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家謝裕民的長篇小說《我的游離性遺忘》最後一節最後半句話是：「整個人⋯⋯沒有『你』或『他』，我就是我，沒有分身」，灰暗的環境世界頓時明亮起來。全書最後一節是第118節，那是敘說者的天使數字。讀者於是恍然大悟，原來一開始即分「我」、「你」、「他」的敘說者，不僅僅是小說的多重觀點敘事形式，或小說家所安排的人設，以不同人稱發聲、說故事，而是分裂的主體——敘說者主體的分裂。
我的游離性遺忘
這個左翼文學的研究方向，是小說中敘說者的指導老師霍大衛教授所建議的。老師是個對東南亞深感興趣的英國現代中國文學學者，以左派自居，1974年前來新加坡，任教某大學中文系。那年霍大衛三十三歲，旅居新加坡二十年後帶著十七歲的女兒返回英國劍橋任教，再十多年後已是六十九歲的樂齡人士，一家三口重返南洋度假。三十二歲的女兒像返鄉的鮭魚，在遊新加坡河時突然跳入水裏，伴遊的敘說者只好立即跳下救美⋯⋯
英國老師重返新加坡的時間，銜接了小說敘說者的「現在」，成為小說開端場景的敘事時間，然後兵分「我你他」三路，敘述現在，回憶、挖掘過去，讓過去與現在糾纏，以顯示記憶與歷史的矛盾。記憶來自受訪者回憶他們在狂飆時代涉入學運或社會運動的遭遇，也來自敘說者的左二代自述。
敘說者的「四十年家國」殘存記憶始於一九六〇年代。八個（不算存目者）訪談文本講述的是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發生的事。這些記憶文本屬於不被寫進官方版本史書的人民記憶或文化記憶。這段期間，正是新加坡獨立建國、計劃發展、快速成長的光輝歲月，社會從「快樂世界」進入「繁華世界」，這個新加坡史是線性、連續、同質的「勝利者歷史」。謝裕民寫的是這段期間被剪翼的左翼分子的集體記憶。六十年後，國家還是沒有轉型正義，創傷者只有在文學裏以破碎的文字章節發聲。說《我的游離性遺忘》是謝裕民的《剪翼史》大概也不為過。
《我的游離性遺忘》是一本創傷與記憶之書。書名的「游離性遺忘」來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所造成的失憶。小說中的創傷是個人的，也是集體創傷。敘說者講的是自己的故事，他身為「陽痿的左二代」，有個縮陽的失蹤父親。誠如記憶研究學者如孔諾登(Paul James Connerton)所認為，身體是記憶的載體。從這個觀點來看，陽痿或縮陽的身體顯然是創傷的象徵，創傷來自總是在那裏張牙舞爪的歷史這頭大海怪。歷史暴力在創傷者身心留下難以撫平的疤痕。
於是創傷者的記憶只能是分裂的、斷裂的、游離的。多年以後，敘說者面對學院體制的告訴、調查、審判之際，向重返亞太歷史現場的英國老師訴說自己的遭遇，等待被馴服、教訓或平反。小說即在這段宛如時間縫隙的空檔展開，敘說者以分身斷斷續續回憶三歲以來的生命經驗，父親缺席之後的艱難人生，以及捕捉並非同質的左翼史。
《我的游離性遺忘》也是一個父親失蹤、逃走或缺席的「家變」故事。父親缺席，兄弟二人由母親含辛茹苦養育長大，幸好有「小舅」（以及英國老師）扮演父輩角色。然而失蹤的父親始終沒有出現，直到某個星期天，母親在一家人吃早餐時突然說父親死了，死在外地了。不過，「我」在敘述晚年失智的母親時，明瞭母親始終在等待父親歸來。
儘管謝裕民在小說中借英國老師之口說，「馬共的故事最終需要馬共成員書寫」，他還是以「個別人」身分寫了一本「馬共小說」。《我的游離性遺忘》裏的父親失蹤，流亡或逃走，因為他是馬共。馬來亞共產黨人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官方歷史「失蹤」，乃因為馬共被英殖民政府、自治與獨立的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政府視為叛亂分子、恐怖分子、武裝地下組織，涉嫌威脅政府與國家存亡，必須緝捕、勦滅，拭除他們的歷史。而「左二代」的敘說者北上勿洞，航向澳洲，既是為了「尋找失蹤的馬共父親」，也是尋找失落的歷史線索，讓自己跟那段父親沒有出場的歷史記憶有所連結。
然而「馬共」並不等於那個時代所有的左翼。謝裕民在小說中套進許多文本，穿插在118則「我你他」敘說的事件之間，所穿插的演講預習是英國老師對新加坡的印象與諍言，八個訪談則是八位廣義的南洋「魯迅子弟」（複數的 LU XUN）的記憶文本，自成一個「戲中戲」的敘事系統。如前所述，這些故事來自敘說者的碩士論文書末附錄，皆小說家言也。這是《我的游離性遺忘》值得注意的小說形式。
《我的游離性遺忘》中這些折翼的左翼分子，是一群受到白色恐怖迫害的「受侮辱與受損害的人」，他們不一定是馬共或馬共外圍分子。在二戰結束後反殖獨立建國、東西冷戰對峙、國共內戰的時代洪流中，有人是弄潮兒，有人是衝浪者，有人則是無辜被浪花波及。這些敘事，以及敘說者、他的失蹤父親及其出走北方森林的同志的故事，可以說是小說家謝裕民「想我南洋魯迅子弟們」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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