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眾促使媒體逼迫家屬這麼做，家屬受到社會大眾強迫而這麼做。這是日本特有的現象……而我不禁感到恐懼。」
──記者、作家邊見庸，《愛與痛苦：關於死刑》
今年4月30日，法院宣判去年臺鐵嘉義車站刺警命案兇手因思覺失調症而「無罪」，引發社會譁然，法官、負責精神鑑定的醫師都受到激烈批判。由於民情激昂，不僅政府多位官員跳出來質疑判決，法務部也迅速表示會展開修法。
事實上，今年3-4月間，臺北至桃園就連續發生三起隨機殺人事件。只是媒體報導都放在疫情、紓困上，而讓大眾忽略了社會安全網破洞愈來愈大的現實。直到連續的零確診放下心來，才注意到公布判決的刺警案，並重新開始討論起去年蔚為話題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的精障者犯罪議題。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
我們與惡的距離 DVD(The World Between Us)
回顧《我們與惡的距離》，筆者當時對隨機殺人犯之妹李大芝隱瞞身分躲藏，被記者發現、報導後立刻遭受群眾包圍攻擊等橋段便抱持疑問：我們臺灣人，真的會這樣對待加害人家屬嗎？
無論是2014年臺北捷運襲擊事件、或2016年內湖隨機殺人事件，還是這次的刺警案判決。起初對犯罪者父母的批判固然是有，但網路上的攻擊對象基本上仍以兇手鄭捷、王景玉本人，還有廢死聯盟、法官醫師為主。鄭捷父母因「愛面子重於兒子」的發言、或者小燈泡媽投入時代力量參選，確實遭受不少特定立場的罵聲，但即便網路上罵得再兇、鄰居冷漠排擠，也很少聽聞付諸實行、跑去家屬家中搞破壞的「行動力」。
再看1998年發生在美國阿肯色州的校園槍擊案，媒體公布加害者本名與照片後，少年犯的母親不僅沒有遭遇責難，還收到來自全國民眾的「鼓勵打氣信」。反觀，同年於日本發生的「和歌山毒咖哩事件」，即便嫌犯林真須美堅不認罪，全案有冤獄可能，林家住宅仍遭到塗鴉、砸玻璃等惡意破壞，甚至遭到縱火燒毀，小孩們在學校也受到霸凌與性虐待。
對於這種歧視、霸凌「加害者家屬」的行為，在2007年東野圭吾《信》中便讓臺灣讀者有了認識。此後，在少年犯罪名家藥丸岳《和不是A的你》(2015)、日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2011)、《Final Cut》(2018)、《絕對零度4》(2020)等作品不斷提及與探討，但對於臺灣讀者來說仍是一件遙遠、事不關己的異國現象。以赫赫有名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為例，過往引進臺灣的作品除了兇手「前少年A」親筆的《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2015)、被害者家屬土師守《淳：一個被害者父親的真實告白》(1998)、也包含中山七里的改編小說《連續殺人鬼青蛙男》(2011)……但身為兇手父母寫下的《生下「少年A」……》(1999)至今仍未面世。
信(新版)
和不是A的你
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
Final Cut
絕對零度4
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淳：一個被害者父親的真實告白
連續殺人鬼青蛙男
生下「少年A」……
「少年犯罪啊，也該把父母抓起來叫他們負起責任才對！」
──藥丸岳《和不是A的你》
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加害者家屬」處於鎂光燈焦點，被逼問著「兒子殺了人你們現在感想如何呢？」。事後他們面臨的處境卻無人關懷，心聲也沒有資格表達，是弱勢中的弱勢，這本《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提醒了我們人道上不可忽視之重，也為當代犯罪學與社會學研究，拼上一塊非常重要拼圖。
1988年，在NHK電視台擔任報導部總監的鈴木伸元在「宮崎勤事件」時，得知宮崎父親投河自盡、其他家人也人生全毀的遭遇，開始投入加害者家屬的採訪報導，並將節目內容與無法播出的資料集結成《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受到廣大迴響。
由於「加害人家屬」就像「部落民」一樣，屬於日本社會不可觸碰之黑暗，就連提供報導或援助，也同樣會受到批判聲浪（如：為何不優先關懷受害人家屬？）。在社會的高壓氛圍下，加害人家屬往往覺得「自己沒有權利發言」；2010年，援助加害人家屬的民間團體「World Open Heart」做過一項調查，150份問卷中只回收不到25%。與能夠大聲哭泣的被害人家屬不同，在本作中鈴木也提出數個案例，顯現他們無論說什麼，都會遭到抨擊。不能哭也不准笑的沉默，背後有著難以言喻的痛苦。
「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這點不論是被害者家屬或加害者家屬都是一樣的！」
──日劇《絕對零度4》
為什麼日本人會產生這樣扭曲的共犯結構？過去華文圈罕見深入研究，影劇作品也只把這種現象當作理所當然地演出，沒有解釋由來。日本媒體總在議論「為什麼這個人會殺人？」而無視其家屬被霸凌，甚至媒體自己就是發動霸凌的元兇。讀了《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才讓筆者得到答覆──是民族性，更是歷史的遺毒。
凪的新生活 1
去年話題日劇《凪的新生活》呈現出日本人無時無刻都要「讀空氣」（察言觀色）的民族性。無論在職場或學校，一旦特立獨行、不融入他人，就會被視為怪胎並遭到排擠。總是追求和諧、排斥「為別人添麻煩」的日本人，針對「破壞和諧秩序」的任何對象，便會進行「制裁」。犯罪，尤其是殺人，這種徹底毀壞道德價值觀的行為，便成為國民不可容忍的「絕對之惡」。包含對出獄前科犯的追殺、對「與犯人共處同一空間卻沒發現他有問題」的家屬進行獵巫，就連無辜的受害者家屬，都會遭受「你們做錯了什麼才導致被害？你們被殺打亂了我們的和平喔！」這類檢討。
而這種民族性，能追溯到江戶時代，刑罰基本上是基於「報應」（不像現代的刑罰加入「更生」概念，偏向「教育」），對罪人的最嚴厲處罰：斬首、遊街示眾，都來自江戶時代。直到2003年的「長崎男童誘拐殺人事件」發生時，青少年培育推行總部的政府官員還公開表示：「這起事件應當嚴懲兇手。倘若加害少年不用受罰，就把家長抓起來遊街示眾，然後斬首！」獲得一千通「贊同」的電話與郵件迴響。
如今媒體的禁語「村八分（むらはちぶ）」，即生活緊密、相互扶持的村落中最重要的十件事情，村民會對「制裁對象」一家施以全面漠視與排擠，僅在葬禮與火災這兩種場合給予協助。然而，昭和期間（1961）發生的「名張毒葡萄酒殺人事件」，嫌犯奧西勝同樣沒有認罪，全家卻遭到近於「村十分」的最嚴厲懲罰，連祖墳都被鄰居挖出來。鈴木伸元犀利指出，把加害人家屬拖出來公審的刑罰報應論，以及潛藏於國內「傳統聚落」、重視「和氣」的強大力學，即使歷經明治維新、法治修改，仍深刻存於現代人腦海中。這便是筆者所言之「歷史遺毒」。
社會學者阿部謹也在1995年提出「人世間」（原文：世間）概念。西方國家的社會概念是獨立的「個人」集合而成「公民社會」；日本的個人基礎，則建立在模糊的「人世間」。以明治時代引進的德國刑法作比較，德國刑法的前提是，罪犯是依照自己的意識而犯罪；日本卻認為，個人是受周圍氣氛與人世間影響而走上歧途。就像酒鬼薔薇聖斗事件中，被害者父親土師守強調，主流媒體的討論放在「少年A是扭曲的教育制度以及病態社會的被害者」，讓他對少年Ａ產生更強烈的恨意：「如果少年Ａ真的是制度受害者，那麼友之丘中學不就充滿像他一樣的學生？」以人世間加諸的刑罰，顯然無法減少爭端。
「大眾心態上無法原諒曾經遭到逮捕的人。所謂的道理，在人世間是行不通的；所謂的人權和權利．在人世間一樣行不通。」
──法學教授佐藤直樹，摘自《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代表日本人「全民意識」，包含了媒體、學校與家庭種種人際關係的「人世間」，成為想做壞事的人賴以躲藏的祕密基地。罪犯與家屬能因此獲得同情開脫、也能被隱匿於人世間的輿論傷害得體無完膚。過去的騷擾信件、電話跟塗鴉都是匿名，只要集體採取相同行動，匿名人士便能混進團體中的安全區，盡情帶風向、發表無須負責的言論。由於網路匿名程度更高，因此近代「鄉民」針對加害人家屬的霸凌，反而更失控、更容易被煽動、更難以遏止……這種行為除了一時爽外有其他好處嗎？《絕對零度4》中的最後魔頭水島步，便因成長飽受歧視欺凌，決意創造出「沒有犯罪」的人世間，在孤兒院裡開始殺害有犯罪預兆的人、甚至發動大規模恐攻，從加害人家屬淪為新的加害人。
了解問題的本質，方能構思解決之道。犯罪學與社會學習習相關，每一起事件案例投入的研究，都能夠幫助我們制訂犯罪防治政策，避免重蹈覆轍。回到本文一開始的疑問：「我們臺灣人，真的會這樣對待加害人家屬嗎？」「以前或許不會，但不代表以後不會」。針對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的人權保護規劃，同樣刻不容緩。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