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另一種語言寫作，象徵著動手拆毀一切，象徵著新的開始。」
──鍾芭．拉希莉
哈金最後一次申請回中國任教是2004年。那時他已經出版包含詩集、長短篇小說等多部英文作品，屢獲美國重要文學獎項。哈金以韓戰的中國士兵俘虜為背景的《戰廢品》在該年出版，隨即獲得不少好評。但哈金一直沒收到中國方面的回音。他知道這件事沒指望了。
2007年問世的《自由生活》，標誌著哈金從以往的中國，搬遷到如今安身立命的美國。這不僅是語言的，也是精神的漫長遷徙歷程。此後，哈金的小說作品幾乎都落在移居美國的華人故事。諸如短篇小說集《落地》寫紐約法拉盛華人社群；《背叛指南》以八○年代轟動一時的金無怠間諜案為原型，演繹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拉扯；《折騰到底》以諷刺筆調從情感恩怨談後九一一的中美關係。其中，唯一例外的《南京安魂曲》，也主要從美國傳教士的視角來呈現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現場。新近的《放歌》則跨越2010年代前後，描寫名滿中國的歌唱家，如何觸犯政治禁忌，陰錯陽差在美國重新開始。
戰廢品(十周年紀念新版)
自由生活(十五週年紀念新版)
落地
背叛指南
折騰到底
南京安魂曲
▌自由的代價是不自由
《放歌》的主軸是專唱紅色歌曲的歌唱家姚天隨團到美國巡演，為了賺外快，意外被逼到滯留美國，最終不得不成為美國公民。這是一種揭開「中國式自由」的過程：一直以為擁有自己人生、職涯決定權的歌唱家，原來不是他以為的那麼自由。於是姚天踏上追尋自由的旅程。他面臨的是這樣的處境：成為「遺民」，或「移民」。
「遺民」意味著他全部的思考重心仍在過去，依舊緬懷昔日榮光而想延續到另一個地方，實際卻是意圖看著後照鏡開車。「移民」則象徵重新開始，必須拋棄過往包袱，面對當下，學著獨立生活。也因此，小說描述姚天如何學會開車的段落充滿隱喻：這表示他終於把視線從後照鏡移開，看著前方，邁向未知。
放歌
姚天與妻女睽別六年終於在美國重逢，卻與他的想像不同。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的妻子舒娜，學術生涯穩步向上，那是姚天原本生活的模樣：如果他繼續留在中國，他能有不錯的收入和聲名，或許也能擁有私下批評時事的空間，前提是他必須聽黨的話，服從黨的安排。也於是，夫妻關於自由、未來生活的藍圖逐漸分歧、漸行漸遠。偌大的「國家」幽靈橫亙在姚天與舒娜之間，一如哈金上部小說《折騰到底》那位異議記者馮丹林的描述：「看來中國就像個第三者擋在我們中間了。想必我就算成功把你弄上床，一個冷酷的國家橫亙在我們中間，我也硬不起來。我拚了老命也辦不到──幹一個國家太難了，簡直做不到，除非是這個國家的總統或者總理。」這部小說中的姚天確實面對舒娜硬不太起來，也草草結束。這更令人想起馮丹林的尖刻質問：「我就是不懂，為什麼一個國家想幹一個公民就幹一個公民，但一個公民卻無法幹回去。為什麼？這個問題真叫我絞盡腦汁。」
姚天對這個問題大約也沒有解答。被注銷中國護照的他，只能繼續留在美國，承受自由生活帶來的種種不自由，甚且面臨病痛的試煉。或許有些讀者敏銳察覺姚天來自中國歌唱家朱明瑛、關貴敏的身影（尤其是關貴敏與法輪功的連結），我聯想更多的卻是《自由生活》的主角武男，以及哈金自己。
＼關貴敏的〈浪花裡飛出歡樂的歌〉是小說主角姚天的拿手歌曲 /
▌哈金的宇宙搖
今年廣受好評的電影《媽的多重宇宙》，從艱苦經營洗衣店的老闆娘秀蓮身上，映照出美國華裔族群的生存處境：外有種種刻板印象的角色束縛，內有諸多親子關係與傳統包袱的掙扎，他們得埋葬掉所有不切實際的夢想，才能繼續生活。電影以諧謔角度呈現移民第一代雖然日子困頓，仍心心念念期盼子女成材，過更好的生活，結果總是落空。兩代人永遠處於難以理解彼此的狀態，有如兩種語言的雞同鴨講。電影以絢麗、迷眩的視覺特效，注入多重宇宙的爆炸想像，讓原本困在國稅局辦公室的秀蓮，穿梭各種不同版本的自己、丈夫、女兒與其他人。
直到讀完《放歌》，我才約略明白，也許哈金一直在演算的，就是他腦中的多重宇宙。在《媽的多重宇宙》，主角需要透過「宇宙搖」（verse-jumping）徵用另一個平行宇宙的技能或意識，而哈金則是透過作為「宇宙搖」的書寫，通往不同版本（version）的自我。
比方說，《自由生活》時常被視為哈金的半自傳小說，也是他自認的代表作。而他也總要不厭其煩聲明，許多描述細節確實來自他的生活經歷，但他從未在中餐館工作，也沒有眷戀不忘的初戀情人。但讀者如果細心核對，會發現，主角武男的年紀、就讀博士班的大學、寄居波士頓地區的經驗，乃至於曾在南方的亞特蘭大一帶待過八年等，皆與作者相仿。這正展示出小說家以假亂真的虛構實力。在新版《自由生活》序文中，哈金自承「我比武男幸運得多」──這句話的反面就是，萬一不走運，他也許就要過那樣勞碌奔波的生活：日復一日守著餐館長時間勞動，時時擔憂著債務、健康，偷偷想像著其他可能的生活，懷著祕密似的寫英文詩，「不斷承受孤獨和失敗，渴望走完兩三代移民才能走完的路程」。（一個對照：繼哈金之後，以小說《內景唐人街》拿下美國國家書卷獎的游朝凱是台裔美國人第二代。）
又比如，《瘋狂》的主角萬堅與天安門事件之間的聯繫，某程度折射出，如果當年哈金並未出國留學，可能遭遇的情境。《瘋狂》從個人的瘋狂、群體的瘋狂，寫到國家的瘋狂，是以主角最終決心改名換姓，選擇出走，而目的地也可能就是美國。現實世界中的哈金，受到天安門事件的震撼，決定留在美國謀生。從這裡接往《自由生活》，書中還在波士頓讀政治學博士的武男，就因六四屠殺的緣故，放棄學位，打算去過自己選擇的生活。儘管那些選擇都只是底層的勞力工作，武男也只能且戰且走。整部《自由生活》刻劃的盡是不自由的生活，最後作者以武男的詩歌、詩話收尾，暗示著經過五、六百頁的磨難，武男總算獲得了一絲創作的自由。
以此對照，《放歌》有如《自由生活》的變奏，只是這次的主角擁有比較輝煌的過去，可以讓他在美國耗用紅利。然而紅利花完之時，也不得不腳踏實地，從頭累積。觀諸《自由生活》、《背叛指南》、《折騰到底》、《放歌》，皆以移民為題，同時在這跨國移動中遭遇「國家」與「自我」的矛盾夾擊，最終這四部小說的主人翁大多都選擇「自我」（儘管《背叛指南》抉擇是「自我了結」），憑靠自己的雙手在美國重新找到定位。這是痛苦的重組，也是哈金自身以英文寫作，寫成一個跨語寫作典範的真實經歷。
瘋狂
內景唐人街
▌華文文學的美國叔叔
關於跨語書寫，哈金曾引用詩人約瑟夫．布羅斯基：「當一個作家訴諸一種有別於母語的語言時，他要麼出於必要，像康拉德；要麼出於熾烈的野心，像納博科夫；或為了獲得更大的疏離感，像貝克特。」這段話不禁讓我想到，二戰前後的台灣文學處境。戰前，出於必要，出現許多日文寫作者；戰後，同樣出於必要，一眾熟稔日文書寫的寫作者，不得不改以中文寫作。其中僅有的異數是黃靈芝。二戰後才開始以日文寫作的黃靈芝，原以為命不久長，無法投注時間給中文，就這麼一路寫下來，成就自身獨特的日文創作。其間，他也曾懷有「熾烈的野心」投稿日本的小說文學獎，卻始終未獲青睞。直到暮年，他才以俳句獲獎。黃靈芝沒能完成的心願，在數十年後由另一位跨語書寫的李琴峰開花結果。
黃靈芝的文學軌跡：一位戰後以日語創作的台灣作家
彼岸花盛開之島【日本原版書封】(台灣首位，芥川獎得獎作!)
拉希莉以義大利文寫作的散文集：
《另一種語言》
2018年拉希莉以義文寫作小說Dove mi trovo （我在哪裡），並自譯成英文版Whereabouts。
老派的哈金二十多年來，始終堅守寫實路線，穩定產出，即使放諸美國文壇也是少有的多產。他說：「英文寫作最困難的地方是怎樣在『成功』之後仍能不斷地寫下去。當你問美國作家為什麼又寫了一本新書時，他們常會說，『我想繼續做為作家存在下去。』這種低微的動機其實也是才能的根本，表達了不斷創造的欲望。」
這是生存之必要，也是寫作之必要。
放歌 (電子書)
自由生活(十五週年紀念新版) (電子書)
作者簡介
1981年生，雲林人。臺大歷史所畢業。曾任耕莘青年寫作會總幹事。做過雜誌及出版編輯。著有《字母會Ａ～Ｚ》（合著）、《文藝春秋》、《黃色小說》、《壞掉的人》、《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靴子腿》。最新作品為長篇小說《新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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