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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沒有什麼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專訪龔固爾文學獎得主艾希克.維雅(Éric Vui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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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當代重要作家,電影導演,編劇艾希克.維雅(1968-)(圖片來源 / wiki


艾希克.維雅(Éric Vuillard)在2017年以《2月20的祕密會議》獲得法國龔固爾獎之前,每本作品的發表,皆揭露歷史不為人知的片段,且重整對過去的認知,大受好評外,也屢屢獲獎。他在少年時代便隨著家庭旅居各地,加上社會學的訓練,對於所有的權力與詮釋語言(法西斯、殖民、資本主義)保持警覺性。

在他身上看得到過往如雨果左拉等偉大作家透過寫作控訴社會不公的身影。然而維雅對於歷史的挖掘不僅深入,對於敘事的效果以及真理遊戲亦有所警覺。他專注的「敘事(récit)」一方面承接西方傳統,一方面另闢蹊徑,以獨特的材料與精密控制的敘述手法,創造出特殊的文學語言,除了令讀者震撼,同時令人不得不去面對歷史的陰暗面。

本回的遠距離筆談,維雅不僅深入談論他的文學養分與養成、他對文學與作家的定義及任務承擔,也充分展現其文學與歷史涉獵的廣度與犀利。更重要的,是他選擇「非虛構敘事」的文學理由。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揭穿納粹神話的龔固爾怪物作家小說)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揭穿納粹神話的龔固爾怪物作家小說)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揭穿納粹神話的龔固爾怪物作家小說) (電子書)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揭穿納粹神話的龔固爾怪物作家小說) (電子書)


 
Q:您青少年的時候,便旅行許多地方(西班牙、葡萄牙、非洲等)。能談談少年經歷對於您文學上的養分嗎?

A:我的口袋裡總是有一本華特.惠特曼《草葉集》。適合旅行時隨身攜帶。惠特曼貼近真實的生活而寫。他本人對於現實充滿熱情的眼光和看法激發了他的詩意。讀著他的文字,語言就不再專屬於教師和其他握有語言詮釋權的人,而是屬於所有人。然後就像大多數青少年一樣,我嚮往他那毫不屈從的人生。

Q:您曾讀過哲學與人類學,且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指導下獲得碩士學位。這些社會與人文科學的訓練,對您的寫作有何影響?

A:《2月20的祕密會議》最後的其中一章,我引用了一則奧地利報紙刊登的訃告,這則訃告讓讀者知道有4起自殺事件,那些都是剛結束自己生命的猶太人。時間是1938年3月12日,德奧合併的同一天,奧地利正要併入納粹德國。這4起自殺事件的訃告,都以一貫的說法做結論:「動機不明」。可是1938年3月12日,一個猶太人竟在維也納自殺,我們應該要去了解其中的動機。

自殺論(3版)

自殺論(3版)

我立刻想到涂爾幹那本著名的《自殺論》,這本社會學經典是關於自殺的社會學研究。涂爾幹選擇研究這個人們過分習慣將自殺歸結為個體、私人動機的現象。他結合統計學,奠定一種研究類型並證明:自殺也是一個可詳加分析的社會現象。因此,這4起自殺,這些訃告所公開的事件,就不能當作「個體的悲劇」來看待,導致家庭主婦海倫.庫訥(Hélène Kuhner)或作家卡爾.施萊辛格(Karl Schlesinger)自殺的並非內心不安,而是納粹進入奧地利的事實。這些自殺事件不是因為個人的危機,而是因為他人的罪行。

為了更理解這項罪行,我就需要把它寫出來。我必須說故事。為了瞭解它,就必須花幾個小時成為海倫.庫訥以及卡爾.施萊辛格。某種意義上而言,這項能力是很文學的。老舍的《駱駝祥子》裡,敘述者非常忠實地呈現祥子。在此之前,我們從未感覺自己是這樣地貼近這個拉人力車、工作繁重、希望落空、日常生活艱苦的竊賊。這個徹底的觀察能讓人有深刻的認識,並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去比較,換句話說,把一種真正的關聯和普世共相等同看待。頓時間,我們都是拉車伕祥子,花幾個小時變成他人能讓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了確實掌握1920年代中國的社會境況,就必須花兩百頁的文字化為一個流徙的農民、一個脆弱的工人。藉由文學所產生的這個身分也算一種主體認識的形式。

Q:您是如何、又為何成為一名作家呢?

A:文學裡存在一種了解人情世故的許諾,揭示世界的真相。我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敏於察覺這份許諾。

Q:那麼,您如何找到並發展出自己的風格?您覺得自己與同代的作家有哪些不同呢?以及,您喜歡哪些作家?

A:談自己、談個人的風格總是令人棘手。一般而言,書寫的方式有兩種、這兩種隱含的概念分別占據著文學史。實際上,有兩種寫小說和寫故事的方式。我們可以像阿嘉莎.克莉絲蒂那樣寫小說。在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裡,13名角色登上一節火車車廂,作者說,這節車廂就是所謂世界的縮影。但那卻是個沒有藍領工人、沒有白領上班族、沒有流浪漢,一個只有伯爵夫人和帽子箱的世界,因為那是一個封閉且透過文學淨化的世界。一旦案件解決,也就不再有任何不快、任何反常。沒有留下待解的謎團。世界收進西裝口袋巾內。東方快車又能夠再次啟程。

相反地,一股產生自像雨果《悲慘世界》那樣一本小說的力量,就在於即便把書本闔上,故事並沒有因此結束。尚萬強徹底死了,珂賽特結了婚、擺脫困境,但是小說深刻講述的故事並沒有結束,社會不平等的故事並沒有結束。這點不僅在於敘事,同樣也觸及風格、書寫方式。我們不用同一種方式書寫,寫一本不可能有結局的書,寫一本將會在以後,具體來說,由所有人類共同完成的書。我們永遠沒有恰當的語言去談世界的苦難。風格就是,在語言中,一種把「談論人類具體苦難的不可能性」和「讓尚未實現之許諾產生廣泛回響的可能性」連結起來的主觀方式。這就是我試圖要做的事。

東方快車謀殺案:克莉絲蒂120誕辰紀念版

東方快車謀殺案

悲慘世界(法文直譯│經典名家全譯本│星光精裝版)

悲慘世界(法文直譯│經典名家全譯本│星光精裝版)

Q:您的作品經常描寫確切的日期:像是7月14日、1885年(《剛果》)、1933年2月20日(《2月20的祕密會議》),或是1524年(去年的新作《窮人之戰》La Guerre des pauvres。這些日期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

A:日期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做之決策、應負之責任而留下的痕跡。它是事件的痕跡。

1933年2月20日標誌了威瑪共和的消亡。那是史無前例的災難開端。那也是暗藏祕密的日子,有關一場在日後紐倫堡審判的法官們認定為陰謀策畫的祕密會議,畢竟,當時會議在舉行之前沒有人知曉。

相反地,占領巴士底監獄卻是在光天化日下發生的集體事件,一場人民暴動。7月14日是我們法國其中一個誕生日。巴黎城區的市民們形成政治主體,這個主體透過巴士底監獄的攻占而顯現,那是我們所謂的人民。

而在這兩個情況裡,都關乎一則事件,關乎某種脫離常規的事物,即便涉及一個群體,歸根究底都屬於個人的決斷我覺得在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一小部分的人能夠決定絕大多數人的命運,強調他們的個人責任絕非毫無意義。

Q:您如何定義自己的作品?您完成一種特殊的文類,例如《2月20日的祕密會議》,我注意到它融合了散文、歷史書寫與隨筆。您在書裡頭宣稱「決定不使用虛構」,這本書仍然獲得極高的評價,得了過往幾乎都是虛構小說囊括的龔固爾獎。您是如何想的呢?

A:《2月20的祕密會議》不是一本虛構小說,它是一則歷史敘事(récit)。對話都來自真實人物的記憶,景物描述試圖忠於原址。沒有任何杜撰的曲折劇情,沒有任何憑空想像的內省。在一個全球社會不平等日趨惡化、自由不斷更加縮限的時代,我相信,沒有哪個人比起那些實際掌權統治的人物更令人憂心、沒有一種人格比起那些真正的受害者更感人、沒有什麼曲折情節比起真實的故事更讓人激動。

Q:您的書通常以歷史為主題。對您來說,假如作家與歷史學家書寫同樣的主題,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A:世上沒有未經編排的故事,也沒有不需記載的科學。寫作的藝術,風格其自身就是對照類比的藝術,知識就像小說的元素般,需要加以安排陳設。就這方面來說,歷史和文學是非常相似的,因為最終所有的真相都與事實的安排呈現有關。一切藝術和科學自始至終都是一種摘要、一種統合。

阿Q正傳(全新典藏版)

阿Q正傳(全新典藏版)

這就是為什麼文學不停努力擺脫那些抽象和人工的形式,我們尋找最能喚起回憶、以及最能還原真實的方式。在魯迅《阿Q正傳》裡,敘事者從表明想為他的人物(這個卑微人民的典型代表)立傳所遭遇的困難開始講起,以諷刺的方式詳細檢視自傳體裁的各種不同變形。於是魯迅帶著幽默貶損自己將要安排故事的方式,以便喚起受文學所忽略的人民樣貌。那一直是在寫作中,關乎我們世界的定義:誰比較重要而誰又次之?誰支配我們而誰又解放我們?

Q:對您來說,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為何?

A:當黃春明開始寫關於台灣和台灣人的小說,他採取寫實主義的立場,其小說源自他所生活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小說讓我們感興趣、讓我們感動。那是許多作家的名字讓人聯想起一起事件、一個案件的理由,而不只是想到一個寫作的人。維克多.雨果,讓人想到流亡生活、反對政變奪權的共和國。托爾斯泰,社會平等、正義、反對舊制度。老舍,反對世襲制度、人民的真實生活。

他們的名字都同時代表一個獨特的主體、一件作品,但他們也都倚靠著一個群體。才沒有什麼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更沒有什麼作家與其餘所有人的分別。文學是一種集體行動,它無法自外於集體生活的變化興衰。

Q:您對台灣的認識為何?對於台灣的文學有怎樣的想法嗎?

A:蘋果的營收達到2560億美元,而台灣的國內生產所得是6000億美元。台灣並非像開曼群島一樣是有名無實的政府,島上有2300萬居民;GDP並不是台灣流動的資金收入,它是一年之中所有台灣人主動貢獻的勞動成果。這點對於世界上大部分GDP剛好相近於那些最龐大企業之營收的國家來說,也是如此。這樣的資源分配令人擔憂,而且這不是小說的想像,這是事實。工業界、金融界裡存在如此普遍的不對等現象,各國人民卻只能破壞民主程序,摧毀自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躲在虛構想像中的文學完全是不切實際的。

Q:最後,能否跟我們透露關於下一本新書的事?

A:我在寫一本關於法國殖民時期越南的書,由環繞著許多片段、在各種不同階層發生的故事所構成。我在書中講述強迫種植橡膠樹的苦力勞動,然後是米其林、沃爾姆銀行和一間礦業公司的董事會會談,以及一場國會會議。在這些段落裡,我們有時候會發現同樣的角色、同一名國會議員出席數個董事會,我們會感受到私人利益直接左右著國會裡的討論很遺憾地,這個慣例並不僅屬於過去,而是仍存於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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