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四月，日本《群像》雜誌舉辦的「群像新人文學獎」揭曉，當屆應徵數2016篇，首獎從缺，只選兩篇優選小說，其一的〈獨舞〉，讓作者瞬間受到注目：誰是李琴峰？何以初試啼聲便摘下大獎？這個外國人為何日文這麼好、辭彙這麼豐富？
端坐在我們面前的李琴峰，細眼長髮，斯文地啜著熱茶。29歲的年輕台灣作家語調沉穩，向我們揭示了月球另一面的故事版本：彼時她還是普通上班族，某天在通勤電車上，「死」的日文「死ぬ」，以獨特的音韻與意象，如同從天而降的隕石般強烈擊中了她，像某種無法忽視的訊息沙沙召喚，李琴峰與寫作的蜜月旅行就那樣開始了：白天工作，回家寫，假日也寫，五月黃金週、夏季的盂蘭盆節，她整週都窩居埋首寫作。五個月後，她完成了《獨舞》，剛好趕上「群像新人獎」的徵稿截止日期。
時隔數月，李琴峰從職場新人折舊進入加班生活，早把投遞心血拋諸腦後。那天二月十四日情人節，她留在公司加班，突然間手機鳴響，螢幕顯示一組沒看過的號碼，她邊嚼著晚飯邊百無聊賴地想，又是信用卡推銷吧！接起電話，那頭是講談社通知她進入決選。我們驚呼這簡直像電影一樣戲劇化，當事人倒是淡定微笑，「是還蠻驚訝的，然後就魂不守舍地等待決審結果。」
《獨舞》觸及眾多禁忌議題，自殺、性侵、精神疾患、同志，主角為了逃離巨大但無人能懂的失落與創傷而逃亡異地，生命的傷口卻夢魘般如影隨形。要挖掘過去的傷痕經驗，同時還要以日文寫作，想來絕非易事，為什麼一開始就挑戰長篇？
李琴峰解釋，「台灣與日本有很大不同，日本五大純文學雜誌各有自家文學獎（注1），都是徵一部小說。日本習慣用稿紙計算字數，如《群像》的篇幅是70～250張稿紙，一張稿紙約400字，投稿者普遍以這樣的長度創作。」她說本來是以篇幅較短的地方文學奬為目標，沒料到寫著寫著超過字數，才改投《群像》。「我創作時並沒有預設一定會被發表，所以沒那麼在意讀者，更在意想寫什麼、能表達什麼。人本來就有表現欲，把它展現出來，是很快樂的過程。」去年底，她決心離職，試著以接案維生一邊進行創作。
《獨舞》中文版由李琴峰自己翻譯自日文版《独り舞》。
中文版的《獨舞》是由李琴峰自譯，她定義自己是「以日文在日本文壇寫作的外籍作家」，不像温又柔、東山彰良屬於移民第二代，文壇困惑該將她定錨在哪個位置，但位置是歸屬還是侷限？李琴峰對「被歸類」顯得有些抗拒，她提及温又柔《中間的孩子們》被廣為使用的形容詞「中間」，「這成了一種標籤，你只要是移民或混血兒，好像就會被期待要有介紹兩地文化的義務。但屬不屬於中間應該是我自己決定，不該由外強加。人應該要能決定自己的存在，而非由他人來決定你是什麼。」
《獨舞》中側記了如921地震、太陽花運動、台大百日維新等台灣大事件，亦有李琴峰的自身投影，她大方談自己的同志身分認同，也長期關注同志運動，去年台灣公投，她在日本也守在網路前看轉播。開票結果哀鴻遍野，她說這一跤摔得重，失望與衝擊都難以招架，既然這樣，文學於她有可能成為改變的手段？她持保留態度，「小說必須直視現實，我不避諱把這些元素寫進小說，但小說本身能不能成為運動，我倒沒有那麼樂觀。尤其日本不像台灣，社會運動能跟創作出版相互推波助瀾 。」她也提到，日本雖然通俗文化從戲劇、BL與百合創作皆廣泛融入多元性別議題，但畢竟是次文化，實情是，現實社會處處有隱形路障。
小說背後的社會系統發生了什麼問題？讓故事裡的台灣女高中生趙紀惠，一再因無處容身而從各種社群中漂離，即便捨棄姓名，換了語言與家鄉，仍無法由殘酷往事逃開，無論人在台灣或日本，外在的社會與內在的疏離，雙雙扼住年輕的生命。「因為在這世界，不可能一切都能自己決定，大家一定會給你各種標籤，比方國籍、人種……我明白標籤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捷徑，我們需要透過標籤辨識他人與世界。但拿來定義人，我不太能接受。」李琴峰掩不住無奈。在意被貼上「女同志作家」標籤嗎？她既沒有接受也沒有推拒，「要看是什麼樣的脈絡吧，如果是為了更加理解作品的世界或這個作家，去進行一些標籤或命名，我覺得是可以的。但若用在強化社會偏見，我認為不妥。」
然而標籤的痛苦在於，被貼就是被貼了，要從人世中脫逃，死亡是最徹底的手段。李琴峰提到，寫作《獨舞》之前，賴香吟的《其後》與邱妙津的《鱷魚手記》對她影響極大。賴香吟認為邱妙津自殺前的作品《蒙馬特遺書》並非真正的遺書，而是為了透過「書寫死亡」活下去。那麼，小說是否可以成為一種儀式性替身，讓主角死亡，作者於是得以倖存？對這樣的說法，李琴峰低頭沉吟片刻後答，「嗯，或許吧。我可能下意識地保護自己，所以寫作過程會保持一段距離，那段距離讓我旁觀主角受苦，但主角很明顯又有部分是我自己，那不很像是某種自虐嗎？」
《獨舞》從對「死亡」的思考展開。
在《其後》後記中，賴香吟坦承自己痛恨傷痕文學的煽情，也不相信書寫能替代治療，「書寫不能治療，那是本身快要好才能書寫，那是痊癒之前的一個大口呼吸。」談起這段文字，李琴峰彷彿憶起過往的自己，短短一霎神情悵惘，「我還年輕時，太過相信書寫的神聖或萬能，相信書寫能殺也能療傷，但事實上作家只是凡人，書寫也只是書寫，不是什麼萬靈丹。《其後》裡那段話直接坦承：寫作其實是無力的。讀到的瞬間我有種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事實的感覺。如果書寫能治好一切，幹嘛還需要心理諮商師？」
這即是李琴峰想訴說的──生命本身就是苦難，也是無可選擇、必需承擔的現實。那寫作《獨舞》有帶來療癒嗎？李琴峰答得保留，「我確實寫出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寫出主角所受過的傷，同時又能旁觀著那些傷，似乎也帶來了虐待跟治癒兩面一體的共存。」說到底，我們不得不正視，其實生命不是明明白白的答案，而是沒有終解的提問。
最後問李琴峰，創作是否更像與自己並行的一段旅程？她點頭同意，「我覺得旅途還沒有走完，還可以繼續。」即便落下最後一個句點，翻越了最後一頁書頁，主角和她，都依舊踽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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