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碩、至難合抱的樹的根柢，紋理古老，彷彿融於更龐大的山。人攀附盤根枝枒其上，像一個果實。交談間，郅忻像想起了什麼，就著屏幕框格滑動翻尋著影像，片刻時間，秀出手中一幀畫素霧濛的照片，她說，全景中坐在巍峨樹身上愈顯渺小的人影，就是年輕的父親。她說，看到這幀影像之時，終浮現了《山鏡》中尋索父親過往之謎，最象徵的一幕畫面。
（照片提供／張郅忻）
張郅忻出身新竹湖口客家小鎮，自首部散文集《我家是聯合國》（2013）即顯明標誌出多元的家族族群組合，關注故鄉徘徊之間，人的離散、遷徙。第一本小說《織》（2017）以其阿公為原型，追溯他派遣越南紡織廠的壯年歲月，經歷越戰時期的一九六、七○年代；繼之《海市》（2020）看向客家小鎮母親，離異後，北上來到西門町營生築夢，見證七○年代以降城市的榮景和沉浮。新出版的《山鏡》則經由父親入山的生命故事，帶出山地拓墾、開發、買賣，從度假村到民宿產業等相關聯的山林與族群史。
我家是聯合國
織
海市
山鏡
「《織》初稿寫出來時，我的筆記本上兩個名字就浮現了，我想要寫一個跟『山』有關的故事、一個跟『海』有關，以我爸爸、媽媽為原型，因為他們兩個跟《織》一樣，都有『移動』的歷程。」張郅忻說，「我自己找資料，訪問一些人，慢慢去將他們建構起來，我就覺得這個人物，存在這個故事裡面；已經是新的角色了，在那時代生活的一個人，只是我會在他們身上，回答我的困惑。」
進而構成張郅忻寫成「客途三部曲」。第三部《山鏡》主角小張有泰雅名亞富．哈勇，出身客家庄，一生卻與眷戀的山林部落土地糾葛。小說由小張無故匿蹤追索起他的足跡。彼年代，休閒消費經濟的觸角伸延山上，傳統領域被商人圈地建造起度假村。年輕時的他熱情、海派，服務於五峰的度假村，很快晉升業務協理而意氣風發；並結識布農族朋友「殺手」、泰雅的瓦旦，並認瓦旦的亞爸為義父。張郅忻以圍繞於小張生命至親至交，尤其阿美族妻子娜高、小女兒比黛等觀點牽引著追思死亡的故事展開。
張郅忻回想這趟書寫，2017年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曾經依賴於父親的小女孩，在成長過程，因父親性格的不羈，父母離異後改為阿婆帶大，父女之間逐漸有了疏遠。「2017年就是爸爸發現罹癌，跟裡面的人物是一樣的。我那時第一個念頭是想說：原來我還是很愛他，自己其實還是很依賴他。」既想把握餘下的時間瞭解寫下父親過去，又不太敢碰觸、有點害怕的複雜心緒。
「2019年，爸爸過世，我就做了一個夢，夢到我們在一個山上的小房子，我跟他說：『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死掉？』我在夢裡面好像變成小孩，有點哭鬧著說：『可是我要寫這個故事，如果你在的話，不是就可以帶我去山上嗎？我現在要問人，都不知道要問誰？』」
在《山鏡》中，娜高相伴著比黛，以阿美族悼念逝者的傳統「追思之旅」（Micohongy）走訪經高雄、臺東、娜高的原鄉鶴岡屋拉力部落等，返回五峰後再入山，回到父親最親近的山林，五峰、和平部落、十八兒部落等。在《山鏡》外的書寫，亦像一趟追思之旅。張郅忻走訪地景、與父親的至交舊識如「殺手」叔叔等訪談，幅員也拓展至六龜、花蓮等地，「本來想放在竹東，可是因為訪問的人、慢慢長出來故事，人物越來越立體。」
「在寫《山鏡》時有一個比較大的企圖是，我覺得在爸爸身上看到了整個山上娛樂產業的縮影。小時候去山上，那時大家都很喜歡度假村，我爸爸其實不只有在一地工作。爸爸工作最久就是五峰的度假村。回竹東時特地去五峰，現在已經是廢墟了，因為颱風把它整個刷掉。就在溪的旁邊，一半都不見了，剩下是比較高的地方，可是全部都是藤蔓，包圍在一起。」張郅忻說，這個場景非常像小說。
「我可以感覺到一個時代過去了。」因為人的慾望，帶來休閒與消費山林的模式，「在那裡長出了一個東西，但它最後還是被大自然收走了。」度假村之後，是民宿，現在又紮起露營區。《山鏡》以微小的生命史鏡影著時代的樣子，「山其實反映了人們各種的慾望。」
除了慾望，也許，還有她反覆提到的另一個詞「接納」。接納像小張這樣的「客途」之人，也能擁有歸屬於山的名字──亞富．哈勇。接納入山、下山各種混雜族群的昔日與今日，其中或曾有接觸衝突，或也將和解並深深惦記，如瓦旦對比黛所說：「我說這麼多，只不過希望，妳記得這座山曾發生過的事。」
攀附在糾結樹上的父親為何在那、又在那做什麼呢？笑著還是思索著？張郅忻與我呈現、檢視著那幀父親過世後才初次看見的斑駁照片時，像對自己問著。然而從《織》、《海市》到《山鏡》三部曲後，你知道她透過書寫的追尋，曾已抵達生命困惑的深處，根柢處，並繼續寫著。
客途三部曲套書(織+海市+山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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