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到「何偉」時，他的作者名還是「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
2007這一年內，完成兩次中國旅行的我，對這個「存在於教科書」的「敵人」產生興趣，於是被書店架上的《甲骨文：流離時空裡的新生中國》（久周出版）吸引，取下翻閱幾頁，便決定買回家。我幾乎在一天之內就讀完這五六百頁的「鉅作」，但仍意猶未盡，只能不斷重讀，過程中一次又一次讚嘆這書寫技巧與精彩內容。只恨自己沒有這樣的好筆。
即便當時我已閱過幾位西方記者所寫的中國，更奉紀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為師，但讀完《甲骨文》才發現，原來紀實作品也可以如此自由（畢竟記者或學者有寫作的框架與包袱），並證明了異國／異文化的評析角度可以不畏主觀。這位美國作者的筆，在文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之中輕鬆游移，創造了一個穿梭古往今來的文本，而我在這淵博中墜落無法自拔。此後，我開始搜尋「彼得．海斯勒」的書，在澳門發現他的第一本著作《消失的江城》後，甚至在這短短兩三天的旅行中不顧其他，只窩在圖書館一口氣讀完。
2011年起，這兩本已在台灣絕版的作品，由八旗文化重新出版，「彼得．海斯勒」也變成「何偉」。之後還從總編輯富察口中得知何偉正在埃及學阿拉伯語，並且將書寫記錄革命與考古的一切。
因為「中國三部曲」，何偉的名字幾乎與這亞洲古文明大國分不開，讓人以為他這一輩子就只會寫中國，因此，初聽到他將以埃及為題，一邊訝異，一邊也有某種陌生感：何偉為何要這麼做？何偉還是何偉嗎？
今年初在台灣出版的《埃及的革命考古學》，回答了讀者的所有問題。
何偉一家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始不久，舉家搬往埃及。這個計畫，對他來說有些隨性，最初僅是打算以放鬆的步伐，到一個無事發生的國家學習阿拉伯語。出發前一年，當他告知編輯這個決定時，對方還警告：去過中國之後，埃及看起來可能太平淡，「開羅簡直就是一灘死水。」殊不知，女友（即另一書寫中國的華裔記者張彤禾）懷孕並於同年生下雙胞胎，計畫只好拖延；當埃及革命發生，穆巴拉克遭到推翻時，雙胞胎已經八個月大，兩人也決定啟動計畫。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
何偉先在美國報名兩個月密集的阿拉伯語課程──他到中國教書時，得力爭才有中文課可學──甚至為了避免麻煩（如果外國配偶間姓氏不同，埃及當局有時候會刁難不給同居簽證），出發埃及前一天和張彤禾完成婚姻登記，然後帶著孩子上了飛機。
和計畫一樣，何偉到埃及上起了語言課，但更多是計畫之外的，例如多了兩個嬰孩需要照顧，或是動輒停電的生活，而不斷變動的政治環境、沒有停止的革命活動，打破了他「無事」的期待。編輯所說的「一灘死水」從來沒出現過──至少在這本書中感覺到的只有大風大浪。
《埃及革命考古學》內容相當豐富，我一邊閱讀一邊忍不住跟朋友分享、和編輯討論書裡的人物與細節，簡直冷靜不下來。正因為有太多可以聊，所以我想以何偉的「書寫」為主軸切入討論──
嫻熟何偉作品的讀者或不難發現，他第一本書《消失的江城》裡的四川小鎮「培凌」，跟他學過中文後描述的中國很不相同，擁有中文閱讀能力後，他的觀察與寫作（文本與文字）開始產生扣合：例如《甲骨文》是從「關鍵字剪報分類」來呈現當代中國的議題元素；《尋路中國》是以「駕照考試試題」來展現對中國社會理解的路徑。不會中文的何偉，有敏銳的觀察力，而懂得中文後，他更多了洞悉文化的武器。
到了《埃及革命考古學》，這種如人類學家般透過語言精準解析國家社會的方法，更為明顯。而何偉並不打算讓語言成為工具而已，他甚至讓「語言課」內容直接成為主題，並適當地將之裁取為其他故事或經歷的眉批或解釋。
初學埃及阿語的何偉，之所以能如此善用語言課，是因為他接受的並非語言補習班那樣制式簡化背誦的教育。他的老師里法阿特不僅對政治相當熱中，也喜歡談今說古，好發議論，讓一邊探索埃及社會文化、一邊採訪革命時勢的何偉，不但學習到與當時社會同步的語彙，還迅速掌握進入埃及現狀的鑰匙──畢竟每個文化都有一些屬於自己的重要字詞，只能透過其文化脈絡去理解、詮釋，能掌握這些字，便抓到這個文化的精髓。
例如「Nizam」（體系），在埃及就是個很難被具體翻譯的字詞。這個字幾乎貫穿全書，成為何偉描述埃及文明乃至當代動盪的字眼。這個字在書裡第一次出現在一場關於埃及人數學能力問題的對話，而他的老師回他：埃及人數學不好的現象同時也是文化與政治問題，「沒有nizam可言。」
表面上看，有著秩序、體系的意思，但在何偉的筆記本中，nizam是個因情況而異的字：
在解放廣場上，示威人士用這個字時，意思是「政權」。阿拉伯之春最強力的口號──人民要推翻政權──一開始是由突尼西亞喊出來的，接著被埃及人和其他人挪過來用。但這個詞也可以指任何一種體系，埃及人批評本國社會時，就常使用到這個字。
但關於「體系」或「系統」這個概念，在書中一開始是以考古的討論出現。考古學家認為：將古代社會運作視為一個體系會有些問題，體系可能是經過安排的。這句話意指現代人以自己的框架與系統去解構過去的荒謬，但下一次nizam的出現，又是一種體系的荒謬──何偉正式將nizam用於體系，是在講述穆斯林兄弟會創辦人哈桑．班納的理念，即是透過體系來描述「將伊斯蘭信仰用於解決當代社會所有問題」的做法。
穆斯林兄弟會在1928年成立後，即成為埃及最重要的組織，活躍於清真寺及慈善機構中，其組織龐大，但成員數不明，埃及歷任政權都排斥他們，卻也會與之合作。儘管他們在埃及近代政治上相當重要，卻直到穆巴拉克下台後，才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而代表穆斯林兄弟會參選的穆爾西，亦在2012年埃及首屆總統大選中勝選，真正取得政權。
埃及看似從長年的獨裁統治中脫離，進入民主，或至少讓問題都能得到解決，殊不知，只是再次陷入混亂，證明埃及「沒有體系」而已。革命過後的埃及，遠比穆巴拉克時期還糟，人們再次走上街頭，革命再起，而政變發生。
事到如今，反覆進行這些民主程序只是讓它們變得更沒意義。…埃及史上唯一經公正選舉產生的總統，眼下出現在公眾面前時卻是關在籠子裡。自三年前爆發的革命以來，埃及已七度舉行全國大選，每一次選舉都沒有暴力與舞弊發生，但這個國家至今無論各個層級都沒有一位由民選產生的官員。
又一次總統選舉後，選舉又來，掌管軍權的賽西當上總統，而他的鎮壓手段比穆巴拉克還強硬，媒體控制更為嚴峻。民主與自由離埃及更遠了。
左起：埃及在任最久（第7～11屆）的總統穆巴拉克（1981～2011），埃及史上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2012～2013，第12屆），現任總統賽西（2014～，第13屆）。（圖片來源 / wiki）
何偉就是在此時，見證且記錄了一切──從考古學家的角度暢談埃及古文明，耙梳埃及近代歷史與政治發展，深描現下發生的一切，一個立體的埃及就在他的筆下呈現：
埃及「阿拉伯之春」爆發將近兩年之後的這一刻，革命就像是攜帶式工具組：所有的重要組件都可以裝進包裡，在城裡的任何一個地方迅速重組。小販馬上出現在總統府周邊，賣革命活動的主食：蕃薯，麵包，葵花籽。老太太在街上拉著攜帶式瓦斯爐，沿街叫賣熱茶和雀巢咖啡。還有人賣防毒面具、實驗用護目鏡，以及中國製的高出力綠光雷射筆。我在解放廣場上的夜間衝突期間目擊過最具有詭異之美的景象，就是當警方發射催淚瓦斯時，會有半打雷射光指向那個物體，在夜空中畫出一道明亮的弧，好讓群眾能在催淚彈落地前散開來。
但如同過去的作品，何偉寫得最好、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那些在土地上、在大歷史下活得有血有肉、有喜有苦的平民眾生。他在《甲骨文》就時常提到記者報導的野心與方法，但自己並非那樣的人：
就算我真的嫻熟於日常的新聞報導——我有間真的辦事處、真的聯絡網路、學著愛上講電話，我對這套報導方式還是沒什麼信心。我不喜歡以第三人稱的語氣寫作：有可能兩個記者同時在一個事件現場，寫出來的報導卻完全不一樣，但他們不帶感覺、事不干己、只帶權威的語氣是一致的。在這類報導中，作者很少出現在他們寫的故事裡，也不會對他們的寫作技巧多作解釋。在中國，很多外國記者請翻譯或「調停者」幫他們找訪問對象，但是記者在報導中很少提及這些人。就算你是單槍匹馬，你是外國記者的身分還是會影響受訪的中國人的反應，但是在一篇以第三人稱寫的報導中，這一點很難被交代得很清楚。
我比較喜歡寫有戲劇性、長篇幅的故事。像我幫《波士頓環球雜誌》(Boston Globe Magazine) 寫老趙先生的四合院的故事，雜誌有足夠的空間刊載那樣的長文章。不過即使是長篇，由於受限於一些特定的美國新聞價值觀，在海外透過翻譯後還是可能失去原意。…
何偉這段話，和反思人類學所探討的一樣：具有某種背景的研究者，遇上不同的報導人，使用不同的方法，就會引導到不同的觀察與結果。儘管這位非虛構寫作大家受的是文學訓練，但他那社會學父親，及其年輕時學習做的田野工作，或許都讓他的寫作有所不同。因此，他的書寫不僅匯聚採訪和田野的「結果」，也清楚呈現「過程」，並充滿「方法」。八旗總編富察老愛提醒我：閱讀何偉時，試著拆解他的寫作技巧；我卻認為，比起文學書寫，他的作品更是值得參考的田野實務範本。這本《埃及革命考古學》即證明了這點。
以書中最亮眼的幾個角色為例：薩伊德是個垃圾回收者，做為一個傳統埃及人，他的人生過得很像每個國家都會有的家庭連續劇，充滿親子、夫妻、階級與喜劇張力，革命過後，他生活的改變只存在於自己；馬努是何偉的翻譯，身為同志，他在伊斯蘭社會顯得格格不入，生存相當不易，也過得戰戰兢兢，原本應該創造更自由空氣的革命，卻逼得馬努變成難民，在異鄉成為一個愛國者。
他們都是何偉的「關鍵報導人」，他不只訪問並採集他們的故事，甚至參與且介入其生活，再透過他們的引導，拓展並加強對這個國家的認識。而這正是何偉可以在短時間內深入一個陌生國度，解剖異文化的肌理──他真正看到了人，看到了城市，也看到了這個國家。
何偉寫作的成功，除了「浸淫」在田野和語言文化裡，也因為他撇除了記者的「客觀」，甚至不避諱地介入──他還跟20年前培凌的學生通信，陪薩伊德進行婚姻調解，也跟著馬努到了德國，記下他的掙扎痕跡。而且，比起先前的著作，何偉在這本書的寫作似乎更放膽評論，做出更主觀的詮釋，也因此創造更多幽默。
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
但也因何偉花了許多篇幅在寫人、寫生活、寫社會細節，對我等不熟悉當地歷史文化的讀者來說，政治變局與社會情勢的篇章，顯得有些混亂（我連人名都很難辨識）。為了抓出一個清晰的脈絡，我重讀香港記者周軼君的《拜訪革命》，阿語系畢業的她，單刀直入「革命」這個主題，清晰暢談阿拉伯之春的社會改變。《拜訪革命》亦是一本好的非虛構寫作，畫面穩健、邏輯分明、問題意識清楚，且負起讓讀者不混亂的責任，在鋪排上以讀者優先，很容易明瞭埃及近代的政治脈絡與人物立場。
又比起《埃及革命考古學》紀錄長時間的局勢混亂，《拜訪革命》談的是2014年賽西上任後的景狀，切面清楚，明顯是新聞人的作品。而何偉顯然不是這樣的路線，他在《甲骨文》裡早說了：
我不想寫那種報導──那種代表媒體工作唯一迷人的地方只有新聞、別無他物的報導。新聞在中國沒有什麼意義：這個國家雖然每年都在改變，但步調平穩且動作微妙；沒有任何偉大的領導人物，照理說應該是大事件的飛機爭議也草草落幕，就像大海巨浪表面濺起的泡沫。我們已經跳過了歷史，新聞不再重要。
埃及的混亂、無體系，正好顯示了中國古來就在一個體系中，始終穩定。因此，《埃及革命考古學》比「中國三部曲」更貼近時事來理清問題，也動感許多。而不想要寫報導的何偉，在本書屢屢搬出中國與埃及比較，或是在埃及找「中國」，像是跟內衣商聊天，或造訪工業區。而這些受訪的中國人，對於當地的一切都不關心：
我在埃及從沒有遇過哪個中國人對這個國家的改革流露出關心。他們常常提到自己認為是缺點的地方──民眾缺乏工作倫理、政府缺乏制度──但口氣卻跟許多西方人大不相同，其間沒有什麼失望之情；中國人似乎如其所是地接受這些缺點。他們身上也沒有原罪，畢竟中國沒有殖民這個地區的歷史，而中國政府也同時跟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來往。不像西方人，幾乎沒有中國業者對埃及革命的結果感到失望。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阿拉伯之春」帶來正面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對此不抱任何信心。
做為中國人，周軼君也做了類似採訪，《拜訪革命》中，某個在開羅的中國女孩認為埃及人的集會遊行只是一種「意淫」：
當然啦，中國有很多問題，我也恨腐敗，但是，你硬要搞西方那種民主的話，就像埃及，你看看亂成什麼樣子。年輕人成天遊行，荒廢學業。
「革命」或是周軼君的主題，恐非何偉的，因為《埃及革命考古學》多樣多彩難以歸類，但《拜訪革命》書腰上的文案，反倒很適合套在何偉這本書：「革命，不只是新聞頭條，而是他們的日常。」
《埃及革命考古學》讀到一半，我從體系（Nizam）與考古學相關討論中，明白了何偉的書寫為何比起新聞本身更有價值，即是：「每一件事情都無法脫離當下。」當考古學家用今日的眼光來研究古埃及的結構，只能看到那些王室留下的東西，不能看到人民的生活，而人民與王室並不能放在一起理解。新聞也是，若記錄的都是政治人物、世界大事，那麼那些可以反映真實、現代、生活的材料跟視角，就不會存在。
這個說法於我很有啟發，我以為這正是何偉之所以要寫庶民或生活，而不像一般記者寫政治人物或大社會的原因。
逝者之城手記
最後，我想對喜歡埃及古文明的讀者推薦這本《逝者之城手記》。而讀《埃及革命考古學》後，讓我想到有一年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看到的《我是人民》，片中的埃及人對革命很是失望，只能自嘲：「反正我們有解放廣場。」最喜歡一幕主角對導演說：
「擦甘油對治身體很有效這件事，是你說的唯一真話。」
「我們認識三年來？」
「不，三千年來。」
「三千年？」
「對，你們文明國家對我們發展中國家，三千年來都沒有真話。你不要再說民主了，你閉嘴。」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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