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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童星的逆襲!為何臺語片在我們的集體記憶完全消失?──專訪蘇致亨《毋甘願的電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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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過臺語片嗎?

曾經,臺灣每年平均上映上百部臺語片,是世界第三大劇情片生產國,僅次於日本和印度;曾經,在龜山與鶯歌的交接處,有一座占地十餘甲的片廠,規模浩大,是亞洲第三大製片廠;曾經,臺語片量氣勢如虹,讓當時的新聞甚而下標:「聲勢壓倒好萊塢!」

這些曾經,發生在60年代的臺灣。然而,50年後的我們對於這段輝煌的歷史幾乎全然陌生,為什麼呢?

2016年,邁向「臺語片60周年」之際,蘇致亨在臺大社會所完成碩士論文《重寫臺語電影史:黑白底片、彩色技術轉型和黨國文化治理》,透過國家檔案與歷史資料,剖析臺語片的興衰起落,其問題意識是:臺語片如何能在國民黨推動「國語運動」時興起?又為何在1970年迅速衰亡?他發現更根本的問題是:臺語片為什麼會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完全消失?在臺灣歷史中,臺語片該如何被定位?

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

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

蘇致亨先以15萬字的碩論回答了以上問題。學位完成後,他進入國家電影中心工作,同時開始改寫論文,4年後,交出25萬字的《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他在碩論中以產業史、物質史、政策史角度,為臺語片的衰亡找到合理解釋:臺語片不是因為粗製濫造而自取滅亡,是因為面臨從黑白過渡至彩色的技術轉型門檻,又碰上黑白底片取得不易而被迫衰亡。但改寫成書時,他僅保留碩論的骨幹,以一種書寫長篇小說的耐力,重新規劃章節,安排行文節奏,並補充多位臺語影人的訪談故事,為新書添入血肉。

面對臺語片,他長年浸泡,寫了又寫,動力何在呢?

無論在書裡,或我們的訪談過程中,他皆強調過去臺灣文化史敘事的偏狹,「一般戰後臺灣文化史的書寫中,本土文化似乎經歷過二二八或白色恐怖之後就低沉和失聲,直到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才又浮現,進而解嚴(1987)後大爆發。但臺語片的狀況剛好相反,是在60年代興起,70年代消失……」這個打破歷史敘事且被忽視的現實,讓蘇致亨意識到,「過去的敘事其實來自菁英視角,根本忽略了大眾文化的發展。」


生於所謂天然獨世代,1990年生的蘇致亨小時候曾是童星,拍過廣告,演過《戲說臺灣》、《流氓教授》,「可能因為這樣,我從小對臺語影視文化就有種親切感。」寫完論文後,他意識到臺灣的大眾文化史還有待發掘,其中,「族群」是一個敏感卻關鍵的因素。「現在討論族群,大多只會想到原住民和新移民,但其實,『省籍』的文化不平等,依然是一個重要現象。」他的疑問是,「臺灣外省人的比例占不到10%,但為什麼我們從小到大認識的文化人大多是外省人?」

「過去我們所認識的臺灣文化史,無論是文學、電影或戲劇,多數是外省族群的作品,難道本省人不投入創作嗎?」臺語片的歷史便是一例,被遺忘的臺語片其實代表了:過去某一段臺灣影視系譜,並不被視為文化。臺語片從日治時期的「新劇」傳承而來,更影響了後來的「臺灣黑電影」及臺語影視作品──那是臺灣人拍電影、拍電視的起點。而梳理出這段歷史脈絡,是讓蘇致亨寫出《毋甘願的電影史》的一大動力。

他解釋,書名的「毋甘願」有三層含義。第一層,來自臺灣電影人一直以來不想輸給世界的毋甘願。第二層,是他在訪談臺語電影人時,始終感受到他們回憶當年拍片總希望能「跟國語電影人平起平坐」的毋甘願,「當時如果你拍的是國語片,能享有底片免稅進口的優惠,省下將近三分之一的製片成本,你還可以租借公營片廠、可以代表國家報名影展、可以有國家的協助幫助你外銷。臺語片明明不比國語片差,但在推行國語的年代,許多臺語片被限制出口,必須有國語配音才能略為獲得支持,因此有一種不平等的毋甘願。」而最強烈的第三層「毋甘願」,是臺語影人老了以後,曾經的風光年華已完全被遺忘,蘇致亨說,「例如2019年的紀錄片《數電影的人》中,《丁蘭二十四孝》(1960)的導演連燕石就提到:『如果沒有電影修復,自己在兒孫面前就只是個平凡的老人而已......』這句話真的讓我淚崩!」



從碩論到《毋甘願的電影史》,蘇致亨主要的改寫策略便是加入「人」的故事。他的挑戰是,該用什麼方式說這段歷史?因為遙遠、陌生,所以得為讀者找出最引人入勝的路徑。然而,臺語影人那麼多,如何取捨?他在心底暗暗立下原則,「若已經擁有專書的影人,這本書提到的篇幅就會少一點。我希望讓這本書補足一些資料的欠缺。」

《毋甘願的電影史》處理的時間跨度從日治到1980年代,為了呈現臺語片史的來龍去脈,他引用大量老新聞資料,以勾勒出時代氣氛。他也強調,必須找到臺北以外的報導,例如,他在臺中的《臺灣日報》看到民國54年(1965)舉辦「國產臺語影片展覽會」的盛況,還有觀眾票選十大導演、十大男星、十大女星、五大童星等活動,這些精彩資料並未出現在當年北部的《中央日報》或《聯合報》。


1965年「國產臺語影片展覽」十大導演合照,左起辛奇、張青、余漢祥、徐守仁、李泉溪。(圖片來源 / 國家電影中心


在史料方面,最難取得的,分別是國民黨黨史與口述史料或影音史料(影片、照片、唱片或廣播錄音等)。「若要了解當時政策的討論過程,必須取得國民黨『中四組』(中央第四組,即現在的文傳會)史料,其實2000年前曾經開放過,但後來又關閉。我只能找二手資料,例如那個時期出品的碩士論文。」而相對於報導或檔案,影音史料更為缺乏,「我們的文化史會以外省人為中心,意味著過去慣用文字寫作的,就是比較熟悉國語的外省人。那時也有些專門報導臺語片的雜誌,但目前國家圖書館藏只剩4本。我只能從這些零碎的雜誌或劇本本事去拼湊一些樣貌。

在寫作論文期間,蘇致亨未將力氣花在訪談影人,而是著重在檔案研究,從宏觀面分析臺語片衰落的結構性因素,「因為過去的研究,用來解釋臺語片興衰的方法主要就是靠影人的訪談,其實不一定全面。就像你現在去問出版圈的人為何出版產業衰退,大家提出各種說法,但這些說法到底是否經得起檢驗?」

趁著改寫成書,他不再處理產業分析,而是尋覓影人們的故事,當時在國家電影中心工作的他,也藉臺語片60周年的機緣,認識了一批臺語電影人,前後訪問了20多人,包括當年的攝影師、導演、製片、演員、畫師……。其中,讓他極為珍惜的是與資深臺語片導演蔡揚名(導演蔡岳勳之父)的情誼。「寫完書拿給他看,他非常感動,讓我也很感動。能夠受到當事者肯定,我想是所有研究者最大的光榮。」而後他們互加line,蘇致亨除了在line上傾聽老人家分享往日榮光,還替他找到以前的拍片資料,「他會用line跟我閒聊以前拍的某部片怎樣怎樣,但忘了片名,我就憑著一點線索幫他找到那部片的資料,查到後,他就傳:『真的好感動,今晚可以好好睡了。』」

回想最初,蘇致亨第一次認真看完臺語片是大學時代在沈曉茵教授的臺灣電影課上,前四堂就是介紹臺語片,也讓蘇致亨看了《王哥柳哥遊臺灣》《錯戀》《台北發的早車》《危險的青春》。課堂上的研讀與思索,開啟他與臺語片的緣分,歷經7年的書寫,臺語片的歷史讓他看見臺灣商業影視發展的脈絡,臺語片承繼了歌仔戲和新劇傳統,全面影響之後臺灣影視產業的發展:從臺語電視劇到彩色國語片,從商業導向的「臺灣黑電影」到藝術至上的「臺灣新電影」,乃至今日的本土戲劇。

爬梳了龐大的史料檔案與採訪整理,蘇致亨還記得最初看到臺語片的心情,「那是臺灣人還不習慣用影像去思考的時代,比如『倒敘』該怎麼設計,觀眾才看得懂呢?如果我們在這種理解下看臺語片,就會很珍惜前輩們的貢獻,那就是臺灣人拍電影、臺灣人看電影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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