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LETTER：胡淑雯專輯
「童年，人生第一場戰役」專題評論《羅莉塔》、《最藍的眼睛》、《麥田捕手》、《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五本與童年有關且極度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這些少年角色做為行動者，深刻見證了種族、性侵、階級、性別認同的世間悲劇。評論者將帶我們到小說家描述的成長現場，文學使童年抵抗具備永恆的人性之姿。
殺死父親，穿過麥田而來
《麥田捕手》作者沙林傑
作家沙林傑（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10）出身曼哈頓公園大道富裕家庭，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愛爾蘭與蘇格蘭混血，身上擁有一半猶太血統。從小熱衷戲劇，愛好文學，期許自己能夠成為專業作家，作品曾先後發表於《週六晚郵報》、《君子》、《故事》、《佳人》、《紐約客》等，1941年著手撰寫《麥田捕手》，1951年正式出版。
二戰期間，沙林傑主動投入軍旅，擔任反情報官，從事蒐集情報、間諜行動、偵查納粹動向、滲透逆反顛覆等特殊任務。戰火持續延燒，沙林傑帶著《麥田捕手》前六章初稿經歷戰事，搶灘諾曼第，前進綠色地獄赫根森林（其隸屬的第四師死傷慘重，被殲滅殆盡）。二戰末期，進入剛剛解放的德國考夫囹四號集中營（Kaufering Lager IV，屬於達郝集中營的附屬營地），親自目睹納粹對猶太人執行的系統性種族屠殺後慘況。1945年7月，曾於德國紐倫堡（Nuremberg）求醫，短暫住院，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麥田捕手》的創作與出版時間，剛好是二戰和戰後初期，故理解此長篇小說，除了單純閱覽故事之外，若能參照當下的時空背景，或許更能瞭解作者的創作意旨。
麥田捕手(作者沙林傑誕生100週年紀念版)
整部小說，以時間性而言，由兩至三日的遊蕩展開敘述，並從中回想、穿插、記憶，此種型態，是文學傳統中常見的流浪漢小說（La Novela Picaresca）變形。抹除線性時間的工整紀律，大幅度擴充敘事，延展空間，使角色遭逢磨難，開啟感知門戶，得以內視，遂能明確感受精神的挫傷、痛苦與蛻變。另一方面，以空間而言，主線從離校之後返回紐約，分線則歧路散布於移動性交通工具，包含公車、火車、計程車，以及宿舍、夜總會、旅館、火車站、公園等半公共場域，逸離常軌成為激昂的敘事引擎，引領角色走向內在自我，同時走向外在社會。檢視故事，作者並非力圖創造新的書寫形式，亦非調動錯綜複雜的情節，或以各種寫作技藝大肆渲染；相反的，整體敘事趨於簡化，讓人不禁疑竇，如此化繁為簡，是否是作者刻意為之，抽空，篩濾，而讓閱讀者得以專注凝視，除了關注角色的內心情感世界之外，更進一步關注藉由單純敘事做為書寫策略的真正寓意。故事中，角色實踐的陌生化過程，是將自我抽離日常活動，置放於未曾接觸過的寬廣場域，擴張經歷，讓認知在短時間內產生劇烈變動，一方面賦予社會／世界全新的觀看視野，一方面卻在家園之中，成為真正的被放逐者。姑且借用薩爾曼．魯西迪的話語：「我們在自己的家園成為局外人，當麻煩出現，局外人總是比其他人都更早遭殃，而麻煩一定會出現。」
荷頓．柯菲爾德的位置，處於孤懸與介入、凝滯與流動、離去與歸返，種種彷彿探向兩處相悖的象限殊異中，迂迴彳亍，如同施展反復游離之術，讓荷頓成為自由跨入、跨出的彈性個體。做為一位暫時性的流離者，可參照薩依德所言：「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自我尚未僵化之前，必然充滿探索的混亂，而此流亡，並非單純指向內在，更指向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為了獲得此種距離意識，相當程度，必須以某段時間的邊緣化做為代價。居於其中，卻不隸屬其中，被拉扯的個體四處行歷，來回互動，一次一次藉由他人的「否定」來觀照自身。在此，否定是重新發現自我的催化劑，疏離成為力量，有效懸置角色，同時逐漸加強內在的反抗意識。
整體而言，《麥田捕手》透過青少年的視角，闡述了兩則重要主題，其一，是父子位階的權力消長關係，其二，是個人意志如何抵抗社會的系統性馴化。本書以預科中學男生荷頓．柯菲爾德為主角，在面臨退學的威脅下，回返漫遊，接踵遇見諸多人物，如計程車司機、皮條客、妓女、男妓、修女等，而其意識內層，一直有條隱形支線不斷牽引荷頓，並且以此，暫時安撫內心的浮躁──那是荷頓的家人。荷頓圍繞的核心，是已死的弟弟艾利和妹妹菲碧。毋庸置疑，荷頓對離世的弟弟滿懷愧疚，這使得其對生者／妹妹菲碧油然生出呵護使命，換言之，透過對妹妹菲碧之愛，償還對死者的無限愧意。而其死者，並非單指艾利，還包含墜樓而亡的同學詹姆斯．凱索，以及無數向著懸崖奔跑而去的孩子。更或者，試著如此看待，其償還對象，其實是充滿悔恨卻無能為力的自我。自始至終的忠誠、純真與慚愧，無形之中，成為揮之不去的內在詛咒，為了繼續捍衛自身意識，勢必出走，晃蕩漫遊，以種種刺激重新確認自我。荷頓的短暫越界，如同遊魂，雖是十六、七歲青少年，卻歷經磨難，呈現早衰滄桑之貌。「我半邊腦袋──右半部──已經長滿了無數的白頭髮。」童顏鶴髮，隱喻其內在精神年齡。角色並未困於歷程，蔓延的時間空間，最終都得迫切面臨故事終結，以及必要的精神回歸。過程之中，失蹤、消失與死亡的意象從未斷絕，從自我的遁逃、中央公園消失的鴨群、親友離世，延展至暗喻般的木乃伊，最終，迎來帶有復活涵義的聖誕節。
《麥田捕手》的情感結構，具有雙股螺旋般的往復對稱性／抗衡性。一方面，荷頓向各個「難以稱職」的長者尋求協助，另一方面，又以其憐憫愛護之心，希冀自己能夠成為另一位長者，也就是理想中的麥田捕手。沙林傑企圖透過荷頓的遭遇、思辨與髒話式詛咒，再創另一位精神意識的父親。故事中，妹妹菲碧再三所言：「爸爸會殺死你，他一定會殺死你。」故事正如西班牙浪漫主義畫家法蘭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的畫作〈農神食子〉，陰森殘暴，毫不留情，展現食子／殺子的準確預言。往內探究，「父對子」的殺子預言，其實隱含「子對父」的弒父宣言，這是對自我意識的完整確立，以及對他者的慎重割離；殺子與弒父成為詛咒，兩者糾纏，卻命運般相繼完成。小說中，荷頓始終感受被殺戮的威脅：「我是酒吧裡唯一在腸子裡有顆子彈的人。我捧住肚子，以免血流得滿地都是，我根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受傷了。」荷頓承受傷害，包含朋友的否定、學校的切割、師長道貌岸然卻充滿性愛意味的關懷等，他在接續而來的受創之中，以叛逆反抗，戮力謀殺精神上的父親，篡奪其位，予以取代，進一步履行父者本該承擔的職責。而此謀殺，正是書中透過妹妹菲碧所提及的：「仁慈的殺人者。」父者，除了指涉家庭關係中的實質父親，更是象徵整個社會所禁錮的規範、教條與虛偽互動，甚至，參照創作時空，父親的隱喻不禁讓人想起戰爭。如此，雙股螺旋的情感結構於焉成形，殺子的威脅，弒父的報復，兩者相互纏縛。我的存在，除了擁有個人的自我意識之外，還隸屬於社會一分子；而社會之所以能夠成立，則依靠個體、家庭與社群匯聚。兩者唇齒相依，互相指涉，卻在釐清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時矛盾對峙。
法蘭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的畫作〈農神食子〉（圖／來自wiki）
基本上，青少年荷頓．柯菲爾德是位反叛者角色，而其叛逆，是透過種種撒謊、辱罵、怯懦、被學校開除、逃家、甚至是甘於墮落等事件特徵所完成。這使得反叛精神，成為本書必要探討的核心。對抗／反抗／抗辯必須針對某個系統，參與其中者，無論自願或非自願，均得在已被制定的結構、規範與價值觀限制中成長，漸次「被感化」。這如同作家福克納評論此書時的意見：「《麥田捕手》令我動容。我覺得它顯示一種──不是缺陷，而是一種邪惡，作者不得不全副武裝以自保，這種邪惡是我們文化中的一種壓力，強迫大家認同，強迫人人歸屬於某一團體。活在這種文化中，我們難以獨立自主。我認為，我在《麥田捕手》裡看見的是一場悲劇，而這悲劇可以說代表沙林傑個人的悲劇。」此種封閉系統，當然可以允許部分無效的叛變，而當反叛者無能以內在的原生動力去突破，充滿活力的質疑聲音，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安置」，並在後續過程之中，逐漸遭受他者扭曲誤解。
沙林傑並非直言描述，或以文字磚瓦搭建理想國度，而是透過悖反，經由窮盡身心般的近距離詰責，形塑無法抵達的可能。閱讀者必須透過抗辯之詞，逆向理解意圖，以此推測作者所欲重新建構的理想社會。然而，此種肉搏式的質問，或多或少，都將導致難以避免的自我瓦解。作者並非一味將投身者塑造成英雄，而是以揭露之完成，說明個體面對群體的同化壓迫時，自我成長的不可完成。甚至可以前展推論，角色必定落難，遭遇困頓，並在種種脅迫之下逐漸邁向毀滅。
慶幸卻又危險的是，此種符合角色的青少年語境，帶有嘲諷，充滿叱罵，展現強烈抗拒的不屑姿態，正是個體面對遠遠大於一己的系統或權力時，最易於激發的直接反應；於是，此種咒罵語境，或多或少屏除獨語困境，彷彿透過鏡面反射，將角色的個體予以溶解，進而擴充，塑造其不可取代的形象。如此，角色以其倔強抵抗的個性特徵，大幅打開可被借位的想像領域。閱讀者被邀請參與敘事，兩者相親，角色巧妙替換，開啟一段由閱讀者進入自我、進入角色、進入故事的多重想像，如同挪用個體的困頓經驗，將制約的互動關係，裹入小說火花般的積極批判，並且以此，移形換位成另一不斷同時發生的自我體驗過程。
叛逃者的角色設定，絕對是敘事推動的重要媒介，通向故事一端，閱讀者能夠輕易置入，而另一端，則是必須被推翻的偽善世界。角色以其批判、困惑、犧牲、詰問與鄙視，獲得認同，換取他人穿越個別載體的可能。孤立的時空，由讀者和荷頓．柯菲爾德所共享，兩者進行祕而不宣的交談，內在認同因而獲得支援，並從個別故事，搭建出青少年批判社會的精神架構。荷頓一一指認自身與自身對這社會的衝突，充滿痛苦，近乎絕望，彷彿不斷邁向懸崖邊緣，然而即使憤世嫉俗，內心依舊努力維持善意。沙林傑對這個世界還保有愛的可能，並且奮不顧身維護那不輕易放棄的愛，只是，那近乎宗教情懷的護衛精神，如同使命，勢必承擔整個社會難以面對的歷來傷痛，以及不曾削減的接續考驗，而這項無法完成的自我許諾，彷彿必須獻出餘生，將心力投注於迷途孩子，並以此做為最後的修復代價。此種獻出，並非是生命的剎那終結，相反的，沙林傑透過塑造理想的麥田捕手，將其巨大的修復任務，輾轉交付於共感共鳴的讀者身上。
《麥田捕手》原文版 The Catcher in the Rye
基本上，我們可以將《麥田捕手》視為一本青少年啟蒙小說，但此小說之所以經典，不僅僅只是個體啟蒙之完成，此書更隱藏深沉寓意，以及積極的批判意識。小說不僅孕育於二戰，也同時孕育於美國戰後初期快速變遷的社會，《麥田捕手》在世局極度混亂的背景之中逐漸長成，成為沙林傑的慰藉，也成為不可或缺的心靈寄托。作家安迪．羅傑斯（Andy Rogers）甚至大膽指出，《麥田捕手》其實是一部戰爭小說。返國後，沙林傑始終無法脫離戰火所帶來的種種傷害，然而更讓他受挫的是，「戰爭的殘暴、愚昧、冷酷、驚駭被磨製為黏膩無腦的演講、歌曲、電影。問題不是民眾不懂戰爭的真相，而是民眾根本不在乎真相，既然如此，就算揭穿戰爭真面目也毫無作用。」（安迪．羅傑斯語）除了戰爭經驗之外，美國社會對於反芻二戰意義的草率、膚淺與視而不見，在在影響了沙林傑。於是，作者彷彿不得不以透析式的分離書寫，篩濾血淋淋戰爭場面，而讓《麥田捕手》輾轉透過拒絕直描戰爭的另一種「缺席式」直描，將內心時刻感受的惶恐、憤怒與創傷傳遞出來。依此脈絡，可以大膽論斷，《麥田捕手》不僅僅只是一本青少年啟蒙小說，更是一本不描述戰爭，卻深受戰爭影響的戰爭小說。
透過書寫《麥田捕手》，沙林傑不僅試圖撫平二戰所帶來的心理創傷，同時也透過這本書，隱喻戰後美國社會的集體氛圍，人的生理與心理雙重失能，整個社會似乎都陷入了「戰鬥疲乏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此書能夠歷久彌新，引起共鳴，正是因為閱讀者明確感覺角色的真誠、純真與善良，並且準確展現人如何以其初心，倔強地抵抗社會制度，而那樣堅定不移的批判姿態，正是沙林傑從自我創傷、對戰爭與戰後諸多現象的漫長思索中，逐漸形塑的重要主旨。角色荷頓不僅僅只是沙林傑的傳聲筒，更是美國二戰後人們孤寂卻又頑強的心靈縮影，甚至，穿越時空背景，我們依舊可以從中讀出其普世、永恆性般的批判精神。如此，便能更加理解沙林傑刻意的隱遁、抵抗與骨傲，那彷彿是經由自我餘生的奉獻，企圖療癒個人與社會內心深處的悲痛。個體的消逝並非代表意識的終結，生命的斲斷也並非空留殘餘，努力抓住即將墜落的孩子，不僅僅只是沙林傑一人，而是正在翻開《麥田捕手》這本書的閱讀者，一位又一位荷頓．柯菲爾德。
「我置身此世，但不屬於此世。」（I am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it.）作家沙林傑的自我消隱，其實正是自我療治，撫慰傷痛，餽贈空間，將世界留給一群又一群正在麥田之中自由奔跑的孩子們。
（本文轉載自衛城出版《字母LETTER：胡淑雯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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