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已在日本出版過幾本小說，然而大部分臺灣讀者是自2015年《流》獲得直木賞之後，才算認識東山彰良。2019年，東山彰良以新作《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一連拿下三項日本文學獎。據他的說法，是因為寫作這本小說前，他做了一個夢。夢中他發現自家廁所髒臭無比，於是立即動手打掃乾淨。掃畢，一名和尚出現並給了他一萬日幣作為獎賞。他醒來後，一整年都勤懇地打掃廁所，隨後《流》獲得直木賞。獎項的肯定讓東山彰良深信廁所之神的寓意，他笑稱自己不因願望實現就停止打掃，這才能有後來的三個獎。
流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與《流》一樣，故事舞台都在臺北廣州街，然而有別於《流》講述1975年的故事，那是東山彰良的父親所成長的時代，《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則選擇自1984年開始，當時16歲的東山彰良正值慘綠少年。如果讀過《流》，在《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中照樣能遇見《流》的人物如李爺爺、郭爺爺等陪你嗑瓜子，只是他們當然已經老了近十歲。這樣的寫作安排，難道有意要寫廣州街三部曲？東山彰良說，「純粹是寫完《流》之後，還想在記憶中的廣州街玩耍一陣。只是，《流》實在充滿明朗的光，為了區別，《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加入許多暗影，甚至不讓任何奇蹟發生。」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的時間設定在1984年夏天，故事圍繞著4名13歲少年（小雲、阿剛、阿杰與達達）展開。由於東山彰良在5歲便離開臺灣，每年僅暑假期間返臺，他對於臺灣的記憶，都是火傘高張的夏日與感覺自由的暑假。小說裡有他於暑假累積的臺灣記憶，也寄寓他對陽剛友誼與叛逆氣質的渴望，因此我們會看到故事出現偷車、幹架、霸凌、少年們全裸在室外沖澡玩耍甚至死刑的畫面，這使得他的作品總帶有冒險與暴力的性格。
東山彰良說，「電影《艋舺》那樣的世界我很嚮往，狂暴、詩意且溫柔。可惜的是，我生命中最接近不良少年的一次經驗其實是去酒吧喝酒，然後被酒客莫名用酒瓶砸破頭。我把這個經驗寫到小說裡，只是小說中那個人死了，我還活著。」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講述4名少年在暑假即將結束的前兩天，為著朋友阿杰的幸福，一起計畫教訓家暴阿杰的本省籍繼父，這對少年們來說是「幹一樁大事」的等級，卻也使他們往後的人生有了遽變。「13歲是很關鍵的年紀，是比較會單純依照個人意志去行動、且認真對待朋友的年紀，通常在那之後就會習得分辨是非的能力，幹壞事就沒那麼容易了。」於是，為了讓小說充滿暗影，故事中的少年們都犯了錯。當年的錯誤，為成長過程的絆腳石，長年絆住這群少年的心，直到30年後才有釋懷的契機。「30年可以發生很多事，是能夠『逐漸原諒』與『接受過去』的時間。少年們也需要這樣的時間距離去完成原諒與接受。」
美國文化幾乎是小說裡少年們的青春記憶。他們在1984那年聽著美國流行音樂如麥可．傑克森、RUN-DMC，跳霹靂舞、學大風車。30年後，他們於美國相聚，重新陪伴彼此。寫作《流》時，東山彰良曾與父親去山東考察，而寫《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時，他坦言除了關島（美國的非合併建制屬地），從沒去過美國。為何將美國設計為小說另一個重要的場景呢？「美國是當代世界強國，世界上每個地方多少都有美國的身影，我接觸的日常文化尤其受到美國的影響，我看的電影、聽的音樂、穿衣風格都形塑我所認識的美國。」所以為了寫作，您特地回頭蒐集那個年代的流行文化嗎？「不，那些文化就是我所熟悉的年代。」
小說中這群熱衷跳舞的少年們，時常到植物園、西門町紅樓戲院練舞。紅樓戲院如今是同志文化的象徵地，在小說中將男同志的性騷擾以奇觀方式呈現。「小時候我和朋友會去西門町玩，可是大人會告誡我們不要靠近紅樓戲院。我一直很好奇這件事，後來慢慢理解後，就把這些放進小說。可能寫得離譜一些，但那裡的確對小孩來說，不算是特別安全的地方。」與這段奇觀相呼應的，是故事中有位少年也在那年被發現是同志。
有別於普遍將女孩成為男孩情感觸媒的安排，為何特地設計一個角色是男同志呢？他給了一個相當直覺式的回應，「我的寫作不習慣有大綱。通常我會思考有哪些事件我想經過，再看故事如何走。最理想的狀態不是我帶動小說，而是讓小說去帶動我。所以，當故事有所轉折時，如果寫錯，我知道我會寫不下去，一切會動彈不得。故事如果可以繼續發展下去，我才能知道我寫對了。」直覺牽引著他的寫作方向，所以小說中有一個少年是同志並不在原先規劃中，一切只因「寫對了」。從東山彰良向來獨鍾以男性氣概所營造出的叛逆世界來看，安排一位男同志不良少年角色，在主流價值觀中的確具有加倍反叛的能量。
東山彰良說這次想寫一個沉痛的故事，所以讓故事中的少年都犯了大錯。然而當少年們決定犯錯之前，心中仍會出現諸多衝突而難以抉擇。東山選擇讓他們去向關帝爺擲筊討答案。「我一方面不希望讓少年們變成真正的壞人，一方面也是因為13歲就像我前面說的，真的很特別。」試圖寫得殘忍，卻又對少年們充滿同情，也莫怪少年們再次重逢時，會對互相傷害過彼此的人說：「謝謝你，和你當朋友，一直是我的驕傲。」
東山彰良說，「不要想太多，我怎麼寫無所謂，讀者儘管享受閱讀過程，如果能跟自己的經驗連結就太好了。」他這麼說的前情提要其實是我在一開始連珠砲問了幾個問題：
AKIRA阿基拉 1
──您的筆名東山彰良（Higashiyama Akira）跟《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裡提到的漫畫《阿基拉》（AKIRA）一樣，是故意的嗎？
「純粹巧合，Akira在日本就是個菜市場名。」
──那《流》、《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有光與影的關係，跟《阿基拉》兩個主角金田、鐵雄的性格對比有關嗎？
「哈哈，巧合啦！」
──小說主角崇尚漫畫《阿基拉》的世界觀，自己也幻想出7個魔鬼。7這個具有宗教意涵的數字，有隱喻嗎？
「在日本也有人這麼問呢，不過還是巧合。」
──好吧，那小說中有個角色在美國被處以死刑的時間是2019年，2019年也是漫畫《阿基拉》的故事時間，所以漫畫在今年重新再版了，這難道也是巧合？！
「什麼？我都忘記了！當初設定2019年只是為了故事邏輯合理，天哪，這是徹底的巧合！」
啊，這樣聽來，能這樣充滿巧合性格的作品，在體質上也是相當受到眷顧的吧，因為，當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彷彿也看到了背後出現那位廁所之神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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