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慧／打開自然作家的神奇背袋──讀《向晚的飛行》

英國自然作家海倫．麥克唐納（Helen MacDonald）的散文合集《向晚的飛行》（Vesper Flights）是一本賦予自然寫作更豐沛意義、充滿生命故事的作品。特別的是，這裡的生命除了指我們預期在一般自然書寫中會看到的，非人的物種——鹿、野豬、雨燕、遊隼、螢火蟲……，也包含了人——她自己、其他科學家、動物救援者，還有難民與窮人。在麥克唐納所敘述的生命故事裡，人與非人，文化與自然，從來不是涇渭分明的，畢竟「人其實活在一個縝密複雜的世界裡，這個世界不全然只與我們有關，也不單單屬於我們。」

她的作品因此在在讓人聯想《地海》系列作者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在〈小說的背袋理論〉（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中提倡的，一種不一樣的故事，一種在訴說人類的故事時，不抹滅其他物種聲音的故事。

向晚的飛行

什麼樣的故事有如此能耐呢？勒瑰恩曾以人類演化的故事來舉例說明：儘管史前人類的主食是蔬果，為維生進行的主要活動則是採集（採集種子、嫩芽、水果和穀物等等），但主流的演化故事，卻總是一如岩洞壁畫所告訴我們的那般，強調人類征服動物、獵人英勇獵殺猛獁象的主題。故事裡明明有許多其他的元素，換成拉圖（Bruno Latour）的話來說，也就是有許多其他的行動者（actors）與人類共同演化，但那些被選擇記憶的，卻都是英雄的故事；歷史（history）於是總是他的故事（his story），而非他們的。但征戰用的武器，例如刺進猛獁象身體裡的長矛，真的足以代表人類文化的創新性嗎？勒瑰恩引用女性主義學者費雪（Elizabeth Fisher）的看法，主張像背袋這種盛裝採集物的「容器」才是人類文化最早的發明——例如在發明挖掘馬鈴薯的工具之前，顯然首先要有能裝載馬鈴薯的容器，能把採集物帶回家，才有意義。勒瑰恩凸顯容器的重要，顯然因為她相信，「能容」是新故事開始的契機：如果說故事的人試著把更多非人的元素都放進小說的背袋裡，就不至於重複過去那種強調衝突與打鬥的英雄故事，彷彿其他一切事物都只是配角、布景、龍套，而其他的生命故事都可以消音。

《向晚的飛行》做為麥克唐納的「背袋」，正容納了各式各樣的生命，因此即使在分明是關於「人」的故事裡，其他生命的存在感依然不曾被抹滅，特寫太空生物學兼行星地質學者娜塔莉．卡布羅（Nathalie Cabrol）的〈她的軌道〉一文，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卡布羅走遍世界各地極端危險的環境，在生存條件與火星類似的地方尋找生命體，麥克唐納一度到智利與卡布羅的團隊會合，前往高海拔沙漠測試偵測火星生命的方法。與卡布羅同行在廣袤無際的鹽沼間時，強大的科學家與微小的生命體所帶給作者的啟示，同樣都被她放進故事的背袋裡，藉此打開讀者不同的視野：

卡布羅背起紅黑色的帆布背包，戴上黑色刷絨帽和反光眼鏡，拿起一把地質鎚，動手鑿起一口休止的間歇泉。地表乍看了無生機，但她很快就喜孜孜地找到了亮翠綠色的石隙藻（chasmoliths）菌落──這種棲息在石縫裂隙間的微生物，在間歇泉岩塊的底面生長興旺。這裡的熱泉長滿經演化、能在接近滾沸的熱水中生存的藻蓆和微生物；它們在陽光下透著紫色和深粉紅色，這些色素可抵擋紫外線輻射。[. . .]

卡布羅撿起一個鹽塊，對光舉高。「妳看。」她說。結晶岩塊內有兩條鮮明的色帶：粉紅色在上，綠色在下。那是嗜鹽（halophilic，喜歡鹽的）微生物形成的群落，這些微生物唯有生活在半透明結晶裡，才能耐受這裡的極端環境。綠色嗜鹽菌利用上方粉紅色菌落濾出的光線，行光合作用，獲取養分。粉紅色素的作用就像遮光劑，可以保護兩個菌落，以免基因受紫外線輻射傷害。

我聽了備感慚愧。我在這些鹽結晶之間走了一整天，卻渾然不知腳下就有生命。

海倫．麥克唐納為《紐約時報》撰寫娜塔莉．卡布羅的報導

在麥克唐納的筆下，不只卡布羅堅毅的科學家形象鮮明，那些被她捏在食指與拇指之間、細緻而強韌的微生物群落，同樣綻放繽紛的色彩；對於人與非人的呈現，可說同樣精采。

如果書中只有酷炫的太空生物學家的故事，或許《向晚的飛行》也就不算完全達到序言中的自我定位：一如珍奇櫃般，讓「珊瑚碎片、化石、民族文物、斗篷、袖珍畫、樂器、鏡子、鳥類和魚類標本、昆蟲、礦石、羽毛」等性質迥異的物品相互映襯。但麥克唐納的確做到了，因為她的故事裡既有足以「帶你上火星」的科學家，也有不被理解的社會邊緣人，而他們同樣都對生命的存續心心念念，只是動機與方式大不相同，例如那些餵養「不對的動物」的人。

什麼動物是不對的呢？麥克唐納指出，就像窮人被區分成「值得救濟」和「不值得救濟」的兩類，動物也有「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分別，至於劃分這條界線的方式，都「取決於是不是入侵者、外來種、暴力或疾病等因素造成的恐懼和威脅。動物一如既往反映了我們自身對於世界自然結構的假設」。也因此，一旦我們假設代表人類文明的城市裡，唯一能容的物種就是人，那麼麻雀、鴿子、老鼠，或是在英國會出現的浣熊、狐狸，就都是不對的動物，餵食也被視為逾越社會規範的行為，「很容易遇上在意髒亂、衛生、噪音，或純粹義憤填膺的人向有關當局舉報你。」

描述了這樣的現象之後，麥克唐納並不是要進一步合理化餵食者的行為，但她的確試著去理解這些人為何執意這樣做，從而發現有些人因為社會條件或個人環境因素使然，幾乎生活在封閉而難以與人接觸的狀態，這些孤獨的社會邊緣人，包括年長的人、寂寞的人、無家可歸的人，因此有可能透過餵食動物得到些許安慰。「我這一生也只剩下牠們了，我的親戚家人都走了。」這是無數城市餵鴿人之一的西索．彼特（Cecil Pitts）的心聲；麥克唐納不只透過書寫讓他發聲，也告訴讀者，像彼特這樣堅持繼續餵食野鳥（有些甚至只是在自家院子裡）而遭到罰款或拘捕的例子，其實相當多。他們「在那些不被街坊鄰里喜愛的外來居民身上獲得認同」的心態當然並不健康，但為他們貼上病態的標籤，也不會讓這群「默默活在喧囂的現代城市背後」、遭到鄙夷的人（以及他們餵養的動物）就此消失。因此作者選擇把邊緣人、外來種[1]都放入她的背袋裡，以訴說他們的故事取代漠視與指責。

麥克唐納看見冬蠅在微弱的陽光下聚集成雲時，會因為意識到牠們的脆弱與生命之短暫，而反思人類的渺小——生物跡象在冬天的森林裡如此不明顯，但又確實存在著，因此，渺小的並非這些肉眼不易見的生物，而是人類的感知能力太有限；當她目睹婚飛儀式中面對鳥群掠食仍不斷飛升的螞蟻，則震懾於不同尺度的生命所交織出的神祕與美，從而感覺自己「在這個運行有常的世界裡，不過比一隻螞蟻大了一點」。

她觀察細膩，筆尖充滿情感，這樣的文風或許會讓部分讀者好奇：做為一個科學史研究者，作者是否太過感性地想把所遭遇的物種都放進她的故事背袋裡，甚至，有點濫情？其實正如書序中提到的，人們往往把科學想成純粹、客觀的事實，但科學對世界提出的問題，無不受歷史、文化、社會左右，如果不能體察到自然這面鏡子也總是映現出「人的世界觀和需求、人的思想與期望」，反而只會看見自身的倒影。也因此，麥克唐納只是揭露了這個被我們忽略的事實，企圖讓更多人理解，所有活生生的動物一方面「有其身屬的世界，也值得擁有牠們自己的故事」，另方面亦無可避免地具有象徵意義：「每一種生物都處於關聯豐富的一面織錦中央，將該種動物已知的一切事實，以及對人類的一切意義連接起來，包括寓言裡的、聖經裡的、諺語裡的、發生於個人的種種意義。」

不論是堅稱可以客觀理解動物，或是無視關於動物生理或行為的長期研究逕行想像，都是執於一端的偏頗，容易產生盲點，犯下麥克唐納也曾犯過的錯誤。以野兔為例，作者青少女時期，在溫徹斯特田間第一次看見野兔用後腿站起來互相揮拳，她把「野兔拳擊」這一幕，想當然爾地認為是雄兔在互相較量，爭奪雌兔，畢竟從這個角度去解釋野兔的行為，似乎頗呼應人類社會的常俗。至於圍觀打架的那些野兔，她則以為是雌兔在仔細評量兩名拳擊手，看誰的本領比較高強，最後勝出的雄兔，應該就可以「贏家通吃」。後來她才知道，出拳的野兔其實多數是雌兔，正奮力擊退想強行求歡的雄兔：「對抗暴力的一種形式透過動物展現出來，人類社會同樣常見到這種暴力，只是直到近幾年才開始公開討論這件事。」從野兔寫到 metoo，麥克唐納這一番反思既論及科學事實，也剖析象徵意義，更關乎性別定見，再次說明了動物（自然）這面鏡子，如何可能也反映了人類（文化）的倒影。

當然，讀完了麥克唐納所有與動物相遇的故事，還是可能會有讀者認為，她自己就像書中討論的動物救傷人員一樣，情感氾濫、「對動物個體慈悲有餘，對物種保育卻沒有太多幫助，甚至沒半點好處」，但麥克唐納也清楚地交代了她的立場，並間接說明了何以她毫不掩飾情感的流露——她甚至在〈泰科斯莊園〉自揭當童年的草原被刈平、所有原可於此旺盛活動的生命悉數消失時，年已四十的她忍不住嗚咽哭泣。關於「濫情的」動物救傷，她是這麼說的：如果生物與人類生活少有交集，我們將很難感受到任何有意義的交流，但是救助動物，卻得以「認識一個與你不甚相似的生物，你必須充分瞭解牠，不只為了幫助牠活下去，也是為了將牠放回去，像一片拼圖，放回牠在世界留下的那一格空缺」。

她相信，如果容許自己動情，就會產生行動力與責任感，而更多的生命，就不至於成為這世界永遠的空缺。麥克唐納所敘述的生命故事之所以重要，正在於能讓更多人體會到情感（affect）的價值——願意動情，就可能願意被影響（being affected），願意被其他生命過得怎麼樣、是否是拼圖中失落的一片這些事情所牽動。如此，被譯為「末日」的「Apocalypse」一詞或許也有了意義翻轉的可能，能回到它初始的意義：「是揭示，是顯現，是洞見，是揭曉本來未知之事」，也就是使我們認知到，自己仍有力量介入，讓更多的生命故事，得以繼續。

向晚的飛行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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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書關於「外來種」的爭議雖然沒有太多著墨，但麥克唐納仍點出了她所看到的，將自然史與國族史混為一談所產生的迷思。例如，總是棲息在莊園宅邸樹林和園苑內的蠟嘴雀，被視為與英國歷史悠久的地標象徵脣齒相依，但其實蠟嘴雀是19世紀中葉來自歐陸的外來物種，和不受歡迎的灰松鼠出現的時間差不了多少。蠟嘴雀在英國的發展史因此讓她感嘆，人總是傾向於「不假思索就斷定自己熟悉的事物必定也是土生土長，輕易忘卻我們都曾經來自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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