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擇雅／給台灣的最後建言──導讀余英時《人文與民主》-不讀不知道！-OKAPI閱讀生活誌

新版《人文與民主》除了自序，收入的十一篇文章，七篇亦有收在台灣、香港的他種余英時文集，其餘四篇則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舊版沒有的〈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是我特別建議時報文化出版要在新版加入的。原因很簡單，這篇　2019年講詞算是2008年〈人文與民主〉講詞的延續。〈人文與民主〉又是1988年〈民主與文化重建〉一文的延續。再往上溯則是1984年〈文化重建私議〉。既然同一主題前面幾篇都已收進本書，新版當然應該加入最後這篇。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2010年舊版，出書用意顯然是為了把2008年訪台期間的三場演講整理付梓。三篇分別是發表於中研院的〈「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發表於政治大學的〈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還有中央大學的〈人文與民主〉。重複收入的七篇則是他本人挑選。原因，可不是他手邊沒別的文章可收。余英時最不缺的，就是未結集文章。即使今天，都過世一年了，那些文章只要有人出面蒐羅，編出個兩本絕不成問題的。因此，重複入選一定有余英時的道理。

「人文研究」與「民主」部分的四篇舊文，道理比較明顯，因為都跟2008年演講有明顯脈絡關係。「思想」部分的三篇，則較不明顯。

三篇裡的第一篇〈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是2007年在名古屋大學發表的演講，場合是日本中國學會59屆大會。在余英時的四篇學思歷程自述中，這篇是學術內容最紮實的，為他的思想史著述提供了一把最佳鑰匙。

但余英時把它選進本書，原因應該是它正好體現了〈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中的呼籲，就是重建自身文化不該強套西方公式。另外，〈對塔說相輪〉兩篇則展現他一貫對西方思想動態的關注。三篇並陳，正好呼應〈「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的主題，也就是他借用王國維的話所強調的，中學、西學應該「風氣既開，互相推助」。

對余英時來說，要避免蹈入「西方中心論」的陷阱，最好方式就是把西方理論讀通，讀活，讀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2008年是余英時獲得克魯格獎後第一次來台參加院士會議。對於演講，他一向是有被邀請，時間能夠配合就盡量配合的。這次，已經答應演講了，沒想到一下飛機，就身體出狀況，被送進醫院，要搭機返美才辦出院。整趟台灣行，每晚陳淑平（余夫人）也陪他睡醫院裡。已承諾的三場演講，每次都是主辦單位派車來接，演講完再把他倆送回醫院。期間余英時受到腎臟內科權威陳振文（後來的為恭醫院院長）、腫瘤醫學權威閻雲（後來的台北醫學大學校長）很好的照顧。陳淑平特別要我寫出他們名字，作為感念。

日後，陳淑平跟我說起這場病，總說：「幸好是在台灣發病，因禍得福！」原來，〈人文與民主〉那場，本來是要跟楊振寧對談的。一直到前一天，《中國時報》還在宣傳這場「大師對談」。問題是楊振寧不只親共，還崇拜毛澤東。余英時1992年〈「六四」過後的浮想〉一文就是不指名地譏刺他。這場對談的安排，我會說是強人所難，中時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則挖苦說是「頭腦不清或是不信邪」。但既然名目是「余紀忠講座」，余英時認為他根本無法拒絕。總算後來有了醫生認證，才變成他可以自己一人講，楊大師則改去跟其他人同台。「因禍得福」是這個意思。

三場演講的時間是2008年六月底、七月初，出書卻要等到2010年一月，可見回美國後，身體依然非常折騰。事實上，他根本沒想到自己過得了那關。所以舊版《人文與民主》已經算是他準備給台灣的最後建言。所幸吉人自有天相，他後來又寫出《論天人之際》，並在2014年再次來台，這次是領取唐獎，2018年發表《余英時回憶錄》，2019年則受邀用遠距錄影的方式，發表〈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這最後一次公開演講，就真的是最後建言了。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余英時回憶錄(平裝版)

主題是他常關心的台灣民主品質。政治學者就同一題目，通常是建議要營造理性對話空間啦、增進選舉以外的公民參與等等。余英時給的建言卻是提升人文素養。

老實說，對於他這建言，我本來腦袋是一堆問號的。不是有許多人文學者，院士等級的，只會嫌台灣民粹，嫌美國撕裂嚴重，卻不懷疑中國今後只會越來越強？何況許多人文經典內容根本反民主，像柏拉圖《共和國》就是。

多虧新版加了最後演講，我才覺得我有搞清楚他的意思。首先，就這題目，他最常援引的，中國古書是《明夷待訪錄》形容理想學校那段，「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美國作者則有白璧德、羅爾斯、布魯姆、小施勒辛格。其中，羅爾斯與小施勒辛格是美國意識型態光譜的自由派（左派），白璧德與布魯姆則是保守派（右派）。

要從余英時引用的西方論著，去判斷他思想到底偏向美國左派還是右派，根本是不可能的。以本書為例，他雖引用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但只是取其「背景文化」概念，並沒為作者的大政府思想背書。他引用小施勒辛格《美國歷史的循環》，則只是以書中對白璧德的肯定為證據，說明人文崇尚在美國已經是左右共識，不再被貼上守舊標籤了。

至於布魯姆《美國心靈的封閉》一書，余英時也只是認同「大學是為民主社會樹立最高的精神標準的聖地」這個論點，並沒跟著附和作者對六○年代新思潮的譴責。至於布魯姆主張的，人文教育必須以經典為骨幹，而且必須是他最重視的那幾本西方經典，柏拉圖《共和國》之類的，這點余英時就連提都沒提了。

我發現，余英時「人文民主」一詞中的「人文」，定義比較接近「民主公民的基本素養」，這素養可以是道德的，例如多數為何應該尊重少數，也可以是技藝的，例如如何運用理性去說服觀點不同的人，或在無法取得共識時要怎麼妥協。

在知識層面，這種素養可以是人文，例如透過文學去培養同理心，也可以是社會科學，例如在相信候選人「拚經濟」的承諾之前，要先知道政府發展經濟可以使用哪些手段，不同手段各自又有哪些取捨。

內容當然因時因地而異，因此余英時在最後一篇演講，才特別強調台灣應該加強足以抵抗中共滲透的那種人文素養。

也就是說，余英時並沒單純到以為說，一個人只要飽讀詩書，選上院士，就不會為極權張目。他很清楚人文就跟科學一樣，既可為民主服務，也可成為極權工具。他重視的人文，是可以打造一種文化氛圍，讓民主越來越鞏固的。這是余英時認為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所以才在人生最後，向台灣如此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