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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劃界的未來政治圖景：從董啟章《後人間喜劇》閱讀2020台北雙年展

作者:林新惠 / 2021-02-05 瀏覽次數(4017)

後人間喜劇

出版於2020年末的《後人間喜劇》，實在是本驚奇之書。很大一部分在於，董啟章寫作的速度與質量：以長達四百多頁的小說回應了時間上仍十分靠近的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一本和事件如此靠近的小說，不但沒有流於單向的再現，甚至還能凝煉出屬於小說的藝術性和哲學性，讓《後人間喜劇》儘管抽掉現實的國族政治隱喻和立場，仍是一本關於人與非人的談判政治、島嶼和島嶼相互輝映的後人類小說。在這個層面上，《後人間喜劇》又能和同樣開幕於2020年末的台北雙年展（下簡稱「北雙」）形成跨領域的互文性。

《後人間喜劇》描繪一位香港模控學教授胡德浩，在2020年被延攬至新加坡開發人工智能。不過他卻意外捲入一場從學院到社會的權力鬥爭：一方人馬想把人工智能技術用於生化人個體自由的開發，另一方陣營卻想用來打造社會集體的獨裁管治機器。在新加坡，胡德浩因為意外而昏迷，再度醒來時，卻被告知時間是2040年，新加坡因採用胡德浩獨創的運算法，而讓全島升空，離開地球表面，成為全球生態災難後唯一的倖存地「新星」。

時空錯置的不協調感終究讓胡德浩發現，「2040的新星」可能是一場騙局，起因是意圖將人工智能用於集體管治的一方，利用這項技術重置了胡德浩身旁每一個人的記憶和意識，因而所有人都相信此時此地是「2040的新星」，並說服胡德浩放棄「2020的新加坡」的認知。有趣的是，小說並未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解答：「現在無論是2020年一月、2021年一月、還是2040年一月，也都是你的意識的當下。」此處何處，此時何時，不全然是單一的、標準的、客觀的回答，而根植於胡的認知、行動、立場和選擇。胡最後選擇站在維護個體意志的一方，幫助所有人和生化人抗拒集體管治機器的洗腦，並顛覆掌權者，而後回到2020年的香港。

小說中藉由大量技術與資本而浮上太空的新加坡，讓人想起本屆北雙策展人之一拉圖（Bruno Latour）在展場勾劃的七種星球中的「脫逃星球」：那是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過度膨脹的想像，放棄面對地球上的所有生態和政治問題，想靠著移居外太空解決一切。然而，能夠離地的永遠都只有掌握資本的特定階級。而如此「超人類」的願景，終究無法解決實地（terrestrial）的問題。胡德浩選擇相信「2020的新加坡」而非「2040的新星」，象徵了他在這場科技和政治角力戰之中，不想選擇「脫逃星球」式的超人類立場。

在這座既是島嶼也是星球的新加坡，圍繞著胡德浩的模控學知識所展開的權力鬥爭，也讓人聯想到本屆北雙展出的挪威藝術家瑪莉安．莫里（Marianne Morild）的系列畫作。這九張小小的油畫作品，以全黑的背景，襯托出一小塊島嶼般的土地——像是《後人間喜劇》那遠離地球的新星懸浮於萬暗宇宙中。這些小島上多樣的色彩，是以不同的地圖繪製手法交疊而成。不同的地圖，意味著不同的測量；而不同的測量，則意味著不同的政治立場。試想，一個想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人對於土地的測量，勢必和一個想著自給自足、小農耕作、盡量降低依賴資本主義的人對土地的測量，有所不同。而如此不同的測量，會作用在同一塊土地上，因而我們可以看到，Morild的系列畫作中，每一個懸浮的島嶼，上頭都有非常繁複的色塊，彼此交疊、衝突、融合或並置。

左：Marianne Morild, Shambala, 2020, oil on linen, 150×100 cm. Courtesy of the Artist.
右：Marianne Morild, Folly Map (Harlequin), 2020, oil on linen, 100×80 cm. Courtesy of the Artist.
（圖片來源 / 2020台北雙年展）

土地的樣貌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因不同的觀測方式而長成不同的樣貌。《後人間喜劇》中發生在新加坡這座懸浮島嶼上的權力鬥爭，就像Morild畫作裡每一塊土地上彼此衝撞的色彩。每一種政治立場，都在彼此拉鋸，把島嶼改成它想要的模樣—— 一座由集體管治機器消除個體性的島嶼，或是一座讓人類、生化人、原生自然與人造自然（小說中出現許多機械動物）共存共生的島嶼？一個遠離地球的懸浮新星，或是一座降落地球，和其他土地、其他能動者相互依存的新加坡？

正如本屆北雙的主題「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拉圖藉此語向眾人提問：你想要住在哪種星球上？《後人間喜劇》也向讀者提問：你想要住在「2040的新星」還是「2020的新加坡」？

這一切都關於政治。政治不只存於政黨、國族這類權力斡旋；在拉圖的概念中，新氣候體制（New Climate Regime）本身就是政治，是一種關於科技、社會體制、氣候變遷以及所有人和非人能動者的生存政治。《後人間喜劇》描繪了人類和非人能動者的緊密互動，諸如胡德浩和虛擬智慧體「SB」的情感交流，和機械狐狸的相互陪伴，當然也包括聲援生化人的「民主自決」。這些情節都展露了一種未來的政治圖景，也正是拉圖所謂的「外交新碰撞」。在本屆北雙實際執行的「談判劇場」，源自於拉圖在《面對蓋婭》所提出的政治想像：將人和非人能動者都納入政治談判的圓桌，讓政治的界線不再只以民族國家為唯一的劃界方式。

邊界不僅是變動的，同時也是多重的：不同的劃界方式，會讓領土彼此之間重疊、穿透。《後人間喜劇》以島嶼（新加坡）喻寫島嶼（香港），正展現了一種以「島嶼」為主體的政治想像，挑戰了過往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劃分方式。而我們在台灣閱讀《後人間喜劇》，同樣也是在島嶼（台灣）閱讀島嶼（香港和新加坡）。在喻寫或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其實不斷在想像及構成島嶼的連結。畢竟，實際上，島嶼從來都不是「孤島」：海面上看似彼此疏離，但在深海處的地表，島嶼之間一直彼此相連。

從《後人間喜劇》到拉圖的論述，以及本屆北雙的作品，藝術家和理論家都不斷在提醒我們，做一個在地的政治行動者，不斷地思考、想像和實踐另一種跨越國族、跨越人與非人、跨越文化與自然種種分野的未來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