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和朋友見面，朋友一時興起說也想試試翻譯，隨手挑了本正在看的英文小說，才試譯了第一頁就得到如下感想：「明明每個英文字都看得懂，意思似乎也抓得準，仔細檢視卻發現其中還有很多可以發揮、修改、操作的空間。」這類語言之間滲漏的間隙與縫隙，即是《鋼索上的譯者》作者、俄英譯者安娜．艾斯蘭揚（Anna Aslanyan）在書中探討的，可說是翻譯的有趣之處，也開展出了更寬廣的議題──「翻譯」行為的本質為何？譯者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平常上網常會看到評論翻譯或討論翻譯，總是先用「信達雅」當起手式，彷彿譯者達不到這百年前發明的標準就十惡不赦、譯文也失去討論價值。但「信達雅」只不過是其中一種「翻譯觀」，若將其奉為圭臬，便將其他無數種選擇和可能性拒於門外，忽略了翻譯更廣大的視角。其實，翻譯研究學界早在二十一世紀初已摒棄了絕對的「對等」（equivalence）概念，轉而討論「譯者的身分」、「譯者的選擇」帶來的影響、甚或依據文本類型採取不同翻譯策略等，近年也開始討論所謂「創譯」（transcreation）、本地化、機器翻譯等議題。
《鋼索上的譯者》絕非枯燥難懂的學術著作，曾替政府公部門擔任口譯工作的作者安娜信手拈來，從淵遠流長的翻譯史及自身經驗旁徵博引，透過豐富生動、時而幽默的案例及人物，帶領讀者一窺自從「巴別塔」崩毀，人類使用不同語言互相交流以來無可避免會遇上的問題、困境、誤解，嚴重時甚至還會引來殺身之禍！
本書共分十八個章節，主題囊括口筆譯，時間橫跨古今，空間遍及各大陸，從口譯時遇到笑話要怎麼譯、外交場合的翻譯、戰時替獨裁者口譯、帝國翻譯員，到文學翻譯、新聞編譯、法庭口譯、時下最流行的機器翻譯等，內容包羅萬象，實在很難一概而論。以下就舉幾個翻譯學中的經典大哉問為引，搭配作者提出的案例來簡述：
翻譯時究竟要採用「歸化」或「異化」策略，可說是千古難題，如日耳曼學者弗德里希．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所說，一是讓讀者靠近，一是讓作者靠近。古代歐洲偏好的方法是採取歸化，因而可以看見許多異國作品套上新裝、入境隨俗，像是古希臘的荷馬操起一口流利法文，《一千零一夜》中的東方人也成了維多利亞時代拘謹保守的英國人；或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人關心主角安娜是否身體微恙，安娜實為懷孕，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文譯者為了不嚇到心靈純潔的讀者，直接保留懷孕的俄語原文，使得讀者誤以為她染上了什麼東方怪病。不過，因為翻譯沒有一體適用的標準，多數時候譯者兩種策略都會混合採用，端看文本脈絡而定。（第十一章：保留東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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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譯者在翻譯時的選擇，會產生什麼影響？是翻譯研究中非常有趣的主題，無意間的選擇可能牽一髮動全身，也可能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例如十九世紀時，義大利天文學家初次運用先進設備詳細觀察火星，發現火星表面有明暗不同的區域，便將其稱為「陸」與「海」，連接「海」的深色線條叫作「水道」（canali）；然而，該詞飄洋過海來到英文後，譯者卻將其譯為意思類似、但不盡相同的「運河」（canal），導致大批科學家誤以為這是火星上存在智慧生物的證據，展開各種聯想，甚至催生了一整個科幻次文類，科幻小說先驅 H．G．威爾斯（H. G. Wells）的名作《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便是一例，堪稱是個美麗的錯誤！（第四章：觀察與分析）
另外，口譯員替獨裁者或戰爭罪犯翻譯時，除了必須做好十足準備、戰戰競競完成任務，有時也得拿捏自己跟翻譯對象的距離，以免不慎成為暴行的推手或邪惡的幫兇。據說1940年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與希特勒會面，希特勒的德文口譯不知是能力不佳或刻意裝聾作啞，道別之際，佛朗哥表達類似「改天約吃飯」的場面話：「等到德國真正需要我時，我將不求回報，無條件站在你們這一邊」，口譯竟然一個字都沒翻譯，有可能間接拯救了無數生靈。（第八章：用字精準不是希特勒的強項）
確實，翻譯時牽涉的道德議題或特定意識形態，不只是口譯才發生，像是我最近正在翻譯某本歷史書籍，無可避免會碰上作者的史觀或其根據自身意識形態的遣詞用字，這時便要思索是否如實譯出，或另外加註解釋。也如同翻譯《聖經》時，除了傳達神的話語，也可能要視傳教需求略為調整，比如明清時期前往中國的傳教士，或著名翻譯學者暨《聖經》學者尤金．奈達（Eugene Nida）提出所謂「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重視譯文對讀者帶來的效果，以可讀性為目標，而非字面意義。（第十三章：以字為尊）
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Nida, 1914-2011） 。（圖／wiki）
而文學翻譯向來是大家津津樂道的主題，作者以阿根廷文豪波赫士（1899-1986）與其英文譯者湯瑪斯．狄喬凡尼（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1933-2017）為例，狄喬凡尼的譯筆成功讓波赫士在英語世界打開知名度，還鼓勵了一度封筆的波赫士繼續寫作，波赫士慷慨分出五成版稅，一時蔚為佳話，但這段關係最後也因兩人私生活的牽扯而破裂，更是讓我們省思作者與譯者間的距離及分際。題外話，作者在書中引用她和狄喬凡尼的訪談內容，我讀到時差點沒在電腦前笑死，狄喬凡尼說：「我以前認識另一位阿根廷的學者，她教翻譯研究。要是有誰想跟你討論翻譯研究，建議你趕快逃命。」
狄喬凡尼（右）回憶錄《大師的教誨》封面為他與波赫士合照。他們曾合作翻譯《想像的動物》、《阿列芙》、《布羅迪報告》等英文版。
另外，以《那不勒斯故事》（Neapolitan）四部曲聞名世界的義大利作家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也是頗為經典的例子，斐蘭德真實身分保密到家，甚至一度有風聲傳出，英文譯者安．葛絲汀（Ann Goldstein）就是斐蘭．本尊，讓平時低調的譯者難得躍上新聞版面。（第十二章：波赫士的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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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葛絲汀是《紐約客》資深編輯、斐蘭德小說的英文版譯者。
（圖片來源 / 紀錄片Ferrante Fever）
至於時下最夯的機器翻譯議題，雖然本書原文2021年出版時，ChatGPT AI 模型尚未開放大眾使用，作者仍是在書中耙梳了機器翻譯及所謂「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的相關研究，並指出，不管機器再怎麼先進，最終仍需要人類譯者協助，特別是在語言本身結構差異過大或語料稀少的情況下，畢竟科技始終來自人性，所以有志翻譯者不須過度悲觀（當然還是要把基本功練好啦！）。（第十八章：非邏輯元素）
翻譯絕不只是單純的字對字互譯，它還牽涉到溝通目的以及譯者複雜的心智活動，且非「信達雅」三字就能蓋棺論定，一如書名《鋼索上的譯者》描繪的意象，出自十七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之語：
「翻譯如同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或許謹慎小心可以避免失足跌落，但期待動作優雅曼妙卻是奢望；即使說得好聽些，翻譯終究是愚蠢之舉，畢竟再努力也只能以僥倖沒摔斷脖子的表現搏得掌聲，明智的人不會冒這種險。」
《鋼索上的譯者》英文版書封
我們會察覺到譯者的蹤跡，往往總在發生失誤之時，但箇中的艱辛與不易，可能還是要親身站上鋼索才能體會，不是站在平地說風涼話可比擬的。因此也要特別感謝本書譯者王翎的精湛表現，光是讀中文，我就已對作者蒐集資料的廣博程度感到卻步，更別說書中舉例還牽涉俄語、法語、德語等外語，語域（register）更是從極度正式的公文到俚俗的口語和笑話，想必翻譯過程相當艱難。
最後，由於作者的背景，書中舉例大都為俄英互譯或歐語系語言，較少中文例子，在此也推薦幾本翻譯相關書籍。
- 非虛構作品：翻譯家大衛．貝洛斯（David Bellos）所著、和本書一樣從輕鬆角度探討翻譯的《你的耳朵裡是魚嗎？》（陳榮彬、洪士民譯，2019）；另外，資深文學譯者宋瑛堂的《譯者即叛徒》收錄了許多發人深省又有趣的中文譯例。
- 小說作品：日裔作家北村凱蒂（Katie Kitamura）入選2021年歐巴馬夏日書單的《親密陷阱》（Intimacies，暫譯），以海牙國際法庭為背景，主角是為犯下戰爭罪的總統進行翻譯的口譯員，書中深刻探討口譯員複雜的心理因素，也涉及多語身分下失根的糾結。另外還有華裔作家匡靈秀（Rebecca F. Kuang）2022年大受好評的奇幻小說《巴別塔學院》（Babel，暫譯），故事設定在架空歷史的鴉片戰爭時代，一名中國孤兒來到牛津大學皇家翻譯學院，因緣際會捲入大英帝國的凶險陰謀，還有能夠再現翻譯失落力量的「銀工魔法」攪局（中文版即將出版，敬請期待）。
你的耳朵裡是魚嗎？
鋼索上的譯者：翻譯如何引發戰火、維繫和平、促進外交或撕裂國際社會?口、筆譯者翻轉歷史、牽動國際大局的關鍵譯事
鋼索上的譯者：翻譯如何引發戰火、維繫和平、促進外交或撕裂國際社會?口、筆譯者翻轉歷史、牽動國際大局的關鍵譯事 (電子書)
楊詠翔
師大教育系、台大翻譯碩士學程筆譯組畢，每天都要聽重金屬音樂的自由譯者，譯有多本非虛構書籍及小說。OKAPI鹹水傳書機專欄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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