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戎。（OKAPI 資料照。攝影 / 蕭如君）
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世紀三位傳奇女子，一部動盪百年的中國現代史
張戎寫史，從不畏懼觸碰權威，堅持以手中之筆摹出她親見、親歷的每段歷史。她的新作《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離開了晚清的慈禧、中共的毛澤東與自身家族的三代女人身世，決定一談中國近代無人不知的宋家三姊妹（與她們各自的丈夫）。她們的丈夫或許富敵強國（孔祥熙）、啟蒙民主（孫中山）、建立政權（蔣中正），但一如張戎的每部前作，在用心考據的史實裡，所有英雄豪傑都被重新定論。偉人落下神壇，逼顯各種不甘與欲念，她的史傳一直都在突顯人格，而非神格。
印象極深的一個閱讀切片，是讀到蔣宋美齡經常在危難時分想起英國詩人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詩句：「上帝就在天堂，人間一切完好。」與此對應，我想到的卻是日本神級動漫《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特別機構「NERV」。動畫裡，它的logo是由半片無花果葉與英文名稱組合成。典出《聖經》傳說，亞當、夏娃用以遮住裸身的無花果葉，它們相信人類有所不足，於是得通過生化科技補足。正是在這logo的下圈，出現了同一句英國詩人布朗寧的詩：“ God i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但《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新解卻可能是：「神在天堂，人自為之。」這也可以做為張戎寫史傳的慧解，我們所處的現代，沒有神的歷史，只有人的歷史。
一、史家的艱難
Q：您曾說過，寫作一系列非虛構的歷史人物傳記時，從《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2005）、《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2013），到新作《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20），奉行的宗旨一直是「秉筆直書，言必有據」。不禁令人想起《正氣歌》裡的典故：「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可史家在歷史中總備受磨難，這些年您是否也因為這般信念的寫作，遭遇什麼特殊境況與難處？
A：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2005年（中文版2006年）出版之後，我遭到不少攻擊，有的很惡毒，生命也受到威脅。當時是有思想準備的。在和我的先生喬 ． 哈利戴一道搞研究的時候（我們花了12年的時間寫這本書），看到發掘出來的史料，暴露的歷史真情，我就知道這本書很危險。要不要筆下留「情」？記得當年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多加考慮，直覺就是秉筆直書，不計後果。中華文化裡有你引用的《正氣歌》的傳統，這個傳統融化在我們的血液裡，讓我們寫史的只需直覺地這樣去做。
我本人有一些很好的條件，比如我是英國公民，有一定的世界知名度，這給了我某種程度的保護。迄今遭遇的最大難處，是不能自由地探望住在大陸、年近90的母親。看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一書的讀者，都明白我的母親在我生活中是多麼重要，在她病危時不能見面是多麼沉重的打擊。2007年，在英國政府的幫助下，我獲准每年回去看她兩個星期。當然，每次都要特別申請，過程總是難關重重，令我焦慮揪心；而且，隨時都有回不去的可能。以現在大陸的情況來看，以後能否再去很難說。為了如實寫史，我付出的最大代價是，或許今生今世會再也見不到母親。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23週年紀念版)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二、被竄改百年的歷史
Q：您在《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自序裡提到：「中國現代史被竄改百年，早就應該重新書寫。」這也是您一路走來欲以筆填補的歷史多面向。被改寫的歷史、遺失的史料，又何止晚清迄今。若歷史是筆、筆是武器，您會怎麼提醒自己，善用自己的筆？西方史裡，是否有同樣的遭遇？
A：善用自己的筆，很簡單，只須心存「秉筆直書」四個字。當然還有言必有據。正如胡適所說：「科學精神便是尊重事實，尋找證據，證據走到哪兒去，我們就跟到哪兒去。」這本書，像我從前寫的傳記一樣，「註釋與徵引出處」很多，為了不影響讀者閱讀的順暢，都由出版社放在網上，任大家查詢。
西方史，非常講究言必有據。寫歷史的人，書完成後，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寫「註釋與徵引出處」（Notes）、「徵引及參考文獻書目」（Bibliography）、「查閱檔案館一覽」，等等，非常嚴謹。
比起別的國家來，中國人特別重視歷史，而且賦予歷史強烈的現實意義，「以史為鑒」、「借古喻今」這些概念深入人心。在專制政權下，寫歷史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在西方，歷史與現實沒有像中國那樣聯繫緊密，我好像還沒有聽說過寫史給誰帶來殺身之禍。當然顧慮不可避免，不少人怕自己寫的東西會顛覆權威說法，權威在寫書評時把書說得一錢不值；或得罪了權威，以後找工作受到影響。但是在多元化的民主社會，權威不能一手遮天。因為這些便利，西方史的著者一向暢所欲言，所以不像中國史中有那麼多需要顛覆的東西。
三、「中國」的多面性
Q：《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裡，屬於宋美齡的回顧往事，頻頻出現一首詩，是英國詩人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名詩句：「上帝就在天堂，人間一切完好。」（God i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兩次出現的時機也別有意義，第一次是1936年12月「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另一次則是1949年12月，宋美齡獨自在紐約，大江大海、國民黨戰敗撤臺。她想起這句詩與婚姻生活的往事，決定毅然赴臺，來到逃離南京的丈夫身邊。宋家姊妹的一生，所經歷的「中國」一詞，足有兩個世紀的跨度。而您從四川至英國、中國至海外，一路求學與創作，在您眼中的「中國」二字，是否有不同意義的變遷？不論歷史或政治層面。
A：中國是一個國家，歷史上有過民國初年十多年的民主社會，蔣介石統治時的獨裁，我成長時的毛澤東極權，以及今天相當獨特的專制。宋美齡身為專制統治者的夫人，但熱愛紐約，她多次打算離開蔣介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她想住在紐約，常常是蔣介石一再懇求她才回國。蔣到臺灣後，她堅決不想來臺，只是感到不能在危機時刻拋棄丈夫，經過反覆痛苦的思考，才下決心來到臺灣。後來若干年，在臺灣安全時，她飛去美國住；臺灣有危機時，她飛回臺灣。她還是關心臺灣的生死存亡的。當然，自身的利益，在她的考量中也很重要。
四、唯一的書寫目的
Q：這次的新作中，如同以往，相當程度地顛覆許多偉人的「古典印象」與「去英雄化」。我們於是讀到孫中山自白，最喜歡的除了「revolution（革命）」，第二就是「women（女人）」。以及，蔣介石的家暴行為、宋美齡的豪奢生活、宋靄齡與其夫孔祥熙如何收取國家預算回扣，富可敵國。
甚至，被譽為兩國「國母」的宋慶齡，晚年如何淪為一個獨裁政權的傀儡般生活⋯⋯您也坦言，自「毛澤東」、「慈禧太后」到「宋家三姊妹」的三本傳記，算是自己的「中國現代史及其核心人物三部曲」。他們各自在近代中國史中，長久扮演了「偉人」、「罪人」與「聖人」般的角色，不管「除罪」或「去英雄化」，是否為一種書寫策略，或更接近一種使命？
A：我的書顛覆了許多通常的說法，這完全不是書寫策略，倒也不是使命感，而是實話實說。研究史料之後，我看到事實原來是這樣的，就把它照實寫了出來。
寫史30年，我深感中國百年專制對歷史的歪曲太深。因為中國傳統，專制者們用歷史為自己製造合法性，所以總是致力於讓歷史寫得合自己的心意。現有版本的中國現代史，就是這樣一種專制者努力的產物。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必不可免地、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他們的版本。當然不同的專制者有不同的版本，也當然，他們的版本不都是謊言。
自從開始寫作，接觸史料，多年來，我本人在不斷的驚訝之中，看著自己習慣的思想、敘述方式，在新發掘的史料面前被顛覆。驚訝之餘是興奮，看到新鮮視野出現，感到眼界大開、思路擴張，真是樂趣無窮。讀我的書，起初的震驚是免不了的。非常好的朋友、我非常尊重的、非常開明的人，一開始看我的書時，不少有驚愕的反應：「你怎麼這樣寫？怎麼是這樣的？」但是，慢慢地，在咀嚼了書中史料之後，細想想，他們會看到我的敘述的合理，認同並讚賞我的書。
我遇到的困難如前所述，是政權的打壓。質疑是任何作者都免不了的，對有理有據的評說，我很高興看到。
五、「她們」的故事
Big Sister, Little Sister, Red Sister: Three Women at the Hear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Q：“Big Sister, Little Sister, Red Sister,Three Women at the Hear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是新作的英文書名，若直譯為中文則是：《大姊、小妹、紅姊：處於20世紀中國中心的三個女人》。同樣是書寫女人，從慈禧到第一本自傳作品《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1991）至此，是三代女人到三個女人。在這本書裡，也藉宋美齡之眼，引《聖經》裡「女子護衛男子」一句，串起了她們各別生命的共通軸線。在您的寫作觀與世界觀裡，是否有意識的在為女性發聲，補上缺失的女性史（herstory）？以及，您怎麼看待歷史中這些或巨大、或渺小的女性？
A：可能因為自己是女性吧，我覺得更能理解女性傳主，寫起來更有興趣。當然有時候我也痛感社會對女性充滿偏見，歷史對女性非常不公，有時會情不自禁地產生一點要「仗義執言」的感覺。寫慈禧太后傳時就是這樣。我感到既定歷史對她太不公平，她對中國和中國人作出的貢獻，到現在也沒有被承認。對宋氏三姊妹，倒是沒有誰因她們是女人而貶低她們。那是因為她們不是政治家，沒有多少政治家的成就讓後來的專制者自感渺小，以致改竄歷史來抹黑她們。
我寫的女人是各式各樣的，除了我家三代女人，有慈禧這樣的大政治家，還有現在這本書裡寫的三位雖不決策，卻位處權力中心的女人。我希望寫出我筆下女人的真實情感。在這本書裡，三姊妹分屬你死我活的敵對陣營，關係錯綜複雜，極具戲劇性。而她們中的孫中山夫人、蔣介石夫人跟丈夫的關係，更是曲折跌宕，充滿感情糾結，迄今鮮為人知。
同樣重要的，我希望通過我筆下女人的生平，折射中國現代史。在這一點上，三姊妹是理想的傳主。長壽的她們，目睹了民初的民主中國（一般不準確地稱為「軍閥混戰」或「北洋政府」時期）、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毛澤東的共產黨中國，以及大陸的改革開放、臺灣的民主轉型，美齡甚至親歷了三個世紀的風風雨雨。這樣漫長的歲月，又都身處各自政治力量的頂峰，三姊妹堪稱中國現代史的最佳見證人。歷史與個人，家國事與兒女情，在她們身上再緊密不過地交織。她們的故事，真正令人盪氣迴腸。
三姊妹抗戰中，很可能是在靄齡的重慶家中。這或許是她們在一起的最後照片。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和中共奪權，她們將永遠天各一方，不再見面。（圖 / 麥田出版提供）
六、有情的歷史
Q：孔尚任《桃花扇》裡爍古名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也相當貼合您著作中，經常滿溢著的那股「回不去了」的情懷。比如，蔣介石逝世至今，仍無法「回去」南京中山陵「正氣亭」旁，那處他為自己選定的陵墓；也如宋慶齡，晚年留下的那句：「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我不後悔。」在歷史寫實之外，您的筆鋒有其情感，想請問您如何定義自己這般「有情的書寫」，它在歷史傳記、非虛構文學與散文間，該如何度量？
A：每個傳記作家都必得對傳主作出評價，產生某種感情，這才使傳記能活起來。活不起來的傳記乾巴巴的，我讀不下去，也不會寫。
我的筆下一定要有感情。這並不等於我寫的傳記不是學術性的。我在查閱文獻、徵引史料、措辭嚴謹上下的功夫，就像在寫學術專著。但我不是寫學術專著，我要把書寫得讓人喜讀愛看。我的書跟虛構文學的差別在於「言必有據」：每一個看似想像的細節，其實都基於史料；沒有任何結論是靠憑空想像，都是根據史料仔細推理得出。嚴謹的習慣，是40年前我在英國約克大學做博士學位時養成的。那時，我的導師要我切切注意：「徵引的每一個標點符號都必須正確。」
七、三部曲之後的下一步
Q：從晚清至近代，從偉人到平民，您一路書寫至今，不知道是否已經有了下一次的書寫計畫？或是，在我們「被竄改」的歷史洪流中，是否有您目光關注的其他人物呢？
A：我把《毛傳》、《慈禧傳》和這次的《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合起來稱為我的「中國現代史及其核心人物三部曲」，這不是因為我一開始就有寫三部曲的雄心大志和安排。每一部書，都是由上一部書寫作過程中產生的好奇心激發，在追尋答案時，傳主自然出現。三姊妹這本書寫作時，中國現代史中的一二人物也引起了我的興趣。目前還不知道誰會做傳主，要等到進行了初步的研究，確知有新鮮史料可發掘，有獨特角度可展現時，才能做決定。
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世紀三位傳奇女子，一部動盪百年的中國現代史
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世紀三位傳奇女子，一部動盪百年的中國現代史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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