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的民主妥協，是不得不然的選擇？──讀吳乃德《台灣最好的時刻》-充電5分鐘-#每天閱讀幾分鐘-OKAPI閱讀生活誌

去年總統大選前夕，家裡念小學的姪子在網路上看韓國瑜的惡搞影片，脾氣一向溫和，總是放縱孫子打電動、看電視的阿公突然大怒斥責。另一個朋友的父親是大學教授，是大家眼中的好父親、好老師，甚少惡言相向，但為了韓國瑜不惜和小孩冷戰。

政治立場的差異並不是來自道德立場的高下，韓粉很多都是我們日常所見、努力生活的好人，造成這些歧異是來自對歷史記憶的不同詮釋。在台灣社會裡，政治對立陣營中，統獨立場不見得完全相異，其中一項核心差異是不常被拿出來討論的：蔣經國是民主化的推手嗎？台灣社會有一群人懷念舊時代，這個舊時光正是以蔣經國治理為中心：經濟起飛，民主化開端，舊時代的偉人像慈愛的父親把亂世裡的子民，一個一個打撈上岸。

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學者吳乃德新書《台灣最好的時刻》以美麗島事件為主題，梳理在歷史時空下，這個事件何以重要？如何影響日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書裡也回應了這個提問：蔣經國是民主化的推手嗎？如果是，何以在解嚴前幾年的美麗島事件大舉逮捕黨外人士，企圖肅清民主運動？在蔣經國的最後時光，他何以做出解嚴的決定？

作者以「台灣最好的時刻」形容美麗島事件的那段時光，書中寫：「在那個最好的時刻中，台灣人集體展現人類心中『善良天使』的那一面…因為許多人有著共同的價值，也願意為這些價值付出。」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前，先有《自由中國》雷震組黨遭整肅入獄（1960），之後有許信良、康寧祥等黨外人士開始參政之路（1973）以及中壢事件（1977），島內社會開始追求民主自由。

直至美麗島事件爆發，原本的警民衝突被誣為叛亂，軍事大審引起從知識分子到社會大眾的集體關切，包括像是政治立場與黨外不盡相同的作家陳若曦，她求見蔣經國，並為美麗島事件參與者求情。這股風潮不僅在知識界，書中提到一名不知名的商人，每個月定期從台北開車到受難者家中，留下五千元贊助。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不同於之前「雷震案」逮捕範圍有限，事件後社會沉寂。美麗島事件的軍事大審是當年少見的開放現場媒體報導，吳乃德認為，這很可能是留俄背景的蔣經國從史達林的經驗判斷「民意站在他這邊」（當時的台北市長李登輝也呼籲全體市民共同聲討、制裁暴力分子）。

1937年，史達林整肅政敵，許多入獄的開國元勳為了保命，配合史達林的劇本，在法庭上認罪，承認自己反革命、是資本主義的走狗。1980年，蔣經國原以為這場大審也會有類似的效果，不料，美麗島這群被告在法庭上宣揚民主理念，把法庭變成一堂盛大的「民主課」，為日後的民主運動留下火苗。軍事大審之後，黨外雜誌與運動更加蓬勃發展，社會追求自由多元的聲音並沒有因此沉寂。

吳乃德惴想1980年代的蔣經國，面對將美麗島的「叛亂分子」關進牢裡，問題沒有解決，黨外民主運動卻更活躍；國內治理不斷出現危機，有陳文成案、十信案、煤礦爆炸案；對外則有來自美國國會要求台灣提升人權的壓力。蔣經國的快速民主妥協，是不得不然的選擇，這個決定也保障了國民黨在民主時代的競爭力。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裡，國民黨是唯一在民主化仍穩定執政的政黨。

此外，蔣經國不像他的父親蔣介石：「他父親的天下雖然只剩孤島台灣，畢竟是自己打來的。蔣經國的天下卻是繼承而來，所以他必需創造民眾的普遍支持。」這是蔣經國時代的合法性危機，就算選制內涵有多少不公，但對他來說，民主選舉形式是一塊必備的遮羞布。

吳乃德在書中還有一個有趣的「回顧」，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在1980年代的台灣媒體與知識圈裡，「民主」並非普世價值，而是充滿各種「先決條件」的概念。例如，當時出現這樣的說法：經濟發展必須到一個程度才能擁有民主（所以，執政者獨裁是因為經濟發展不夠）、政治民主必需在一個有建全「民主文化」的社會才能發生（所以，獨裁不是因為執政者想獨裁，而是因為人民沒有民主文化）。

1983年，美國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訪台，談及民主價值並不會與任何宗教、傳統價值不合。此番言論，立刻得到當時《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的反駁，他認為台灣處於戰爭威脅下，民主易造成中共分裂台灣的手段、過分民主易導致極權、政治參與必需先要有堅強的共識。

除了媒體輿論之外，當時的中研院院士金耀基甚至還說：「不必在乎民主的形式，只要有權力者的意志和主觀意願就可以創造民主了。」、「一黨政治中民主的可能是存在的…這些黨…包含了不同的利益和階層…亦即黨內結構是多元的。」這些人主張，民主不必複製西方的體制，禁止人民成立政黨的一黨獨大也可以是民主。所以，台灣式的權威體制也是中國民主的一種了。

這些在解嚴前嚴厲批評民主運動的言論，在蔣經國決定解嚴後，又開始頌揚他，例如金耀基寫道：「我相信，他自己一定是以無限關懷的心情離開人世的…在民主政治發展方面，他更為中國現代化最難的一關做出了突破性的建設。」

頌揚蔣經國的風潮也延續到他死後多年，2003年中研究的一項調查卻發現，有46％的受訪者同意「像解嚴之前蔣經國時代那樣的政治，對台灣比較好」。然而，對獨裁舊時光的嚮往並不是台灣獨有，史達林統治期間死亡近2千萬人，但俄國一份2015年的調查，有52％的俄國人認為史達林「可能有貢獻」和「極有貢獻」。

二手時代：追求自由的烏托邦之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限量燙金簽名版)

俄國記者亞歷塞維奇訪談共產時代的遺老寫成了《二手時代》，在巨大的苦難之後，並沒有換來自由，她下了這樣的註腳：1917年革命之前，有人說「未來沒有站在自己的位子」，一百年過去了，未來還是沒有到，換來了一個二手時代。

台灣何嘗不也是如此？蔣經國的民主妥協，換來國民黨在新時代的有利位子，李登輝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的國民黨領導者，推動民主化成為「民主先生」，於是蔣經國被理所當然視為「民主推手」。

在二手時代裡，各種政治「錯覺」交織而成現代政治衝突的樣貌。那些政治立場相異的人，不論哪一方都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因為都是來自不同的歷史詮釋經驗。

正因為這些歧異，吳乃德在書裡最末提及：「遺忘可以帶來和解…但遺忘與記憶同樣重要…我們不能全然遺忘過去…而是記憶什麼？遺忘什麼？以及如何記憶，如何遺忘？」在2020年，台灣內部民族意識形成的時刻重提美麗島事件，他替自己的書下了這樣的註解：「民族是基於自由意志的結合，為共同的歷史記憶所凝固。而記憶的內涵是，民族的成員如何為社群的共同利益而犧牲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