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對勁」，引發什麼蝴蝶效應？專訪《女神自助餐》劉芷妤-諶淑婷

劉芷妤一開始就明明白白在自介說了，《女神自助餐》這本短篇小說集是一本「復健之作」，為什麼這麼形容呢？幾年前有段時間，她的工作、交友圈全與文學創作跟出版密切相關，對熱愛寫作的她來說，理當是幸福人生，實則不然。

女神自助餐

以前遇到討厭的人，劉芷妤當成看戲，安慰自己當成創作的養分，後來，她見到的卻是討厭的人操舞著最擅長的文字去攻擊他人，「我該如何相信，自己寫的『正義』兩字是與他人意義不同？」她沒辦法說服自己，也不斷檢視筆下文字是否只是在包裝自己。「可能有人覺得我矯情天真，但我相信文字該等同人品，這個價值觀碎了，我不能寫也不能再讀，我怕，作者如果是個混蛋，我還是滿懷愛意相信他文字怎麼辦？」

劉芷妤才想收好自己對外的觸角，好好躲在家，可是逗點出版陳夏民勸她再寫一本書。她動筆了，在2018年交出〈同學會〉，一名在同學會上遇到當年性騷擾者的女性上班族內心多忐忑卻要泰然自若，然後慢慢寫出一本「本書情節並非純屬虛構」的短篇小說集。

劉芷妤從自己經驗與身邊聽過、看過的女性故事，抓了姐弟戀、走夜路等幾個普遍性較高的主題，「我不要寫『發生在某人身上的大事』，我要寫『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小事』，讀者自然會進到心裡去挖自己的傷，而不是去同情故事裡的他人。」

雖說非虛構，但劉芷妤也沒有打算指涉任何人，也不讓任何人認為故事裡的角色是自己，「我不想給人添麻煩，連我自己都討厭被寫、被認為自己是筆下某個角色化身，我怎麼能去寫別人、代言別人有什麼感受？」她想寫的是，讀者其實明白自己確實可能、或者也曾發生過的這些事。

以〈火車作夢〉為例，劉芷妤寫的並不是火車上發生了性騷擾，在什麼車上都可以，她要的，是要寫出一個女性角色，明明很擔心女兒卻無能為力，幸好她還有能力出手拯救別人的女兒。又或者是〈靠北克莉絲汀〉，她不想寫「女人何苦為難女人」，而是「人何苦為難人」。她在故事裡呈現人的多重角色與面向，只是恰好在婆媳姑嫂間更顯而易見，「人都想在戲裡扮演善良的主角，就必須幻想出一個反派，但沒人想當反派，你也不需要去幫自己和他人的角色定型。」她說。

還有，她小一時曾與同學討論廁所裡的沾血衛生棉，回家問爸媽，媽媽說長大她就會知道，爸爸則以一種要上戰場的表情和她談，讓年紀小小的她嚇壞了，擔心自己是不是問了不該問的問題，這種尷尬，就寫在〈荔枝使用說明〉。〈嫦娥應悔〉也提到，女人因外表條件佳受歡迎（受騷擾），到底是「光環」還是痛苦的負擔？為什麼男人能嘲笑女人外貌很「安全」，彷彿「危險」才是一種肯定？劉芷妤承認，她採取了自己許多經驗感受，「我對自己外表沒自信，一生遇到的騷擾卻不少。我還得考慮，說出來是否自抬身價？別人會不會暗想『你也會被騷擾』？」她懷疑自己的長相、年紀、身材都不至於引人騷擾，但再苦惱，也開不了口問：「為什麼挑我下手？」

陷在找不到答案的困境，劉芷妤曾試著讓自己成為女漢子，跟著身邊男人開黃腔，卻反而讓對方給自己的騷擾行為找到藉口：「我只當妳是哥們，不要想太多……妳太玻璃心了。」她發現，這些事都太幽微了，以至於女人想自救也得小心翼翼，以免被說「想太多」。

女人就是常被教導「多為別人想」而不是「去做就對了」，所以想太多很容易成為女性特質。但以遇到性騷擾來說，誰也不願意碰上；甚至連想要出聲指責，還要為了對方是否會被這麼重的指控傷害而感到掙扎。劉芷妤問，女人真的想太多嗎？這個社會總有人指責報案女性「為了一件小事毀了別人」、「人家都道歉了妳還想怎樣」，所以女人其實沒有想太多，只是先預想了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而已。

「為什麼人已經受了傷還願意去考慮他人感受？如果都不管了，這個人呈現什麼狀態？總是罵別人想太多的人應該搞清楚這件事，總是責怪自己想太多的人也是。」劉芷妤說。

如書名《女神自助餐》，讓人直接聯想到「女權自助餐」與現代厭女風潮，看似來到最接近性別平權的時代，但也不斷被質疑「夠平等」，以至於不進反退，彷彿追求女權侵害了誰的權利。劉芷妤不想說教，她只是把散落在各處的那一點點「不對勁」說出來，提醒女人，那些曾經被「算了」、「沒關係」忽略過去的生命片段，其實可能吞噬掉自己。

劉芷妤書中的女性，面對社會設下的各種「階級」──體脂肪數字、年齡高低、外表美醜、身體胖瘦，才知道最大的壓迫不是不懂得追求平等，而是懂得了以後，依然無法自外於這些競爭遊戲，所以要懂得自嘲外表、要能在床上討好男性、擔憂外貌不再青春。這些女人帶著天生無法克制的自卑感，危危顫顫地生活。

「我不想弄成兩性對立，我是要挖自己心中的厭女情結──被社會、教育埋在體內多年成了使用說明的那些，我們讀再多書依然無法自拔地評分自己的那些。」曾經，劉芷妤以像名女漢子為傲，發現自己喜歡蝴蝶結那種女性化造型的飾品還會自我反省，現在她才了解，性別平權已不只是外界的問題，還有內在扎根於心、連自己都不知道該割捨的厭女情結，那才是真正阻礙性別平等繼續往前的巨石。

有意識地開始修正自己的想法後，劉芷妤真的當了好多年的「尷尬女人」，說話前總先自問是否適當？是否想太多？會給誰帶來困擾？但就在左思右量的時間裡，早已錯失說話時機，結果就是：話沒說出口時她在自我檢討，說出口後她被檢討發言不當。這樣的她，慶幸自己能說：「醒醒吧！我才沒有女兒，太好了，還好沒有！」因為如果有女兒，她會焦慮死！這世界有太多事她不知道怎麼教小孩，「教了孩子應所知但都做不到的事該怎麼辦？即便能做到，但這個世上多數人都做不到還跑來嘲笑你，該怎麼辦？孩子會很痛苦，會不知如何自處，就跟現在的我一樣，我不忍心讓孩子經歷這種煎熬。」

在〈火車做夢〉的最後，她寫道：「什麼東西都不能傷害她的女兒，連女兒自己也一樣」，劉芷妤只希望，當更多女性遇到「不對勁」時，無論是愣住、責備自己或嫌棄自己的眼淚，都不要傷害自己，對自己更寬容一點。畢竟這個世界並不簡單，活著的人也沒那麼簡單。

她書裡的故事各篇之間互有關連，就像蝴蝶效應，自嘲外貌的女性可能造就了遙遠某處的女孩的不幸。她現在知道，出書也是一種蝴蝶效應，無論引發了什麼討論或讀者回應，她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悄悄躲起來了，即便萬般艱難，她都必須以一名寫作者的姿態好好面對。此時她也才發現，自己在書裡寫下的文字正在對她喊話，「我們可以嘲笑指責『母豬教徒』，把他們留在這個時代之後，但我們也要往內挖出自己的厭女情結，才能往前走，那是為了自己、想保護的人、未來可能有或沒有的孩子，才去做的，無論有沒有結果、結果好不好，去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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