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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

傷心有話的台語電影史:張亦絢讀蘇致亨《毋甘願的電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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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台語電影史的努力從未斷絕過。

除了早年戮力以赴的學者葉龍彥黃仁等,1990年代,與國家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前身)搶救台語片並進的,還有「台語片研究小組」的成立。如果說,2018年,昔日台語片大明星白虹傳記《妖姬.特務.梅花鹿》問世,開啟了大眾閱讀台語片史的可能;2017年,集結台文、中文、傳播、藝術與社會學跨領域二十餘位學者的《百變千幻不思議》,厚實了台語片史的多面向研究——那麼,《毋甘願的電影史》帶我們來到的,無疑就是,令人既驚豔,又感動的「高潮所在」。

妖姬.特務.梅花鹿:白虹的影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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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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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

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

第一次閱讀此書時,讀到作者出神入化的描述,我猜想,他若不是打娘胎時,就開始看台語片,就是有什麼神仙賜的天賦異稟。然而,讀了第一代台語片研究成員黃秀如的推薦序,提及作者蘇致亨雖然自幼與阿公阿嬤同看台語綜藝節目,「卻直到大四才看了人生第一部台語片」——我大吃一驚。一面趕緊推翻了對作者神奇背景的假設,一面興起了難以言喻的親切感:原來,大家都有類似遲到的自覺與惋歎啊。 

我也是在差不多的年紀,才透過影資館的公開放映,看到若干台語片——電影史的重頭戲總在「戲」,沒看過作品或看得太少,似乎就沒意思——許多電影史作者都對這個立場,沒有太多質疑,所以太晚看到影片或有取得影片的困難,往往削弱了讀寫的動力。而過往翻開相關書籍時,往往也在讀到「可惜本片佚失」時,深感挫折:倘若我無緣得見影片,那麼,我究竟所為何來?如果這樣的念頭也曾浮現你心中,那麼,《毋甘願的電影史》絕不會令你失望。一來,它會打破不加質疑的「影片中心」慣性,二來,則會巧妙地為我們重設影史的軸線——而且,是以一種迷人、有趣且不著痕跡的方式。

多管齊下的記憶策略 

《雨夜花》劇照(圖片來源/國家電影中心)《雨夜花》劇照(圖片來源/國家電影中心)


第一章的梗概由三部電影串起:分別是何基明導演的《薛平貴與王寶釧》,與兩部邵羅輝導演的作品,《六才子西廂記》《雨夜花》。這三部台語片後來都面臨流離失所或離奇的命運。《薛平貴與王寶釧》在「失佚多年」後,於2013年尋獲客語版拷貝,可說是奇蹟中的奇蹟。《六才子西廂記》因爲種種技術問題,上映奇短。拍《雨夜花》時,邵羅輝近似受邀救場,最後賣座奇佳。《雨夜花》目前膠卷佚失,根據資料重建,今日我們可能更感興趣的是,這部電影是怎麼在二二八事件過後,在愛情故事裡放入敏感的賣菸女受侮的設定,卻還能逃過審查。

《薛平貴與王寶釧》報紙廣告《薛平貴與王寶釧》報紙廣告(圖片來源/國家電影中心)

 
蘇致亨的書寫,非常奇特地,並非以傳統時間軸或影片進行停車格式的順序擺放——相反地,他運用類似小說寫作的穿插錯落之法。這是一種既可以容納大量訊息,又充滿臨場感的調度工夫,一時之間,我們就感到三部不同電影的making of,甚至of 的of 都躍然紙上。

這裡揭開的,不再只是「單一作品」問世的故事,而擴大為「特定的時空」。用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概念來說,作者更敏感於電影人做為行動者,「社會資源」的內容——關係網的布建與效應(影響、帶動、刺激)——除了呼應作者結論所言「我們應該更注重文化的生產過程」(頁397),它也隱然勾勒出一個群體,那就是50年代,會被「正宗台語」與「台語發聲」召喚,創造出來的「看台語電影的人」。

我們未嘗不可以問,這個「新電影與新族群」,果真不若傳統影史津津樂道的「法國新浪潮」來得發人深省嗎?後者的其中一個特點,不也是改變演員使用的語言,使其更生活化與寫實?誠然,不同社會所面臨的語言環境不同,試圖藉由電影提出的語言變項會有不同幅度與維度的差異,然而,它們具有可比較的價值,就在於它們都指向了藝術中,對語言的歷史性反思。

熱望台語的社會氛圍,接生了台語片的首戰告捷,然而,從更大的視野來看,這仍屬表象。在接下來的章節裡,蘇致亨將始終依循這個不斷「由表至裡」的張力書寫,而能引人入勝。

 

\\【台語片60週年】《薛平貴與王寶釧》//

 

 

事實勝於雄辯的技巧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讀到林摶秋為振興台語電影成立湖山製片廠時,震動到血液都要凝住了。然而,在《毋》書中,我們不只能讀到「理念人」的實踐細節,還可以讀到完全不同性格的另一種電影人,那就是與國家機關周旋妥協的「權變者」——簡言之,儘管若干電影人出生於薄產之家,但從電影製作角度而言,台語電影人仍是「窮困」的,因此有了「窮則變,變則通」的「權變」。

為求拍片,不計一切」,是在不同歷史時期與社會都會出現的現象。1956年,在冷戰秩序中,國民黨政府為了籠絡香港影業而設立的《底片押稅進口辦法》及相關政策,在1957、59、61年的修改,分別令謀發展的台語片的底片成本或降或增——影響了台語片的產量。在書中,我們會看到,不同政策的結果,看似對台語片造成時優時劣的影響,但政策的原始設計只有在致使劣勢時,是真正針對台語片,將其當作正式對象的。能夠讓台語片運用的「情況優勢」,多是在台語片影人得以自力救濟或被放牛吃草的狀況。傷害多是有意,幫助常是無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對策中,治標或說便宜行事的特質,在當時可說是機靈或有效率——但今日看來,很可能相當於將(台語片)產業的弱點暫時延遲與移位——而這在更長時間裡,當經濟結構出現更複雜變化時,先前這些「未被處理的歧視結構」,就將使在政策中受漠視或排擠的台語與台語片,面臨手無寸鐵,難以招架的危殆。

《毋》書細緻地深入了台語片發展中,主要與次要的決定性因素。往復於訪談、資料、政策甚至政策背後的,國際經貿關係。最可貴的,更在於作者提供了可資檢驗的論據——小則恢復了我們在不正常政治環境中,對台語片的失憶,更延伸來說,是為公民的「政策識讀力」打下了穩妥的基礎。

從「無聲失語」到「傷心有話」


《毋甘願的電影史》提出了「台語片的彩色天花板」之說,可以說彙集了世界電影史台灣史技術史三大領域既有的關注,也是此書斷不可錯過的重鎮。不過,如前所述,這本書並不自限於學術論點的穎慧,它有更廣泛的關懷與使命。因爲,如果台語片史在大眾記憶中依舊遙遠陌生,或夾雜著被污名化的痛楚屈辱,那麼,論理再高妙,發揮的作用也極有限。儘管,基於善良感情而反對污名,有其必要,然而,這種單純的護衛之心,亦有其限制。倘無真實的認識與論點的辨析,護衛便有淪入正反立場「只知打卡、不能探討」的粗淺危險。 

《毋甘願的電影史》迎戰了數種前述的危機,它的三重貢獻大致如下:

文明史綱:人類文明的傳承與交流(二版)

文明史綱:人類文明的傳承與交流(二版)

首先,作者將理論嵌入不只台語片,還是「台語影人的現身」之中,這使得歷史的文獻,不只服務研究,也幫助大家溝通與團結;其次,是如布勞岱爾演講中談到的「歷史教學」:「給孩子講故事,時不時可以停下來[……]做些社會學[……]做些社會經濟學的評論。」布氏甚至說「要將『教材小說』改編成『冒險小說』」(參見莫里斯.艾馬的〈布勞岱爾教歷史〉,收於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文明史綱》)——這是很容易被誤解成悖離史學的主張,但究其實,歷史教師的「改編」絕不同於我們一般所說的改編,知道何時該「暫停」與加入「社會學與評論」,《毋》書可說深得此「歷史教師說故事」的三昧。作者說故事,但絕不是為說而說,而是「藏教材於冒險之中」,這個莫大的優點,在王君琦為此書所撰的推薦序中,已清楚地以「親近性」點出;最後,我還想指出的是,存在一份「沒有禁忌的懷疑精神」,使得本書不但踵武前賢,還能「啄」出種種未被前人釐清或未被「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疑點,兼顧溫潤如玉與批判性地,做出美好的修正與「更進一步的對話」。

毋甘願,常常是種「傷心無話」的不平——但這一次,《毋甘願的電影史》,傷心卻有話。

 

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攝影/汪正翔)

 

 


作者簡介

1973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 (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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