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死者身上看到的東西很重要，「沒看到的」也同樣重要──讀德國法醫見聞《當死者說話時》-博客來偵探社-好書指南-OKAPI閱讀生活誌

\\德國影集《犯罪現場》（Tatort）從1970年代播出至今//

如果你住在德國，假日前往酒吧喝點小酒，想要融入當地，與老闆和其他客人通常一起收看、討論的會是德甲足球聯賽。然而週日晚上有時候會出現罕見的例外──大家會一起收看的是《犯罪現場》（Tatort），這是一部1970年代開始播出，至今已超過一千集的影集。

《犯罪現場》之所以受到德國人喜愛，在於劇情時常刻劃德國歷史、社會問題，有趣的是，早在全球聞名的美劇《CSI犯罪現場》跑去邁阿密與紐約之前，《犯罪現場》就已經設定每週的故事發生在不同的德國城市，安排不同的主角警探與團隊辦案，可說是舉全國刑事系統之力構成的經典長青IP，往往在播出前引起該城市的鄉親父老奔相走告，台灣的OTT平台也引進過其中的《柏林犯罪現場》。

不過，即使週日晚上聚集親友配啤酒收看一集90分鐘的《犯罪現場》已成為德國人的休閒傳統，但劇集拉得太長，也造成水準參差不齊，因此後來網友們習慣在推特上一起吐槽劇情，反倒成為這部戲能在網路世代持續維持熱度的原因。而這部戲裡的角色描寫，也形塑了德國人對於刑偵執法人員的刻版印象。資深法醫克拉斯．布許曼（Claas Buschmann）在他的暢銷著作《當死者說話時》就告訴讀者：「假的！都是假的！」

《當死者說話時》德文版書封。

當死者說話時：犯罪迷必讀!最緊張懸疑的第一手真實案件，看資深法醫如何抽絲剝繭，為死者發聲

布許曼平常會協助司法機關進行兇殺案的醫學分析，以及釐清自殺或醫療事故的真相。他在書中顛覆讀者對德國法醫的錯誤想像，好比說《犯罪現場》裡那名古怪的法醫，觀眾已經習慣看到他對一具屍體稍加檢查，就準確地將死亡時間和死因告訴探長。布許曼說：「死亡時間是下午1點26分？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事實上，根據屍體腐爛的程度，法醫只能判定出死後「大概」過了幾個小時，絕對不可能精確到幾時幾分。

那電視上的法醫還有什麼地方做錯了嗎？布許曼指出，《犯罪現場》裡的法醫似乎總是一個人待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幹活，圍繞著詭異的氣氛，甚至在屍體旁邊吃麵包。然而，德國其實規定屍檢時要同時由兩名醫生進行，而且他們會在有正常照明與窗戶的地方工作。

此外，戲劇與小說很喜歡呈現警察與法醫在犯罪現場大剌剌討論案情，這樣比較有張力。但布許曼說，如果法醫在現場提供意見，卻在解剖後又修正了原本的推理，對警方偵查只會造成困擾，因此他們不會太早討論細節。又或者，戲裡常見解剖完，被害者家屬掀開白布痛哭的畫面，實際在解剖室裡進出的法醫，是不會有機會跟家屬打交道的。

那麼，現實的法醫生活還有哪些我們不知道的事？他們的工作又對人們有什麼幫助？布許曼認為：「法醫學一直都像是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雖然接受屍檢的死者並不多，但是在解剖台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社會上的人們都經歷了什麼。他們是怎麼死的？身體健不健康？承受了哪些心理負擔？」

布許曼的導師兼好友、德國知名法醫麥可．索寇斯（Michael Tsokos）在著作《死亡有百萬張臉》(2013)裡說明：法醫學起源於德國，德國在19世紀初進入工業時代後，事故、自殺與犯罪行為增加，促使許多大城市設立了驗屍所，也奠定現代法醫學的基礎。在德國的法醫學研究所裡進行的研究之多，重視實務的程度之深，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的。目前世界各國的學者想要得到更高的聲望與肯定，都會來到德國法醫研究所留學與交流。

死亡有百萬張臉

而讀者藉由閱讀位居頂尖殿堂的德國法醫著作、論文，也能獲取最先進扎實的知識，例如2020年初夏，布許曼與索寇斯在肺炎疫情封城時，觀察到輕生者的特殊現象，他們合作發表的論文引起全球關注：許多輕生者莫名確信自己感染病毒，或認為疫情蔓延的話自己一定會被傳染而死，而紛紛選擇自殺──這種COVID-19恐慌症顯示出社會性孤立、媒體的報導對於心理狀況不穩定的人來說有很大的危害。於是，他們呼籲政府當局必須重視居家隔離者的心理健康。兩位專家身體力行實踐了──法醫學之於生者的貢獻。

職涯13年間解剖過2000多具屍體的布許曼，在《當死者說話時》也開宗明義指出：「德國並沒有那麼多謀殺案！」他說在首都柏林服務期間，每年大約發生90至120起殺人與殺人未遂案，平均每年「只」有30-40人死於這些事件。法醫們遇到的大部分「非自然死亡」屍體都不是由第三方造成的，《犯罪現場》影集純屬創作。

腹股溝區（黃色）即鼠蹊部。
（圖片來源/wiki）

即便如此，他在書中仍提出精采的「完全犯罪」案例。雖然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但德國法庭的審判共識是：人體三大腔室：頭部、胸部與腹部，如果遭受攻擊被「開洞」，就會認定攻擊者有故意殺人的意圖。是否有故意殺人的動機，是判斷案件屬於「謀殺」或「過失致死」的關鍵，兩者刑罰的差距很大。然而，卻有一種犯罪手法刻意避開對體腔造成開放性傷口，但有著明確殺人意圖──那就是腹股溝。

在2005年後10年間的統計，被銳器傷害致死的有７%是因為腹股溝、手臂或大腿的傷處而死。目前司法部門仍以「體腔是否受到傷害」為判斷標準，布許曼認為「這個標準已經過時！」他經手與研究的案件中，有遊行示威者持刀朝警察的腹股溝攻擊，這裡是全副武裝也保護不了的部位，導致警員身受瀕死重傷，在法庭上卻無法證明示威者有謀殺意圖。另一起毒販刺殺事件很類似，被告供稱拿刀刺到腹股溝只是「意外」，但法醫學也無法證明這是謀殺或意外，被告殺了人卻只獲判「傷害身體導致死亡」的罪刑。

攻擊腹股溝是非常陰險的方式，曾擔任救護車急救人員的布許曼說明，如果傷處在四肢，只要用止血帶或皮帶就能有效止血，但嚴重出血的腹股溝傷口很難處理，致死率很高。過去司法也曾經認為「踢人頭部」是不危及生命的小打小鬧，經過一段時間才調整。如今針對三大腔室的認定也應該調整，這是法醫不為人知的另一貢獻──推動社會正義。

而最難破解的完全犯罪，就是沒有被屍檢的屍體。各國都有人手或經費不足而解剖率過低的問題，在德國大約只有2%-5%的死亡案例會由法醫接手，而且通常要初步檢查屍體的醫師把死因斷定為「非自然死亡」或「不明」，通知執法部門後法醫才能處理。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看似正常」的死亡，不會有被發現疑點的可能。布許曼指出，很多醫師會以「心肌梗塞」或「主動脈剝離」來逃避不確定死因的屍體，或許能替警方、法醫省去更多麻煩工作，但他不認同這樣的行為。

每位法醫都碰過，醫生初步檢查結果和解剖調查產生嚴重誤差的情況，科學家也推斷德國每年沒有被發現的謀殺案至少約一千起，布許曼認為，如何建立更嚴謹的解剖制度，是國家要嚴肅看待的社會問題。同時，他也發揮自己的救護經驗，在柏林推動法醫與急診醫師合作，有些傷者被送到急診室前已重傷不治，急診醫師若擁有更好的急救經驗，能夠提供法醫解剖時更精準的線索，迅速查明死因。

隨著「CSI效應」擴散，全世界喜愛「真實犯罪類」作品的人愈來愈多。20年前把法醫學當做志願的學生會被當成異類，現在已經成為熱門學科，也有更多的年輕女孩加入研究。在法醫學家的工作中，他們不僅精通某種器官或病症，而是看見「全局」，包含社會、司法和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布許曼是位活躍於為人民福祉付出的仁醫，《當死者說話時》以12個精彩案例，帶我們了解刑事調查與法醫實務如何相輔相成，書裡有獨到的時政諫言、豐富的資訊情報，還有輕鬆的小故事，讓讀者能夠無負擔地閱讀。在法醫學裡他學到：你從死者身上看到的東西很重要，但你「沒有看到」的也同樣重要。就像那句德語箴言所說的：「Mortui Vivos Docent（死者教導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