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國小說選《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看見台灣的共感、共體、共行-不讀不知道！-OKAPI閱讀生活誌

從韓國小說選《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看見台灣的共感、共體、共行

作者:陳佩甄 / 2021-01-29 瀏覽次數(5648)

在韓流、K-POP等娛樂文化在國際現身／聲，且在視覺與聽覺全面滲透到台灣影視文化地景之前，台灣第一次看見「韓國」，可說是透過同屬日本殖民地、及其時在大東亞文學圈中發光的張赫宙（1905-1998）等文學家。「文學」做為最早跨越語言、地緣區隔的文化媒介，如荒原中的一條小徑，是20世紀初帶給台灣想像且共感「韓國」（朝鮮）的一道蹊徑。然而台灣系統性的翻譯韓國文學的時刻，在2020年起透過《吹過星星的風》和《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才算開始。

吹過星星的風：韓國小說大家經典代表作(戰前篇)

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韓國小說大家經典代表作(戰後篇)

在此之前，當然有過零星的單篇、文集翻譯，近十年也有不少長篇小說的繁體中文版，但這些翻譯本的出現大多較少引起討論，也缺少系譜式的引介。原因或許在於台韓之間，總是得透過殖民帝國（中國、日本、美國等）的中介、幾近平行的發展；因而即使是能「看見」彼此的時刻（國際運動競賽、經濟競爭），也是地緣政治秩序的運作結果（「想贏」的心態）。而文學的特殊性，如編者崔末順教授在〈導論〉伊始即點出的：兩個社會共享的歷史進程，或許得以透過「文學」這個媒介為理解平台。而我認為，《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收錄的八篇小說，即使不能呈現一片完整的天空，仍提供台灣讀者三個重新認識韓國的指引星點。

一、如何共感：歷史創傷的系譜

一如台灣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重新面臨國族身分的矛盾，爾後經歷意識形態衝突造成社會內部分裂，再由國家暴力對人民帶來身心苦難，韓國在二戰後經受的歷史創傷，可透過李泰俊的〈解放前後〉（1946）、李清俊的〈白痴和傻子〉（1966）與鄭贊的〈完整的靈魂〉（1992）得到系譜式的理解。

〈解放前後〉描寫了主角「玄」的行路難：為了避開惡霸巡警，他繞路穿越沒有小路的樹林，近在咫尺的目的地竟成了十里之遙。象徵著「解放」似乎近在眼前，但要伸手觸及之時，還有歷史遺緒橫亙在前；而殖民統治帶來的「警察暴力」，也未隨解放而消失，反倒換個面孔延續。20年後的〈白痴和傻子〉則深刻描寫了韓戰（1950-1953）的戰爭暴力發生在民族內部，撕扯人民、啃噬人性，造成韓國社會的精神分裂。之後過了近30年，〈完整的靈魂〉預告了這樣的分裂還未看到縫合一日，因為就在歷史要翻向民主一頁前夕，1987的光州又落入國家親手營造的黑暗中。台灣對於「518光州事件」的理解，近年來透過幾部電影有了一定的認識，然而二戰後初期的景象則還很貧乏。上述文學所描繪的不只是外部事件的背景，而是如台灣近年重新梳理的白色恐怖遺緒，那遺留在身體與心理的苦痛仍是進行式，也是兩個社會共感的黑暗遺產。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DVD(A Taxi Driver)

華麗的假期 DVD(May 18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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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DVD(1987: When The Day Comes)

\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改編自「518光州事件」/

二、如何共體：歷史的殘疾者

上述的歷史創傷，經常以「身體的殘疾」賦形，而殘疾的身體無論在台韓，都被視為需要治療或放棄的內部「他者」。無論是孫昌涉〈下雨天〉（1953）中單腿殘疾、靠給美軍畫肖像度日的內部戰爭難民，〈完整的靈魂〉中因軍警暴力造成的失聰者，千雲寧〈針〉（2000）裡主角的幻覺（聽與嗅），朴婉緒的〈我畢生的摯愛〉（1993）中衰老的身體，孔善玉〈開朗的夜路〉（2007）的失智母親……上述的殘疾在各篇小說都是「戰爭創傷」、「國家暴力」的實體化。

然而「殘疾」、「精神疾病」等身心病因，經常被呈現為個人的經驗；不僅各種殘疾者彼此間互不為共同體，社會也不將這個群體視為合格國民。但是這些小說直指一個事實：這些殘疾，是社會、國家，乃至各個受過殖民、戰爭暴力的社會所共同經受的過去，殘疾正是這個歷史存在的證明，也是台韓社會實際的認同紋理，而非殖民現代化霸權灌輸的健康快樂公民意識形態。

三、如何共行：女性主義漏接的女人們

除了不被看見、彼此區隔的身心殘疾，台韓社會中的最大的「他者」群體就是女人們，而女人間的區隔，也在各種歷史遺緒中介下難以跨越。這些女人是母親、女兒、大嫂、情人、姐妹、妻子，這些身分也經常匯聚在同一個人身上。如吳貞姬〈燔祭〉（1971）中的主角掙扎在與母親的分離苦痛，以及對未能出世孩子的愧疚；朴婉緒〈我畢生的摯愛〉以精巧的小說技法，窺見一位女性的憤怒情感、與同時代的許多母親一同遭受的可怕事件及影響；〈開朗的夜路〉裡受男性侮辱、被辜負的青春女子、移工與失智母親。

82年生的金智英

這些女性身分，到了當代女性主義的論述中，經常被化約為一種「都會、中產、健全、年輕女性」想像（如《82年生的金智英》的主角與「其他女性」之間的關係），她們之間的差異，依然被父權體制、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的結盟權力抹除，甚至是女人間結盟的阻礙（而非助力）。這些女性，就如《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八篇小說自身，都是社會中微微發光的星點，即使月不放光，也仍存在於歷史的銀河中，等待指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