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途迢迢,熱情歸家。
自中山醫學大學畢業後,吳易叡遠赴牛津大學進修,取得醫學史博士學位,而後任職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香港大學,規劃醫學人文學程。在異鄉漂浪十餘載,終於在2021年返回台灣,於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醫學系醫學人文暨社會醫學科任教。
吳易叡新近出版的《度量瘋狂:精神疾病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翻譯自他的英文著作 Mad by the Millions(MIT Press, 2021),他走訪瑞士、英國、美國,從事大規模的跨國檔案研究,前後歷時八年,宛若一場空前絕後的紙上戰役。
這名半路出家的醫學史學者坦言,「我一開始完全不知道什麼是醫學史。」吳易叡自小擅長考試,成績秀異,這樣的人注定被視為讀醫科的料,他試圖在浩瀚的醫學國度裡偷渡一點志趣,至少能跟人文沾上邊,「精神科」成了他逃逸的路線。當年,精神科醫師自醫學院畢業後,不少人選擇負笈海外攻讀碩士,再返台取得相關證照、正式執業,於是他也仿效。他去英國念心理分析,「有一堂課,談佛洛伊德的理論是在怎麼樣的文化社會背景下產生,沒想到那其實是一種醫學史。」從未受過歷史學訓練的他,意外打開了一個結界,栽入廣博的科學史。
吳易叡走上醫學人文一途,其實有跡可循。時間軸再往前推,就讀高中時,引他興趣的是建築系、心理系。高中畢業前,他做過一個性向測驗,結果出爐:他適合擔任中醫師。雖然當時有些一頭霧水,如今回看,彷彿預示了他日後將在西方主導的醫學領域裡注入東方思想,另闢天地,自成章法。
在中山醫大就讀時,他老往校外跑,因緣際會接觸到「台杏文教基金會」。該基金會由陳永興醫師於1997年創辦,致力推動台灣文化扎根及民主啟蒙,首任董事長江自得醫師,亦為本土派詩人,曾任高雄醫學院「阿米巴詩社」社長、笠詩社社長,推廣台灣文學不遺餘力。吳易叡從此醉心於台灣文學,甚至翹課去聽陳芳明開設的「台灣文學十講」,賴和、楊逵、鍾理和、呂赫若等人的作品自此進入他的視野。他也時常到鄰近台中公園的「台灣本土文化書局」挖寶,一天,他找到朱約信1993年製作的臺灣文學音樂專輯《楊逵:鵝媽媽出嫁》,那時他還不知道將來自己會投身台灣文學的音樂轉譯。
「我們在中山醫學大學籌組第一屆『福爾摩沙社』,到大肚山上的地下電台,試著用很爛的台語唸《台灣日報》的副刊。因是地下電台,會被警察會抄台。」談及這段年少輕狂,已屆中年的吳易叡神采煥發。
吳易叡的學術生涯有如桃花源記,他不情願地念完醫學系,復前行,忽逢醫學史,乍見史料紛陳,與政治、經濟、文化脈絡交纏,千絲萬縷,研究者甚異之,欲窮其境。十多年來,他的研究始終環繞一個主題──台灣在全球衛生的位置是什麼?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台灣代表了什麼關鍵性?或從來只是位於邊陲?這個提問,緊扣他長年對於精神醫療的跨國史與全球衛生之關注,也呼應他青年時期即啟蒙的島嶼主體意識。
他細緻而全面地考掘1950年至197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WHO)如何高舉「世界公民」大旗,推動跨國精神疾病研究,企圖建構一套共通的醫學診斷標準。而出身自台灣的林宗義醫師,當年為何有能力參與其中,肩負主持全球精神醫學計畫的大任?
世界衛生組織一開始選定思覺失調症,由各地研究中心的精神科醫師去找一群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的人,藉由訪問、側錄,評估其症狀是否雷同。訪談錄像被譯為逐字稿,交由電腦運算、判斷,結果發現,此一精神疾病的症狀舉世皆然。
「這個跨國計畫的產生,原先是希望廣納世界各地具文化敏感度的專家,但做出來的東西有沒有辦法適用於世界各地,這是可以質疑的。」吳易叡進一步解釋,「台灣當時加入這個計畫,然而執行過程中,世界衛生組織慢慢長成一個龐大的官僚,訴諸非常多科學化的手段,將一些具有文化敏感度的成分剔除了。他們的確做出一個世界衛生組織覺得好用的東西,而且結論做得很保守──跨國的科學合作是可行的,卻未言明這套『診斷標準』是否適用於發展中國家或未開發國家。」
這個計畫誕生於彼時全世界對科技懷抱高度的理想,新興的電腦運算技術、錄像技術、海底電纜鋪設,各種技術的創新誘發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理想性。吳易叡透過無數檔案文獻以及曾經與林宗義共事之人的深度訪談,精心繪製出這段當代精神醫學史上的歷史軌跡。
另一方面,《度量瘋狂》也從台灣的視角出發,當年被視為「待開發國家」的台灣,如何面對世界衛生組織所想像出來的世界?「台灣加入WHO的計畫,的確貢獻了研究方法,最後也生產出東西,但這整個過程依附著非常多條件,包括,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日本奠定的精神醫學基礎建設,這些條件缺一不可,以致『台灣』的故事無法複製在其他國家。」吳易叡強調,「『台灣』其實有機會成為一種方法學,因為在世界上的處境實在太特殊了!」
「我發現台灣精神史還有好多史料,是我之前沒有花時間去讀或讀不懂的。」吳易叡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找到一批台大醫院日本殖民時期至戰後的病歷,其中包括林宗義任職台大醫院神經醫學科期間所寫的病歷,「為完整表達病人說的話,林宗義有時直接用台語羅馬字拼音去寫。可惜大部分歷史學者沒受過這樣的訓練,無法解讀台羅。要了解台灣的醫學史,尤其是精神史,如果不了解這些語言,我們都以為自己沒有聲音。」
扎根台灣、同時放眼國際的吳易叡領悟到,「愈能夠講自己的故事,愈有辦法在世界舞台上生存。」
研究之外,吳易叡的另一身分是「鬥鬧熱走唱隊」隊長。2005年,一群畢業不久的研究生、住院醫生,取材賴和較為人知的小說與詩作,如〈一桿稱仔〉、〈獄中日記〉、〈南國哀歌〉,以文學入樂,眾籌發行《河:賴和音樂專輯》,曲風走悲壯路線,歌頌賴和一心為子孫拚搏、鬥爭的昂揚志氣。日前推出的第二張專輯《自由花:賴和音樂專輯ll》則讓賴和走下文學烈士的神壇,呈現他的種種挫敗萎靡,一如你我凡人。第一首曲目〈阿四〉取材自賴和自傳式小說,烏暗的世界,無力者敗下陣來,台灣新文學之父高喊:「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都是沒用的!」
熱血中年讀懂了現實,不由得惆悵。從世界衛生組織啟動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的夢景,到賴和以醫術和文學救治人民的初衷,吳易叡一再琢磨的,始終是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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