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還認為女性在工作上需要受到那些壓抑,請走出來看看,我,我周邊的女性,大家都好好的用到育嬰假,大家都會去爭取在工作和育兒雙邊的權利,我有很多同事朋友,是太太繼續在工作,先生請育嬰假,而且請蠻長的。如果你也嚮往這樣的世界,就從自己試試看,好好地跟伴侶溝通。如果你的公司有違法,不讓你享受已經制定的法律,你可以挺身而出去檢舉他,我們都會支援你的。」
這是去年綠黨立委候選人鄧惠文接受訪問時,對於育嬰假政見的說法。
鄧惠文說的是常識,但事實如何呢?台灣2016年勞工申請育嬰假有8萬多件,當年有21萬3598個嬰兒出生,享受育嬰假者占為人父母者的18.7%,6.7%為男性、12%為女性,以公務員為主。不敢請育嬰假,主要因為害怕工作不保。如果約聘人員因為請育嬰假就喪失續聘,該怎麼辦?勞保局回函表示,那麼育嬰假的6成薪水只能領到聘期完結,並沒說僱主違法。法律規定的權益你若去用,僱主懲罰你是輕而易舉、理所當然。結果敢請育嬰假的人不到2成,非公務員都不容易,那麼法律是玩真的,還是在騙人?連育嬰假都不敢請的人,鄧惠文要他們舉報公司。何不食肉糜。這就是當總統、立委、老闆的人在講幹話。
鄧惠文等成功人士掌握媒體發言權,但經驗限於醫師等同溫層,怠於調查研究,和廣大勞工處境的鴻溝就難以彌補。這群成功人士認為問題不在法律、政府,而是勞工自己需要受壓抑,膽小、沒用,有權益不敢爭。因此從政的目標不是改革政府和企業,而是政令宣導。所以成功人士的聲量越高,誤導全民越嚴重。日本記者小林美希的報導《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一書刷新常識,以個案採訪深入現場,用統計數字掌握全貌,專治視而不見的權力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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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剖析勞工普遍低薪、血汗,零保障、高失業的來龍去脈。日本從泡沫經濟到金融海嘯,就業冰河期約為1993年起十年。所以1968年到1985年生的人,高中、大學畢業就業時正逢冰河,因為找不到正職,就先打工再繼續求職。令人想起台灣經濟衰退時,政府也不期待產業轉型升級,反而發動報紙輿論轉移焦點,每天勸失業廢青騎驢找馬,先求有再求好。若青年不願將就,這些權貴老人就罵青年是爛草莓玻璃心,失業該怪自己廢。本書揭露的真相是一入打工深似海,正職機會一去不返,眼看階級向下流動,逐步淪為「下流老人」──又老又窮沒存款,未來養老、長照即將拖垮日本財政。
「中年打工族」指35-54歲的非正職(派遣、約聘、打工)工作者,日本有273萬人,表示同世代10人有1人。這還不算被扶養人口,例如已婚女性。在同世代的非正職女員工當中,未達被扶養人口標準而不調高薪資者達414萬人,潛在更多。根據2018年的調查報告,光東京每天就有4千人睡在24小時網咖或漫咖,其中3千人靠著派遣、契約、時薪、打工度日。人們努力工作,但離街友也只一步之遙。
從事非正職工作也非長久之計,因為裝配線分工細、技術低,學不到技術就容易被架空,喪失薪資談判籌碼。即使累積了專業也不被認可,再認真也不受重視,老闆為省薪資不顧品質,照樣頻換新人,所以許多人到中年都找不到正職,或是離開原本的公司之後,竟然再也找不到下一份正職工作。有時是因為被血汗公司累垮,或被職場霸凌得了憂鬱症,即使找到正職也覺得「反正我一定沒辦法」,自暴自棄而放棄,心理資源崩潰,再也不信任職場,失去工作的動力。
即便等到景氣復甦、職缺增加,他們也找不到想做的工作。因為市場有3成7的職位,已經被暗中偷換、打成非正職。老闆為了壓低薪資,連要負責任的主管職位都換成非正職。升上主管薪水沒增加、反而加班變免費隨叩隨到,實質減薪又過勞。同樣的職位,正職變非正職,薪資立馬打5、6折,導致全體中年男性的平均年薪遽降,20年減8-13%,結果當然貧富懸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透過「法人企業統計調查」報告顯示,象徵企業保留盈餘的「留存盈餘」年年增加,2017年度比前一年增加40兆日圓,為446兆4844億日圓,連6年創新高。這些財富,是從勞工口袋偷來的血汗錢。
人們過勞工作,但離街友也只一步之遙。
只要傳出災情,大家立刻關心貧窮化的高風險條件:是不是畢業生要找正職才不會窮?是不是小孩要有台大學歷還是出國升學才安全?是不是要幼稚園就補習英文外加潛能開發?其實洪災水位不斷上升吞沒高地,再會游也是死。
書中原本從事正職的受訪者,因為加班過勞而轉為非正職,沒想到非正職還是加班過勞。同時也有著爭取加薪,甚至光是表明懷孕就被任意解僱的真實案例:在因為加班而流產與不加班被解僱之間,孕婦只能二選一,而她們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小孩出生後也未曾好轉。因為需要收入,即便薪資只有男性的5-6成,這群媽媽也得一邊帶小孩、一邊做起非正職工作,每日承受經濟與育兒壓力的她們,情緒早已瀕臨崩潰。其中一位受訪媽媽便因承受不了壓力,不由自主地陷入虐兒的深淵:
「再這樣下去,我可能真的會殺了小孩也不一定。」
少子化加劇社會高齡化、受虐兒童難以社會化,貧窮透過家庭、學校、企業,滾雪球高速擴大災情,這是吞沒多數人的過程。這是命運無常,需要去祭改嗎?是因為產業外移、歐美不景氣,或是次貸風暴導致的天災嗎?不是,是人禍。
每日承受經濟與育兒壓力的母親們,情緒瀕臨崩潰。
2004年,日本《勞動者派遣法》修法後實施「三年規則」:除26種專業職種(軟體開發或辦公室自動化指導、調查分析等)外,僱用一位派遣勞工限三年,三年後要僱他就得升為正職或約聘。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老闆不囉嗦,滿三年前夕必解僱派遣。依厚生勞動省的「勞動者派遣事業報告書統計結果」,2016年度符合「三年規則」者有35,881人,公司直接雇用的僅1824人,也就是每百人當中有5個受惠。其餘95個當場被這法案解僱,有四分之一去做為期一天的打工。
跟育嬰假一樣,勞工權益講得好聽,法案卻寫得讓你看得到吃不到。政府修法無法保護派遣員工,卻成了老闆走後門省錢的工具。2015年再修法,剩下的26種專業業種也一併淪陷。
自由記者小林美希
自民黨吃相難看,那麼投票換下來不就好了嗎?但受訪者已被榨乾,疲憊說:「反正都是自民黨贏。有時間去投票還不如上班賺錢。一點期待也沒有。」原來一個人被摧毀時,政治參與和投入工作的熱情是同步死亡的,原地只剩下一具屍體在拚錢繳房租。自民黨榨乾勞工最後一滴血,居然保障了長期執政。政府溫水煮青蛙,青蛙千萬不要等到水滾才開始想是怎麼回事。自由記者小林美希自己也是低收入、沒保障的中年打工族,多年奔走採訪,收集統計全貌,突破媒體言論限制,告訴我們這是怎麼回事。關心自己前途的人,必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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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政院長賴清德任內,實現總統蔡英文政見的政策「派遣歸零」,是大量轉為承攬。派遣還受《勞基法》保障,承攬不受《勞基法》保障,解僱、資遣、退休等都免費,彈性付薪,隨時解僱超方便,育嬰假也沒了。
2014年勞動部長潘世偉稱政府應帶頭禁用派遣,行政院修訂《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在派遣立法前,行政院各機關派遣不可超過2010年派遣人數1萬5千餘人,但修法第六條則規定可用「承攬」代替。派遣人數雖減,但承攬人數卻逐年增加:2017年破4萬人,比修法前增加近2成,遠超過派遣減少的人數。
修法假裝保護派遣,背地裡則替承攬開大門。台中榮總有300名員工改為承攬,台北榮總200名,台中附立醫院等承攬有700人以上。2015年,有490位郵差是承攬工,當中年資滿5年者有371人,占7成5,明明做的是正職,卻被承攬化。
台灣派遣專法拖了十年都沒能立法,2019年修《勞基法》才把派遣納入《勞基法》。政府安撫說台灣派遣遠少於日韓,不需要專法保護,實際上台灣寧願讓44萬求職者失業,也要開放70萬外籍移工、保障低薪營運。對於移工的保護同樣光說不練,工廠宿舍火災頻傳燒死移工之後,政府再兩手一攤怪罪業主。政府連移工的命都沒放在眼裡,怎會保護薪資權益?日本日領派遣平均日收入1萬餘日圓,而台灣大量正職薪資比他們還低:2017年主計處統計,全台近34%、將近300萬勞工月領不到3萬元。移工的工作待遇,就是台勞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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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灣非正職有81萬4千人,人數、占比續創新高,十年增加16萬4千人。這表示什麼?這代表至少有80萬個家庭努力工作卻處於高風險,即使家有爸媽或其中之一,也過勞低薪沒空陪小孩,一、兩百萬個孩子孤獨無依只能靠自己。小孩不應該靠自己,企業才應該靠自己,可是在台灣卻顛倒了。
每當政府處決死囚,便會激起網路討論起犯罪背後的失業、貧窮、負債、酗酒、賭癮、毒癮、入獄、家暴、離婚、單親、身體疾病、精神疾病、性侵、虐兒、未成年從娼、青少年黑幫犯罪等問題,紛紛呼籲擴編社工、精神醫療資源、建置社會安全網。這些都很重要,但別忽略了上游的源頭,就是勞資權力失衡的經濟不平等。勞工一窮,社會就百病叢生,經濟政策導致貧富懸殊的直接後果,規模龐大,傷害深遠。政府今天補助偏鄉隔代教養孩童、明天補助社區書店,政績是有了,解決問題是沒可能,大家還是窮成一團。發錢就像小說中佛祖垂下一根蜘蛛絲到地獄,叫千百餓鬼爭搶攀附想脫身。
政黨選舉必須靠財團金主,當選後放任企業低薪血汗而毫無作為,正職變派遣、派遣變承攬,勞工保障節節棄守。財團從薪資福利上省下一塊錢,政府就算花一千塊錢蓋醫院、蓋監獄擦屁股,也裝不下那麼多受害者,就算再砸幾百億到下游補破網,效益都不如讓勞工從企業手中拿回該有的那點報酬。《中年打工族》提醒我們,即便只更動一行法律條文,也能不動聲色解僱3萬多人,讓他們生活劇變,政府和企業都沒人會被問責。這就是政治工作特有、隱形且寂靜的屠殺。
群眾必須爭回權益、監督施政。爭取平等之前,我們需要《中年打工族》這樣的報導將真相攤在陽光下。
盧郁佳
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人、《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輯、《明日報》主編、《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全職寫作。曾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有《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亦參與《字母會》小說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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