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學校教育曾刻意跳過納粹那段歷史？──專訪蔡慶樺《美茵河畔思索德國》-\ 本月大人物 /-OKAPI閱讀生活誌

「正是為了那些毫無希望的事物，我們才被賦予希望。」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的這句話，出現在馬庫色1964年出版的《單向度的人》，一本對發達工業社會的診斷書，也被蔡慶樺引用在新書《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之中，這是法蘭克福這座城市教他的事，那裡有德國最早的猶太隔離區，也曾在1945年因盟軍轟炸，九成以上成為廢墟。隨著苦難過去，法蘭克福已進化成國際航空城、金融中心、出版重鎮，而街尾轉角處的每一座紀念碑都還提醒著：歷史不能遺忘。

蔡慶樺於2013至2018年在法蘭克福從事外交工作，曾在研究所進修哲學、教育、政治等多元領域的知識養成過程，讓他習慣從各種角度觀察德國；派駐的這5年，他進入珍貴的歷史現場，以自身經驗印證思考，強烈感受到這座城市處處受猶太文化影響，無論是自此發跡的銀行家羅斯柴爾德，其家族創立的金融帝國如今已是全球影響力最大。還有在1914年由當時市長阿蒂克斯（Franz Adickes）及許多猶太裔企業家、銀行家支持創辦的法蘭克福大學，這是一所打破傳統大學形式，並保障猶太師生不需放棄信仰的自由學府，學校至今時常舉辦與市政、歐洲重要議題相關的辯論和講座，關切城市與國家發展。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浩瀚的文學工程

這座城市太過吸引人，讓蔡慶樺湧起了為其書寫的熱情，就從法蘭克福開始，讓台灣人認識德國吧！而文學，是他邀請讀者踏入法蘭克福的第一站，不僅僅因為這裡是作家歌德的城市，也因為在二戰結束隔年（1946年），柏林德意志學術院啟動了一項大型研究計畫：「歌德字典」，將收錄所有歌德著作中的字彙，並解釋脈絡，浩大工程預計2025年才可能完成。

大概所有人都想問：戰爭剛結束的困苦年代，德國經歷了絕對的道德與文化崩壞，最需要的難道不是科學工程，讓國家加速重建步伐嗎？何以要進行一場耗費心力的文學工程？

蔡慶樺引用了德國已故文學評論家萊西-拉尼茲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話來解答：「在這個國家，還是得保有一些政治無法染指的東西。」確實，希特勒喜歡挪用德國思想家的片段素材，延伸為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例如費希特、尼采、華格納都被援引，卻對歌德作品不感興趣。

歌德曾在詩作〈神性〉寫下這樣的句子：「人類如此高貴，樂於助人且良善，單單憑此，便足可將人類與所有我們所知的其他事物區分開來。」「只有人類能夠做到那不可能的：他可以辨別、選擇並做出正確的事；他能夠讓瞬間成永恆。」對德國人來說，歌德的文學成就與文化高度，讓他們得以對人性重拾信心，從道德廢墟中重新站起來。

歌德花了60年創作的史詩《浮士德》是德國文化的經典，德語因此出現「浮士德」（faustisch）這個形容詞，意謂「持續不斷地追求新的體驗與知識，以及更深層的認識，且永不滿足」，反映出德意志民族的矛盾性格。蔡慶樺以許維特（Hans Schwerte）教授的傳奇一生為例：他原名許奈德（Hans Ernst Schneider），因曾加入納粹，戰爭結束後，說服妻子向當局謊報自己陣亡，再與化名許維特的自己「再婚」，並「領養」自己的小孩，最後以文學研究者的身分當上校長，直到退休後才被揭發，但他說：「我把自己去納粹化了」，拒絕承認當年有罪。

蔡慶樺認為，許維特的一生就是德國的縮影。戰後第一位總理阿德諾（Konrad Adenauer）是納粹受害者，但他選擇只做表面化的去納粹工作，甚至聲明：「必須讓過去成為過去」。因為涉入者太多、涉入程度太深，他無法承受國家分裂的風險。戰後，不單是許維特為自己打造一個清白的生命，德國無數的納粹體系共犯，都選擇沉默地生活，否定與雙重化自身，覺得自己會自動轉化為非納粹。

轉型正義如何可能？

「現在很多人談德國轉型正義，但德國不是一開始就去做。從1945年戰爭結束，到1968年學運爆發，這23年間，在威權環境成長、習慣法西斯主義的德國人，認為自己思想心態會慢慢民主化，就像是『睡眠療法』，認為自己睡一覺起來就不一樣了。」蔡慶樺說，不過「睡眠療法」終究失敗了，不滿真相被掩蓋的年輕世代爆發六八學運。

鮑爾的故事曾拍成電影《謊言迷宮》與《大審判家》

但在那之前，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面對全國公務系統試圖掩蓋或遺忘納粹歷史時，堅決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國家，發動法蘭克福大審判。雖然戰後已有紐倫堡大審，但受審戰犯只是部分高層。鮑爾想追查的對象不只納粹戰犯，還包括整個司法體系，甚至整個政府。推動審判的過程中，他受到巨大的排斥與威脅，彷彿身在敵國。

「我們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創造出天堂，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做些什麼，好讓這塊土地不致淪為地獄。」這是鮑爾的名句。儘管他在1963年推動的法蘭克福大審結果差強人意——為期20個月、開庭180多天、偵訊1000名嫌犯、傳喚800名證人，被起訴者20人，且看得出來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判決，真正該負起責任的重要共犯，都因缺乏證據，無憂無慮地開始新人生。

但鮑爾所做的，是給德國的一堂民主教育法治課程，德國人必須一同直視當年曾對一個民族犯下的惡。蔡慶樺認為，「鮑爾發起的這場審判，讓德國60年代末期大學生的政治態度有了轉變，加上當時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西德在越戰與冷戰中與美國的合謀，種種結構性因素，讓學生在1968年走上街頭，向被稱為四五世代的掌權者抗議納粹之後的國家暴力，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

蔡慶樺以簡單兩個問句，說明了當年德國轉型正義推動的難處：

「為什麼在六八學運前，德國的學校教育刻意跳過納粹那段歷史？
因為當時的教育政策制定者還是納粹時的掌權者。

為什麼戰後很多大學不願意恢復被納粹撤銷的猶太人博士學位？
因為當年做出這些決定的教授，都還在學校任教。」

蔡慶樺分析，「德文沒有『轉型正義』這個詞，而是以幾個不同的概念，去談應該做的事，例如「Vergangenheitsverarbeitung」，如果要翻譯成英文，也許是process the past，意謂要處理過去；第二「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要去釐清、揭露、整理，讓人民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第三「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最終要克服過去的傷口。不是放下一切往前走，而是妥善處理後釐清事實，才能試著讓傷口癒合，然後走下去。」

而這三種不同層次的想法，分別以不同政策被落實。直到現在梅克爾內閣都持續進行整理、釐清、調查等工作，這也是當年她組閣時的承諾，畢竟終戰至今超過70年，卻還有太多真相未明。

「雖然轉型正義之路走得漫長又辛苦，但現在德國人發展出一個民族共識，就是記憶。雖然這一代的德國人不需要為了上一代的錯誤負責，卻有責任不讓歷史重演，整個國家必須記得、後代子孫必須記得，監督國家不再重蹈覆轍，讓未來沒有人可能是共犯，這是全體國民的政治責任。」蔡慶樺說。

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Valkyrie)

他特地舉出電影《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的暗殺希特勒事件，當時發動暗殺的軍官被認為曾宣示效忠國家，暗殺之舉便是叛國。透過當時擔任總檢察長的鮑爾判斷，才終於定義出：「像第三帝國這樣的不法國家，根本不具有對它犯下叛國罪的資格。」支持希特勒，才是真正的叛國。

「德文『罪責』是一種虧欠的概念，德國人不一定在當時犯了什麼錯，但確實虧欠了那些受害者。」蔡慶樺解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做出某些行動，又不見得會危及自身，如果連設法行動都做不到，就是對受害者有虧欠。

他以漢娜．鄂蘭的說法為例，服從就是一種支持，是讓獨裁政權維繫運作的必要條件，「鄂蘭說，當我們看到不正義的事，有『提出為什麼』的義務，或許無法阻止，但你還是必須去問，否則就是袖手旁觀，讓可能改變的機會消失。」若以這種標準看待納粹時代，確實多數德國人沒有問過「為什麼」，而是眼睜睜看著事情發生。

知識份子的公共力量

能夠有這麼多熱烈的思辨與討論，來自於德國有強大的公共知識分子傳統，文化界有強大的話語權，德國人也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加上媒體提供版面做為發聲管道，那是媒體尚未拋棄的公共力量，雖然近年因網路社群興盛讓激起的漣漪變小，但仍無法被忽視。」

蔡慶樺說，「作政治哲學的人是往回看，看看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情。」偶爾，會在歷史看到現在，例如在1968年引發學生共鳴的《單向度的人》，批評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不均與剝削、消費社會如何全面性地控制人類生存方式，2019年再讀，依舊很有共鳴，甚至現今想抵抗已是不可能，似乎只能照著「被決定的方式」生活。而60年代所談的非順從主義，從權威掙脫、為更好的國家奮鬥，如今更是一個不被希望的立場，「每個人都覺得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可是怎樣才叫好生活？」

蔡慶樺還是認為，1968年之後學生運動看似未達到訴求，但並非全盤失敗，至少德國人開始問上一代到底做了什麼？去質疑體制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知道行動有改變社會的可能，「那像是一個成長的門檻，從此，理解事情、解讀政治、定義價值的方式跟以前都不同了。經過六八學運的人們所注重的價值，重新排序了。」

這就是蔡慶樺看到的法蘭克福，也是他看到的德國。

要理解一個國家並不容易，要複製一個國家的發展更是不可能，「我自認是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希望自己的存在對國家有一點貢獻，從事外交工作或者評論、書寫、出版，都是我的愛國主義計畫。」他期許，藉由自己的書寫，能讓更多人了解一個更複雜的德國，理解德國這些年面對的困境，或許能在其中看到台灣相似的問題、可用的答案，或許就散落於文學、高等教育發展、學運、司法與哲學辯論中。

他也想讓德國人知道，在這東亞的島嶼上，有人能夠同情的理解日耳曼人的命運，「這也是一種『外交』，兩國之交往，不會只是政治或經濟層次的，精神上的火花，也無可避免。」抱持這樣的信念，蔡慶樺寫出《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一本談法蘭克福如何成為法蘭克福，德國又如何成為德國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