約: 國史出版社, 2016)。 7 George Eliot, Daniel Deronda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p. 246. 中文是蘇陽的翻譯。
 

詳細資料

  • ISBN:9789629965761
  • 叢書系列:三十.三十書系
  • 規格:平裝 / 294頁 / 17 x 23 x 1.47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香港
 

內容連載

第1章 殺汝鄰居

1967年秋天,中秋節前後,沙凱初被村裏的民兵團團圍住,這些 人都是他的鄰居。他在一場湖南小江村鄉鎮廣場上舉行的批鬥大會上遭 到批判和羞辱。第二天清晨,他連同其他五位批鬥對象被押送到人民公 社總部。沙凱初哀求讓他向更高層的官員彙報自己的情況:「我為國家 打過仗,請不要忘了我做過的貢獻...」

37歲的沙凱初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從二十多歲開始就是家裏的頂 梁柱。他的父親,因地主身分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下稱「土改」) 中被殺。沙凱初加入過中國志願軍參加過朝鮮戰爭。退伍後,在村裏開 拖拉機。這次被揪出來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罪,而只是因為他 是地主的兒子。在遭到逮捕的前幾天,家人求他躲起來避避風頭,因為 其他幾個村子傳言已有人被殺。沙凱初對自己的過去感到自豪,這使得 他有相當的自信不必這麼做,畢竟他是為國家做過貢獻的人。

沙凱初自認為,比起其他五位同行的地主後代們,他的處境比較安 全,但他錯了。村領導和民兵決定在距離目的地不到四里(一里相當於 0.5千米)的路邊處死包括他在內的所有人。他是被鄭孟旭用棍子打死 的。沙凱初與鄭孟旭並非互不認識的陌生人。土改以來,沙家與鄭家就 是鄰居。鄭家現在住的房子是沙家的,充公後便分給了鄭家,當時鄭孟 旭是來自另一個村的遊手好閑的流浪漢。鄭孟旭對殺了沙凱初這件事絲 毫未感到歉意。當他回到村裏的時候,還高興地大喊:「太好了!太好 了!」。

可悲的是,沙凱初、與他同時受害的五個人以及執行死刑的鄰居的 故事絕非特例。在文革期間,農村地區有成千上萬的人像沙凱初一樣, 被他們如同鄭孟旭一樣的鄰居殺害,少則40萬,多則可能達到300萬 人。這些受害者唯一的罪名是他們身上「階級敵人」的政治標籤。不是 軍隊、紅衛兵或者系統性的官僚機器在進行種族滅絕,而是鄰居殺鄰 居。廣場上那些暴虐橫行的日子使得哀傷的河流至今仍然在這些村莊中 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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