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絢／奇異的果實，奇異的債──讀《野火之夜》

關於松本清張的《點與線》，有精闢的評論指出：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為了逃避違法必須面對的制裁，出現了讓下屬頂罪，轉移醜聞的做法。明明是更大結構的犯罪，卻被轉移成個別職員的操守。《點與線》之所以具有鮮明社會意義，就在於它反映了，當時層出不窮「以罪不止罪」的現象。在上位者的這種「底氣」，是否銜接某種深層的文化（不法）結構，頗值玩味。

因為強烈「一體感」而沒能獲得現代法治中，個體都需面對的罪識感，日本已有過許多討論。最簡單的說法是，「因為所有人都有罪，所以也等於所有人都沒罪」——當罪惡感非常集體時，個人擁有的反而是安心感。然而，這種「一體感」，隨著社會變遷，也逐漸消失了。我認為，《野火之夜》之所以具有不易辨識的形象，部分原因，是它帶有彷彿「回歸老日本」的守舊樣貌，帶來不無違和的異類感——最能代表這部小說的顏色，應該就是「灰」。這不只是黑白難以分離的混雜，還是「反光亮」的泥濘感——我就不說是「破敗」了。

點與線(經典回歸版‧全新導讀)

野火之夜(以故事的微光照亮時代的裂縫，一部映照出你價值觀的社會派推理鉅作!)

「死灰」在兩個配角身上最為顯著，一個是「沒客人上門也不招呼的咖喱店老闆」，與「不再有理想的假揭弊記者」，如果前者是外觀上的「站平」（相對於「躺平」），有些搞「黑吃黑」的後者，則是連內在都「灰蜥蜴」了。不過，因為我是《笑傲江湖》中，很像「一條抹布」的莫大先生的粉絲，對「灰撲撲」的人物，一向抱有好感。——而這兩者果然帶來出人意料的發展——我是從這個「反發光」的角度，去理解小說中女記者美智子對難民女權的「袖手觀望」——揭發性侵害太「有力」，不夠小說的「消極理想」——美智子似在追求「比欲振乏力還無力」的匍匐行進。

即使是為了區分「正義感」與「太過自我的正義感」，「對避難所性勒索」的（不）處理，也有過時感——但書中已開宗明義，該雜誌「反潮流」。不少後來展露平權的作家，早期也都曾有過試水溫期——她們似乎假定讀者需要「以反女性主義，作為平民化共鳴」的焊接點。我不贊同。但這類表述有大量前例，最憤世的比如美國作家菲利浦．羅斯，在他假設中，他的男主角所以極力捍衛包括性別的平等，是由於他是逃脫制裁的殺人犯[1]——這深深考驗了我們對犬儒文學[2]的接受度，卻也是閱讀《野火之夜》可能的切入點。

《野火之夜》浩大——有著足以稱道的結構。在第三章前，每一線的懸疑都極具分量，很難想像已陷入劇情張力當刻，又迎來突如其來的巨浪震撼——這不純是因為內容，無論是之前的「延宕」或時空的驟變，都展現了不凡的思慮。只要錯失幾分敘事的順序，這些素材不會帶來如此強烈的衝擊。沉鬱、飽滿——令人戰慄的歷史場景與人性紐帶。

作者望月諒子是愛媛縣人。四國，曾是夏目漱石《少爺》的場景，司馬遼太郎《坂上之雲》中，善戰又與明治維新纏繞人物的出生地。後來對「美麗的日本」採取批評立場的大江健三郎，寫過在四國的童年。《野火之夜》向時間地層下挖，先出現25年前沒落的珍珠養殖小村被搶的血紙鈔，繼而是「愛媛人在滿洲」。

從日本進軍到控制滿洲，經過十餘年。我們通常只從外交軍事角度，記得幾個日期。至於國策移民下，抵達的開拓團，以及終戰時，當蘇聯軍進入，有組織的遣返之前，日人一度飢寒交迫，回日本之後，所受歧視則甚少進入公共意識[3]。愛媛小村史與東亞史於是在《野火之夜》裡交織，見證了殖民地差別待遇與歷史暗角中的非人道。中野與一和神崎安治的關係，更可說是如泣如訴。

為防範蘇聯，日本招募日人移民滿洲開拓，平時務農，戰時編入軍備。日本戰敗後陸續返國。（圖片來源 / wiki）

安治對與一的忠誠，揭露了明治的「四民平等」遠非事實。安治指出，與一對他具有平等相交的理想，認可他無關身分的價值，安治因此滿懷感恩。但在個人想法之外，安治仍被視為與一的僕從。安治對與一的感情，帶有的「護主」色彩——既是對外界的回應，也有逃避痛苦的「自我持守」成分——「更有強度，但也更不平等」的感情。與一如同國體與安治的中間人：與一相信日本政府，安治相信與一。感情關係也是經濟關係。戰後，與一作為擁核議員發送賄款給村民的經手人，經濟始終高於珍珠養殖失敗的村民，安治家也因此向與一家借錢。滿洲共患難後，安治更有恩於與一，但兩人並沒更平等——「充滿感情而更不平等」的羈絆，甚至影響子代。在與一請求安治兒子「頂罪」時，達到最高峰。

從開篇我們就會注意到的「債」的主題，在此，更成為「奇怪的債」。

無論實體或無形的債，都與錢相似——「錢並非鈔票，而是共識」——有人下過定義。透過金錢交換友人之子的清白，從外部看，不只殘酷，要求的還是互有恩義的對象——也就是說，安治越回報，債越多。我們覺得算式不通，但只要雙方有共識，奇異的債還是債，還是會成立。安治的兒子被加入這個循環，本人留下極少話語就上吊——其他人對他作為的詮釋分三部分：認命（難有更好解決困境方法）、義務（子輩擁有的都建立在父輩的犧牲，只能報答）與利他（替死使他人活得更好）——每個「美化犧牲」都更強，也更反現代法治與人權。小說有個細節暗示現實的財務已解決（錢借到了），所以是上一代的恩（怨）更具決定性。

把「奇異的債」放回推理看，為何重要？第一，這是「外人無從想像的」。第二，「不解」源自「不憶」。以現代法制來看，「頂罪」不可，因為那是將重要價值「私相授受」，也是將「真實」私相授受。頂罪往往反映隱藏的不公，比如沒前途的手足代替有前途者坐牢，兒子遭自戀的父親指派。如果安治和與一不過是同村之人，無論如何都難參透「獻子共識」。「不憶」的確足以鎖死「常情」的推理——作者透過這個安排，凸顯「滿洲記憶」的絕對性。

污染、村落凋敝、代表核電黑勢力的染血紙鈔，事件癥結點紛紛移往他處——這是推理普遍的「驚奇競技」手法。然如果底牌不如上述事項有意義，作品可能會被批評「為推理而推理」。

與一的曾孫春馬殺人，及其動機，全靠美智子想像，不見得沒有駁回的空間。與一家族目無法紀、壓迫安治又護幼，在「情義相挺」場面中，「灰」都快被洗白。難道這就是小說要給予的啟示嗎？我不認為。 因為底牌不是春馬，而是桐野真一。真一的「動機」有名字嗎？當被壓抑的記憶突然浮出，當事人甚至會昏迷。人不能決定記憶浮出的時地，潰堤的暴力洩洪，十分悲劇，也超脫一般對犯罪動機的理解。真一的自白，註解了拓殖團與春馬經歷的「不憶」創傷：記憶爆表產生的暴走，源自長時間的「記憶凍結」——敗戰後「不憶」滿洲，追得夠遠，其實遠遠不止。「武士」敬拜頻頻在村民的心靈寄託中出現，是數百年日本的連續與斷面[4]。就如同跨越幕末到維新的武士西鄉隆盛被形容「敗下陣來，卻被偶像化」[5]，小說喚起的「內團體」隱性記憶，既深且長。  

「記憶的正義」與「正義的記憶」不同。前者是「劃錯重點也沒關係」，後者是「劃到最對點」——在「大框架」下，拓殖團是應受檢討的「無止盡的擴張論」（正義的記憶），然存在「小脈絡」，比如拓殖團懷念滿洲野火多美（記憶的正義）——小說一路拋出議題又丟掉，或許就在於「大框架」會壓抑「小脈絡」。理想狀況多尋求兩不抵銷，《野火之夜》更大程度「為後者請命」——這並非不可作為社會派的關懷重心。因為，沒有足夠的「記憶的正義」，其實就會根本沒有記憶。「正義的記憶」也會枯槁。

因為多天災，日本累積了大量利用災難犯罪或重生的故事[6]。珍珠突然停產，村民陸續上吊，令人想到爵士樂〈奇異的果實〉。上吊是暴露性極強的「懸掛痛苦的身體」——這種「再也不隱藏」的連續死亡，理應有人注視，伸出援手。《野火之夜》中，親人與醫生卻設法將死因改為病死。

珠算高手在日本曾能找到令人稱羨的好職業，卻也曾一夕之間，變為被淘汰者[7]。在台灣，基隆碼頭工人，也曾在暴起暴落後，陷入孤立與高自殺率[8]。不同型態的「經濟不安全」，非三言兩語可探討完的。如果〈奇異的果實〉控訴了白人對黑人的暴虐私刑，《野火之夜》中，人們比靜靜還要緘默許多地「走入死亡」，又是什麼樣的果實？什麼樣的刑罰？循著「正義的記憶」，《野火之夜》似乎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後，留下不少答案空白。然而，從「記憶的正義」看，這或是重要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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