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聖凱／漿液與修復──進入他人之痛苦是「飛蛾撲火」

我從一個文學創作者，改投身進工人運動的這幾年，時而想起，美國哲學家桑塔格曾經探問，如何「更有道德」地旁觀他人之痛苦，她將旁觀的情感分為兩種：憐憫和同情。前者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俯瞰，疏離地停在「我知道你痛苦」。後者要投入更多想像力，將自身放在和他人平等的位置，感同身受他人之痛苦。兩種情感的道德價值或有高下，但都意味「責任的局限」，觀看者對事件當下無能為力，已經和被觀者拉開時空的距離。

但，如果越過旁觀的位置，嘗試以實際行動，改變他人之痛苦時，人應該為他人之痛苦負責到什麼程度，又應該抱以何種情感面對他人呢？這並不只是，文學和藝術如何介入社會的抽象辯證，對工人運動而言、對組織者如我而言，是實際鬥爭存亡的路線選擇，也是黛西．皮特金（Daisy Pitkin）《飛蛾撲火》欲探究而未竟的核心命題。

黛西25歲的時候，投身為美國紡織成衣工會的組織者，第一個協助的，是跨國集團索迪斯位在鳳凰城的洗滌工廠，並在其中結識了工會頭人阿爾瑪，兩人並肩作戰、組織工會，共同經歷各種困難，建立起無比深厚的革命情感。

從外觀來看，《飛蛾撲火》分成「蛾」和「火」兩條線交互敘事，前者是黛西和阿爾瑪的故事，後者則上溯美國女工抗爭的歷史傳統。寫作手法上，黛西採用書信體，承載她對阿爾瑪的叨叨絮語，然僅能為單向的通訊，因其敘事伊始，是黛西和阿爾瑪的組織關係已然裂解、個人關係隨之崩壞的其後。通書情感充滿對主體修復的深盼，想對阿爾瑪告解，昔日在鬥爭中，組織者「不能」或「不敢」讓工人知道的內面私我。

究竟什麼是組織者呢？表面來看，工人理所當然是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組織者多為知識分子，像是來自外部的「他者」。資本或社會大眾的模糊理解，組織者更像「滋事分子」，是在抗爭現場靠衝撞換取議題曝光之人。然而實際上，組織者真正的工作，或說更深層、更日常的工作，其實是「培力」，協助以為自己沒有條件反抗、只能安分認命的工人，去改變自己和資本的關係，轉化為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也賴於此，組織者才能在工人運動中成為主體。

要將工人轉化為抗爭主體，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諸多以勞動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例如臺灣讀者熟悉的林立青《做工的人》，大多會描述工人在勞動現場經歷過的苦難，然其以為改變工人苦難的方式，是寄望社會大眾能有更多同情的理解，進而影響國家法制，而非工人團結起來抗爭。少部分意識形態偏左的作家，例如楊逵的〈送報伕〉、陳映真的〈雲〉等，描述工人在苦難中，體悟到社會結構或勞資關係的不平等，最終起身反抗，但這是種簡化的敘事方式，反抗的結果是成或敗，楊逵和陳映真都略過了中間的過程，也略過了抗爭主體內心的反覆和成長。《飛蛾撲火》誠是以非虛構寫作，去補足這個在文學中、在報導中都較少被再現的部分，其作為起點的提問是：為何承受同等苦難的工人，選擇會截然有別？

顯然，從痛苦到反抗，並非線性的過程。阿爾瑪問黛西，也問自己，我和其他工人為何不同，是因為有人比較憤怒、有人比較害怕嗎？黛西當下以為，戰鬥者和不戰鬥者的差別，不在憤怒或恐懼，而繫乎願景，繫乎人能否想像到「戰鬥的好處」。戰鬥的好處，就像懸在驢子眼前的一根蘿蔔，對大部分工人而言，指的是直接的經濟利益，吃到了，就可能停下來，一直吃不到，也很難撐下去。然而，戰鬥的好處難道只是存乎人外部的事物嗎？黛西在多年過後反思，戰鬥的意志，「可能是一種變態，一種極度渴望改變，以致自己被改變了的狀態。」黛西用一個唯美的譬喻來形容這種由內而生的改變：抗爭者就像毛蟲，要徹底溶解自己原有的身體，爆發成全新的存在，化作撲火的蛾。

「蛾」象徵抗爭主體，「火」象徵工人運動，兩者的對位關係，也是工人和組織者的關係。

在《飛蛾撲火》中，黛西屏棄在美國的工人抗爭傳統中常被放在歷史主線、以男性工人為主的鐵路工會，而以「國際女裝服飾工會」為起點，對阿爾瑪娓娓道來，1909年的紡織女工克拉拉 ( Clara Lemlich )在群眾大會公開反對男性頭人的妥協路線，發動史稱「兩萬人抗爭」的總罷工。但一場總罷工並不足以改變所有紡織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幾年後，不顧勞動現場安全的三角襯衫工廠發生一場導致上百人死亡的大火，成為美國社會深刻的集體記憶。

克拉拉的故事，代表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不平等，女工想反抗資本，要先反抗滿足現況的男性頭人。且不只是工人的身分，克拉拉而後如黛西成為組織者，也要面對和其他男性組織者間的不平等。黛西的取捨，是藉性別位置，拉起她和阿爾瑪間更多的共同點，更是以自身選定的路徑，引領阿爾瑪從勞動現場的微觀鬥爭，往上走進更高維度的工人運動，這同時意味著思考座標和時間座標的新生。

然此際的新生，終究也存在著權力關係。明明阿爾瑪是在工廠內部更有影響力的頭人，何以傳道授業者，反而是年少資淺的黛西呢？工人通常是身體歷經痛苦，而後改變了思想，知識分子則反過來，是被思想感召，選擇成為組織者，組織者通常具備更好的論述能力、更高的文化資本，也更有條件占有工人運動的領導權。

工人真的都能信服組織者的領導嗎？在抗爭張力最強的時刻，阿爾瑪也會反問黛西：你和我們不同，你領著工會的薪水抗爭，你不會因為戰鬥而被解僱。

我作為空服員工會的主要組織者、長榮空服員罷工小組召集人，也時常被質疑：推空服員前進，是在推空服員去死。然而，我曾因對時機的判斷不同，幾度勸說她們不要罷工，我也曾在罷工只有部分成果、空服員想採取更激烈方式抗爭時，再度強烈反對。同一時間發生的故事是，在連日暴雨終於暫停後的罷工棚，某個空服員靠著我肩膀，用忍著淚和鼻涕的聲音說，「我不想放棄，我真的不想放棄。」我問，「為什麼？妳會這麼說，就是想放棄，那為什麼還不放棄呢？」她說，「因為我覺得不甘心，因為會員覺得不甘心。」

我擦乾自己的眼淚告訴她，「妳想哭、妳要覺得害怕都沒有關係，沒有人知道罷工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但妳一定要答應我，去見董事長的時候，絕對不可以哭，因為妳是空服員工會的幹部，代表空服員工會的時候，就算全世界都不認同，也要相信自己是一個可以跟董事長平起平坐的人，妳的尊嚴，就是空服員工會的尊嚴，也是我的尊嚴，所以妳去見董事長的時候，絕對不可以哭。」

她說，「好。」然後，她直到現在都沒有放棄。

何時要繼續、何時要放棄，對單純的旁觀者而言，只是程度和策略不同的方法論，但對工人運動而言，是人如何決定自身的存有論。如果不選擇行動，工人可以繼續用抱怨作為抒解，知識分子也可以只是站在高位消費弱勢的政治正確，但這麼一來，現實永遠不會發生質性的改變。工人運動是動員工人以改造社會的過程，改造外部社會的前提，繫乎在每個行將爆破的時刻，組織者能否協助工人，工人能否起身完成自我的內部改造。

這個過程，或比單純被剝削更讓人難以忍受，是以許多的組織者、許多的工人，像黛西和阿爾瑪，培力有時，裂解更有時，畢竟進入他人之痛苦，也意味著自我被他人進入，要承受更多一分他人之痛苦、集體之痛苦。面對集體之痛苦，阿爾瑪是「毛蟲」，黛西也是「毛蟲」，都要溶解原有的身體，都可能在化蛾以前，中途被剖開繭，只餘下一團漿液。

《飛蛾撲火》羅列了美國女工抗爭的歷史傳統，也深描了組織者和工人相互面對痛苦的過程，像臺灣工人運動組織者吳永毅的《左工二流誌》，要解決的難題是「人如何繼續運動」，黛西所欲之路線，如其後記言，她主張工人運動應由下往上，以關懷取代憤怒來驅動人，想望一隻蛾不靠外部因子，自身就能飛行向光。這條路線是否能通過檢證尚未可知，或只是理想，或只是象徵，但應可作為你我進入他人之痛苦時，面對殘酷之餘，有份溫暖的私存。

《飛蛾撲火》是一部漿液之書，也是一部修復之書，黛西終能在多年過後返身工人運動的集體隊伍，漿液得以修復為毛蟲，或可期盼，黛西下一部真正的「蛾」和「火」之書。同為組織者，更盼，眾生作繭千百度，皆終能化蛾開翅，讓嚙咬葉子的聲音，於焉響滿人間的樹林。

飛蛾撲火：兩個女人組織工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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