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人生難題】不OK真的沒關係嗎？談談牛津非常短講《憂鬱》與《焦慮》-作家專業書評-好書指南-OKAPI閱讀生活誌

2020年的韓劇《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演兩位有精神狀況的主角之間的愛情故事，劇情設定一對憂鬱情人，如何與自己和對方的情緒交手，並且能互相支持與療癒對方。這個劇的英文劇名是「It's O.K. to Not Be O.K.」。無獨有偶，職業網球選手大坂直美也曾經用這句話呼籲全世界接受、面對憂鬱的現實。大坂直美在陷入低潮時選擇公開說明自己的心理狀況，後來美國《時代雜誌》2021年以她為封面人物做了憂鬱症專題。大坂直美說：「我們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經歷了一些事情。我對網球界管理階層的建議很多，但第一個是每年允許幾天的『病假』──在這段期間，你可以免除參加記者會的義務，而不必透露個人原因。」

被認為身強體健的運動員，面對成績、面對眾人，壓力當然不可小覷。國人熟悉的前大聯盟投手郭泓志，也曾一度患上了「焦慮症」，導致表現遇到瓶頸。名人出面呼籲正視精神健康，確實有改變人們疾病認同的作用。這不是一種「有病就需要治療」的刻板觀念，而是告訴大家，狀況不好也沒關係，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相對地，將精神疾病一般化，也會面對另一種風險：在缺乏治療，或是無力改變處境的前提下，是不是反而使人更難脫離痛苦？

▌從黑色膽汁到血清素：跨歷史、多領域解釋精神疾病

從精神疾病的病理來看，「憂鬱」與「焦慮」算是兩個較為接近的疾病；畢竟在臨床上，這兩個診斷在神經生理學方面有一定的相似度。左岸文化出版的《21世紀的人生難題：牛津非常短講II》，收錄以這兩個疾病為主題的小冊：《憂鬱》一書由瑪麗．珍恩．塔契（Mary Jane Tacchi）與珍．史考特（Jan Scott）兩位執業於英國紐卡索大學的精神科專家；《焦慮》則由牛津大學精神病學系臨床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弗里曼，以及大眾心理學作家傑森．弗里曼（Daniel Freeman, Jason Freeman ）共同著作。這兩本書的著述編排將憂鬱與焦慮兩大精神疾病的類屬，從病因學、流行病學以及各種疾病分類的診斷與治療，做了簡要的討論。

這兩本小冊讀來，看得出作者們的書寫皆四平八穩地，將當今精神醫學的主流意見盡其所能地做了詳盡介紹。作者不只談當代科學的理論，也提及了醫學史上的解釋；作者嘗試回溯疾病的知識文獻到古希臘的字根，並爬梳疾病被放在近代醫學凝視下的過程。例如，《憂鬱》一書提及，希波克拉底最初以體液說（humoralism）的「黑膽汁」來解釋憂鬱的根源，而《焦慮》指出，精神疾病過去曾被解釋成道德或靈性缺陷，跟當今以神經生物學來解釋有相當大的不同。兩本書也都透過不同領域，包括醫學史、心理學、精神分析，以及當今在精神醫學占有主流地位的神經科學、遺傳學與藥理學，企圖完整解釋精神疾病。

憂鬱：牛津非常短講007

焦慮：牛津非常短講008

▌無可迴避的疾病社會成因

重要的是，即便當代精神醫學較傾向於生物學的解釋模式，這兩本書也都沒有遺漏社會學的觀點。比方說，《焦慮》透過紐西蘭與荷蘭的研究解釋疾病與社經地位的背景、或童年的早期經驗有關。《憂鬱》更以一九七○與八○年代的英國心理學家布朗與社會學家哈里斯的研究，歸納出女性得到憂鬱的脆弱性因素很可能與照顧的負擔、薪資的匱乏，乃至於親密關係、母女關係的闕如有關。

長久以來，精神醫學不時面對社會建構論的批判，也就是認為精神疾病其實是被某種有權力者在有所企圖下（例如醫藥市場的推波助瀾或是社會控制）所構建出來的。《憂鬱》一書並沒有迴避這個問題，但作者並沒有特別選擇了立場，而是中性地提到質疑憂鬱被過度診斷的聲量，以及強調憂鬱的診斷與治療過少的研究報告，在數量上是旗鼓相當的。但作者提醒，有些問題可能是出於診斷與治療的錯誤，例如老人的受苦可能被誤解為老化導致的生理病痛，而失去了治療憂鬱的機會。

▌精神疾病診斷是普世的嗎？

在《憂鬱》這冊裡，作者特別提及了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銀行聯合委託進行「全球疾病負擔研究」，並以「失能調整壽命年限」（DALY, 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來論證關切精神疾病的重要。所謂DALY，是能夠「反應出某群特定人口中，因為與特定疾病相關的發病率以及死亡率兩者共同影響而損失的健康壽命年限」的數字。這個理論其實也是倡議全球精神健康（Global Mental Health）的研究者時常使用的論據。這樣的說法，也暗示著精神疾病是「普世」的。

但其實，要回答精神疾病是否是「普世」的，著實不容易。首先，精神疾病當然有可能因地而異，畢竟這些疾病都是生理、心理與環境互動下的結果。更重要的是，正如《憂鬱》一書所提，「憂鬱症及其症狀，在不同族群與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現。」那麼「文化」自然更是思考情緒疾患無可低估的關鍵字。這時所衍伸出來的問題有二：首先是，如果憂鬱確實是存在的，那麼在不同的文化下可能也會有不同的表現。第二個問題更加複雜，也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下，是不是也會有屬於它們自己不同的情緒，而難以用「憂鬱」或「焦慮」來框限呢？

再舉一例。被歸類在焦慮疾患的類別下的創傷後壓力症（PTSD），不只涉及了文化差異的問題，因為所謂的壓力事件本身就有天差地別。早有批判者指出，創傷後壓力症是帶有政治目的的歷史產物，追溯其根源是美國參與越戰的老兵為了向國家爭取賠償而促使醫學專家制定出的病症，如今卻被廣泛應用在各種重大的壓力事件中。但問題是，每一種災難，都有不同的規模與脈絡。日本的海嘯、台灣的地震，或是路上的一次車禍，都有指認PTSD的需求，但它們造成心理壓迫的形態、時間都不一樣。更遑論在不同的地緣政治與目的下的戰爭。

想想加薩走廊的烽火。據稱，巴勒斯坦有大約23.2%的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但在一則報導中，巴勒斯坦衛生部精神衛生部門主席Samah Jabr指出：「在巴勒斯坦，我們看到許多人的症狀——不尋常的情緒反應或行為——是對致病環境的正常反應。」這意味著，在多年的衝突與壓迫中的受苦早已成為一種常態。許多精神疾病往往要確認後續會處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下才有治療的可能；在烽火不斷之處，診斷反而會失去其意義，畢竟戰爭暴力才是必須終止的惡。

▌與病共存：困難的協商

如果分別閱讀《焦慮》與《憂鬱》這兩本書，多少會發現作者們不同的背景，也會有著不同的解釋策略。《焦慮》一書的作者們是心理學家，而《憂鬱》的作者們是精神科醫師，他們在陳述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方案時，對於心理治療與藥物學的治療的比重就會有些不同。這些差異本身凸顯了人類的受苦極其複雜而不易辨識，而不同的學科立場可能提供了不同的解方。又，情緒症狀不但因地而異，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不同。人們企圖將這些受苦命名，與疾病的汙名協商、共存，也有許多不同的立場與策略，這也恐怕不是兩本小書就能夠完整解釋的。

有趣的是，《憂鬱》的序這樣說：「我們寫的不是一份患者指南……這是一本非常簡短地介紹，並選擇性評論的書。」；《焦慮》的前言卻寫道：「這不只是一本關於焦慮本質的權威性指南，也是一本易懂而有趣的書。」看來，作者們對自己的專業也有著不同的信心與期待，但我較認同前者的態度。此時，不但正值COVID-19疫情剛結束之際，世界各地戰火仍綿延不斷；而人們面對的，更是在資本主義邏輯運作下難以喘息的狀態，還必須面對各種族群的、性別的、階級的權力逼迫，使得受苦的面貌難以用一條診斷來概括。疾病診斷，不過只是苦難之海上的一只浮標。但無論如何，《憂鬱》和《焦慮》這兩本小書，作者在著述過程中盡其之力並陳各種論述並加以解釋，提供了讀者一個認識當今最流行的精神疾患的快速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