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緊迫時刻，人們常常為了「崇高」的目標，情願讓渡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權利，或是允許少數領袖享有凌駕他人的特權。此類用以換取未來烏托邦的「犧牲」，廣泛出現在古往今來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當中。
出身勞工階層、年輕時受酒癮困擾，甚至曾在街頭討生活的愛爾蘭小說家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她於2018年獲得布克獎殊榮、引發英語世界熱烈討論的作品《牛奶工》，便從一個孤僻卻富有主見的年輕女孩角度，審視愛爾蘭獨立運動中，與父權陰影難分難捨的集體主義宰制。
伯恩斯以小說《牛奶工》獲得2018年曼布克獎。（圖片來源 / perthnow）
牛奶工
《牛奶工》故事發生在1970年代初期，當時北愛爾蘭的社會氣氛異常緊張，殖民政權日日於路口逡巡，不時有暗殺、炸彈攻擊、暴力鬥毆、警告式處決（小說描寫了政府軍隊曾經屠殺整個社區飼養的狗，用以警告叛軍）發生。然而，平民的日常不只有種族戰爭，本書的主角，年僅18歲的少女「我」，某日在回家路上被一輛箱型車攔下。裡面是一位神祕而年長的男子，外號「牛奶工」的反叛軍事組織領導人。讓我順路載你回家吧。這位地下領袖如此說。
事情當然不是「搭便車」這麼簡單。儘管「牛奶工」並未強迫，兩人也沒有身體接觸，但這個並不肯用眼睛正視「我」的中年男子，卻對於「我」的家族成員、交友狀況、每日行程，甚至是文學愛好瞭若指掌。
短短幾週，少女平靜的生活出現巨大變化：「我」不時遭到他人敬畏的注目、購物時商家有默契地拒絕收費、原本追求「我」的粗魯年輕人瞬間轉為恭敬尊重、鄰里中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女子則因為傷害了「我」而遭到離奇死亡──是的，即便少女從未回應「牛奶工」（以及藉口「上車」的多次含蓄索求），但街頭巷尾自動將少女視為一塊輕易不可染指、名花有主的肥美禁癵。
《牛奶工》生動描繪了「準戰爭狀態」下的北愛爾蘭工人社區，在聚居體力勞動者的小鎮，厭煩槍械卻喜愛廚藝的男性受到鄙視、甫過16歲的女孩被長輩催促盡快邁入婚姻，當然還有，因為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對於「國家」並不信任，那些每晚變換地點，由反叛軍私下審判「愛國者」的「袋鼠法庭」。
因此，如果說《牛奶工》同時屬於成長小說與政治小說類型，那麼，該書對於女性「命運」的最沉重體悟，遠遠超過了性騷擾給予的逆向啟蒙。
在那些不期而遇的時刻，「牛奶工」從未直接對「我」動手動腳。然而，地下軍事組織首領畢竟是「權力夠大地位夠高因而不需要任何面具的人」，於是，某種只有被捕食者本人才能感知到的卑劣欲望，就比任何檯面上的求愛更加露骨。「我」很快就發現，身邊到處都是尊敬與懼怕「牛奶工」的人，並且整個社區散布著關於自己不貞、淫蕩的八卦低語──尤其難以拒絕的是，權勢者的力量來自於能夠操縱輿論、使旁觀者順服的道德聲望。
儘管小說中的「我」，受困於謠言和從未宣之於口的脅迫，但社區的人們恐怕也難辭其咎。不知為何，面對強梁，人們第一反應常常是譴責弱者。母親和姐姐從未求證便譴責「我」和有婦之夫的「不道德幽會」；而「最久的朋友」則是語重心長指出，問題僅僅在於「我」那種對於國仇家恨漫不經心的態度；還有交往長達年餘的「也許男友」，同樣也對於這段子虛烏有的「姦情」拋下一句「不用解釋」。
無法求助、也找不到傾聽對象的「我」，絕望地發現「澄清」或者「拒絕」皆不可行。
小說中同時交代了此一困境的社會背景：例如，由於工人社區如此敵視與「海那邊」大城市有所聯繫的女性主義團體，因此害怕「社交自殺」的「我」，沒有辦法在性別運動那裡獲得應有的支持。還有，「牛奶工」每每不懷好意地談論「愛國者」於街頭橫死的悲慘下場，似乎又暗示了，只要「我」繼續維持與「也許男友」的戀愛關係，這位搶先占有「我」的青年，隨時會被列入猶待確認忠誠的嫌疑清單，然後在習以為常的意外中喪失性命。
顯然，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只是「父權體制」，此處還存在一種集體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壓力。由於英國帶給北愛爾蘭的種種壓迫，倔強的工人聯盟更加傾向認為，那些特立獨行、偏離運動的成員，要不就是可憎的「愛國者」，要不就是心智失常、精神瘋癲。沒有「不合群」個體容身的餘地。
儘管《牛奶工》描寫的具體時空與我們有異，但是，女性受暴的情境，卻有著不分地域的普遍性。台灣讀者大概會想起幾年前《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那個一步一步陷入師長誘騙的天真少女；又或者，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中慘遭凌辱的年輕女性來說，侵犯身體的國家暴力絕不是隱喻。
其實，故事裡的「我」，也差點不能倖免於類似的性掠奪結局。在小說尾聲，「我」抱著自暴自棄的心情，選擇走進「牛奶工」的車廂。但「幸運」的是，隔日政府與叛軍發生激烈武裝對抗，牽連多名無辜者後，「牛奶工」終於被國家擊斃，「我」也因此免於許多少女並沒有擺脫的醜陋宿命：
「穿上高雅的、女性化的漂亮洋裝」，「準時到外面來，不要讓他等」。（P.346）
牛奶工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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