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芎在自傳性作品《我把自己埋進土裡》寫家，暗昧不明。
在她筆下，同住的家族長輩苟且度日，唯一有穩定工作的母親，難以招架父親金錢需索，不斷被掏空積蓄。整個家庭彷彿張愛玲所言，把亂七八糟的東西燉成一鍋粥，無人收拾陳年堆積的雜物，也無人教養小孩。父親雖不常在家，他所遺留的汙漬惡臭遍布整個空間，在家庭權力結構裡無所不在。
在父親意志的包圍中，可以看出女兒徒有肉身生長，自我意識卻一團混沌，沒有界限框出形狀輪廓，賦予定義，所以成年肥宅得以輕易逾越身體界線，藉由掌控少女身軀，意圖捏塑出偏好的柔馴性格，知名男作家亦利用少女脆弱的精神狀態，引誘並遺棄她。儘管敘事者熱愛文學，卻找不到適切的語言發聲，厭憎地形容自己是「一個洞」，只餘盛裝男性慾望的功能，頭手口足皆無，字字句句滲出血珠，令人心痛。
我把自己埋進土裡：我在我的世界爆炸後就去了土耳其留學
少女不甘心老是被塗刷恥辱，希冀透過出國留學，奔向光明前程，對前男友詛咒般的預言還以顏色。華文文學裡，女性逃離家的桎梏，尋求自我解放有長遠的脈絡，從蕭紅遠離東北家鄉，流亡大半個中國的散文書寫，到張亦絢離開〈淫人妻女〉父權籠罩下的家庭，飛往法國求學，在《愛的不久時》記錄了愛慾練習，在在都是前例。然而，玖芎受限於經濟能力，選擇到土耳其讀大學，出國鍍金陰錯陽差成了出國吃土，顯現出年輕世代面臨的新選擇與新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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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一台灣部分書寫瀕臨自戕的憂鬱狀態，輯二續寫土耳其的大學生活，彷彿強風挾帶沙塵灌進了嘴，堵塞著張不開口。作者原想逃離家庭陰影，才遠赴異國，卻困在更為閉塞的環境，忍受當地人對外國女性的騷擾，以及對台灣國際地位的質疑，留學生涯不見異國情調，反而充滿異鄉人失語的沮喪。過去敘事者貶抑自己的存在僅餘一個洞，留學後他鄉的男性仍沒有從她身上看見性以外的其他可能。從作者的悲傷實錄，可看出她在土耳其人眼中，似乎是一個徹底的他者，來自非國家之地的非人，不具完整的人格與心智。從封閉的家庭，遷移到一個封閉的國度，她彷彿將自己關進更大的牢籠，陷入更為窒息的處境。
在台灣這座島嶼，人們歷來都以為飛到自由進步的他方棲息，便能扭轉命運，但玖芎的留學故事沒有激勵人心的轉折。當她在異國丟失了母語，甚至無能言說創傷，只能去遭遇與經歷。
除了性別壓迫，還有階級的限制。父母教養的缺失，使敘事者無法拿捏人際關係分寸，她想要的關係大抵是全有或全無，不是全心交付的緊密連結，就是不放感情的交際，而對於偏向實際利益的關係，她難以與對方維持適當距離與態度，頻頻被打入低等位階，飽嘗羞辱。異國裡家境較好、人緣較佳的留學生群，構成了另一個陌生國度，將她摒拒在外。
本書最令人驚異的，在於故事高潮不是性愛糾葛、憂鬱崩潰、種族歧視、土耳其政變、恐攻等極具爆炸性的段落，而是新冠肺炎蔓延時，敘事者與學姐間的相處。之前玖芎巧妙插入一段據傳學姐嫌棄其體味的敘述，暗示階級界線也劃分了清潔與汙穢。這條線索潛伏至疫情期間再現，作者寫寄居學姐房子，學姐對清潔的嚴苛要求，讓她戰戰兢兢，而後大徹大悟：「我不斷地搓洗抹布與各種清潔用品，反覆與我看不到的髒汙對抗。每週的打掃中，我越明白，不是我近視三百度的雙眼看不到，而是我看不到學姐眼中的髒汙。」
清潔與秩序是專屬於有錢人的特權，而敘事者習於家裡凌亂空間的眼睛，無法識別富人內建的分類秩序，成了窮人的原生負罪。由此回到輯一，未成年少女臣服於肥宅男友，也是因為男友住在台北天龍國富麗整潔的公寓，供奉著她母親無法負擔的昂貴神壇，懾服了來自宜蘭的少女。事實上，玖芎安排性別與階級兩條伏線貫穿全書，牽動一波又一波恥感，洗刷著她，至「學姐事件」達到頂點，但這些苦痛經過沉澱消化，她漸漸看清了挫折的來龍去脈，找回語言，出入內心與外界，繪製出一張地圖，勾勒出從受難至覺醒的成長痛路線。
《我把自己埋進土裡》揉雜了多種文類，難以定義為單一的書寫，是新世代的雜交種，是摸索自我形狀的獸。玖芎形容在土耳其留學的日子，多次使用被土壤埋葬的意象，乍看是個逃避或自棄的姿態，但置之死地而後生，原先那團渙散的意識沉降至黑暗裡，喚醒了語言，重生的身軀與黏附其上的故事，才有了可供描述的線條形狀，逐漸凝聚成一個完整的人，在結尾浮現。
近代女人離家的文學傳統一直持續著。作者後來歸返台灣，回鄉卻不回家，嘗試另一種生活，未必真能獨立自由，但她至少覓得了眼耳口鼻，一具可以自己作主的身體，以及說故事的一把聲腔，回溯過往成長的卑屈、殘酷、羞恥、幻滅，連繫起自我的小歷史與背景性別和階級脈絡。入土復又轉生，這把嘹亮的女聲，顯然還有很多故事，不吐不快。
我把自己埋進土裡：我在我的世界爆炸後就去了土耳其留學(博客來獨家簽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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