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
如果歷史重來，1947年2月28日，婦人林江邁沒在大稻埕出現的話，也沒有這場私菸緝捕衝突，還會有二二八事件嗎？
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70年後的今天，我們採訪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她是台灣第一位以二二八為博士論文的學者，二月出版了《重構二二八》，「歷史有很多的『剛剛好』……有些是結構性的因素，看起來衝突必然會發生，但一些偶發性的因素加入，則造成事件的擴大。」是結構的矛盾加上偶發因素推演出這個歷史悲劇，而這個悲劇又成了日後台灣省籍情結與政治動員上揮之不去的幽魂。
林江邁是第一個偶發因素，陳翠蓮說，「事件還有二個偶發因子，一個是陳文溪被殺，一個是隔天民眾到長官公署討公道，卻遭開槍。」陳文溪是艋舺角頭的弟弟，天生聾啞，在取締私菸的混亂場合遭流彈打死。角頭隔天帶人上街替家人討公道，如果死者不是他，事件或許不會擴大。而到長官公署前抗議的人卻遭開槍，使得事件進一步延燒。
「在那個年代，警民衝突並不特別，上海也有因取締攤販而發生的衝突事件。」陳翠蓮收集資料時，對板橋林家後代、台灣歷史學者林衡道的訪談中，林衡道也表示，早在二二八之前，大稻埕及各地已有零星的警民衝突、以及本省與外省籍的族群衝突發生。所以問題不在二二八會不會發生，而是：何以傷亡如此巨大？
表面上是警民和省籍衝突，實際上還藏著「結構性」的因素。
《重構二二八》將整個二二八事件從不同的面相去理解，像是放在戰後的中美關係結構裡。根據《開羅宣言》，台灣主權需交還中國，戰後美國一開始依國際法慣例，傾向先由美國軍事代管，再移交中國；但美國礙於戰後中美友好關係，默許中國跳過託管直接接收台灣，於是造成許多內部衝突，好比國籍和遣返問題，「當時台灣社會的內部矛盾並不是陳儀的問題而已，有時是受制於國際現實。」例如，遣返日人優先於遣送滯留國外的台灣人，滯外的台人於是面臨國籍上的問題，發生許多衝突，而這是也引起台灣人不滿陳儀政府的因素之一。
美國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功能不僅如此，陳翠蓮說，「美國是二二八事件的安全閥，但一直沒表態，可惜沒發生作用、阻止悲劇發生。」對於二二八的解讀，解嚴之前，台灣主流的解讀是：受共產黨的煽動；90年代開始，李登輝當政，開放檔案，主流解釋變成：國民黨接收失敗，本省與外省籍文化上的調適問題。陳翠蓮則另闢新徑，從國民黨的派系鬥爭與情報單位的操控，解讀事件擴大的深層因素。
「簡單的說，當時的國民黨派系裡，有人是刻意擴大事端，想藉此拉下陳儀，沒想到狀況最後失控。」她從當時警備總部參謀總長柯遠芬的日記觀察到，「柯見獵心喜，見事端擴大後，急欲邀功。」至於陳儀接管台灣失敗，後又向中央請兵鎮壓，自是二二八事件最該負責的人。
那麼，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呢？陳翠蓮從蔣介石日記得到這樣的結論：「一是蔣介石很清楚當時共產黨在台灣的影響有限，二二八不是共產黨策動的。二是陳儀願意將台灣駐軍提供蔣介石打國共內戰，造成台灣軍備不足，蔣介石認為這是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之一。三則是蔣介石始終認為，像台灣這類中國邊疆的動亂，最有效的控制就是武力。」她認為，蔣做為當時國民黨的領導人，對於二二八難逃政治責任。她也推測，蔣明知陳儀的治理失敗，卻幾度不處理陳儀的調任，是自覺將台灣駐軍調走，有虧欠於陳儀。
在新出土的保密局資料更是顯示，當時的情報單位已滲透各地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是事件爆發後，本土士紳菁英組成的團體，負責與陳儀的長官公署進行溝通，企圖解決動亂；沒想到，處委會被情報單位利用，不僅沒有處理動亂，反而「製造事端」成為中央派兵鎮壓的理由。
所謂「製造事端」，像是青年動員自願加入各種「組織」負起當地治安，然而這些「組織」也有流氓參與，趁機搶劫、放火。陳翠蓮在書中指出，像是許德輝領導的忠義服務隊、林頂立的義勇總隊都有這樣的狀況。
甚至是處委會也難逃情治單位的掌握，像是對陳儀政府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暨十項條件要求〉。陳翠蓮認為，「光從三十二項要求內容來看，主要是要求台灣的高度自治、經濟制度改革，還有人權要求。這是日本殖民後期，台灣本土菁英極欲爭取的權力，並無不合理之處。」然而，會場參與討論的人員背景複雜，臨時再追加了十項要求，其中一項便是：解除台灣駐軍軍備。「這一項，踩到了行政當局的紅線，成為中央派兵的理由。」
當時的本土菁英難道這麼沒有政治敏感度嗎？陳翠蓮的解讀是，「戰後的本土菁英有『政治飢渴症』，想要參與公共事務，替社會解決問題。但在殖民時期，他們沒有任何政治參與的經驗，對政治認識不足，很容易成為別人利用的棋子而不自知。」當時鎮壓之後，處委會的幹部幾乎都遭整肅，唯獨陳逸松、劉明等人安然無事，甚至日後還任政府要職。
在披露的檔案資料中，二二八處委會委員、〈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起草者陳逸松與劉明都是情報單位線民，武力鎮壓時，他們藏躲的住宅就是情報單位提供的。陳翠蓮是這樣看這些人的：「在那樣的年代，他們的選擇不多，一種像陳逸松和蔣渭川，與政府某種程度的合作。一種是正面反抗，最後變成政治犯和流亡海外，像廖文毅。」
而和政府合作也不是容易之事，陳逸松之後還是遭情報單位騷擾，最後長居國外。蔣渭川在二二八後，曾逃亡一百天，軍警人員追捕他時，混亂中槍殺了他的四女，幼子則受重傷。更不堪的是，蔣渭川事後任官時，當天報紙登了一幅諷刺廣告，主文是祝賀他任新職，下面屬名則是一大串二二八罹難者。
時代是無情的，陳翠蓮書中多次提到情報單位的惡行，好比柯遠芬趁二二八動亂時，先誘人自白認罪，再要脅對方強取民產。多年後，柯遠芬接受採訪，完全否認當年的事。又或是，在二二八當時與陳儀共同計劃鎮壓的台灣人劉啟光，事件後任高雄百貨公司、台灣火柴公司董事長；二二八當時任職警備總部「義勇總隊」隊長、保密局台灣站長的林頂立，事件後成了《聯合報》發行人……
為惡之人並沒有因為二二八這事件而受到應有制裁，不過陳翠蓮說，「惡人不見得在當代就會得到報應，但這也是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之一，爬梳各種資料，讓那些做了壞事的人能得到應有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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