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驥新作《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以下簡稱《陌生人》）榮膺2019年台北金馬影展開幕片，並獲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四項提名。本片延續前作《醉．生夢死》、《當愛來的時候》對母親角色的深情刻劃，張作驥注入對母親的濃烈思念，當作寫給母親的最後一封信。
《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4項提名。
觀察張作驥作品，不難發現他長年聚焦家庭關係。「家是我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家只有三個人，我是獨生子，兩個姊姊很早就死掉了，我從小要打個麻將都不行，以前總要女朋友學個麻將，我們終於可以湊一桌了。我對一個圓桌吃飯充滿了熱情、期待，所以我公司這20年來永遠是一堆人吃飯。」這也反映在他的戲裡，早年作品《美麗時光》吃飯場景尤其多，新片《陌生人》裡張軍雄一家擠在寒傖簡陋的老屋，卻各懷心事，挨著餐桌夾菜抬槓時，仍有家的模樣。
2015年4月，張作驥因性侵案件入監服刑，《陌生人》劇本初稿即是在獄中完成。「那時感觸很深，因為來看我的人都是同事，但我不知道他們外面的生活。明明是你很熟悉的人，為什麼會那麼陌生？之後回來了發現，這社會上其實也是如此，每天住在一起的人應該是最親密的，卻非常陌生。」1999年，《黑暗之光》大放異彩，公司賺了些錢，張作驥決意資助一些大學畢業製作，幫學生支付16釐米沖印費；一看劇本，發現寫的淨是外太空、兄弟殺人，他納悶不解，為何不寫身邊的事、不描繪認識了20年的家人？ 「我後來慢慢發現，愈是身邊的人愈難寫。早期我當助理，看吳念真導演寫《多桑》，寫了十幾年，因為生活太近，你不知道要呈現什麼。你真的以為了解一個人，要去寫他，卻發現是一片空白。」
《陌生人》敘述一個年邁失智的上校張軍雄（張曉雄飾），記憶如沙掏去，甚至不識髮妻（呂雪鳳飾），生日當晚，昔日部隊同袍登門造訪，擾動了埋藏多年的禁忌戀情。而替男友頂罪入獄6年的女兒小夢假釋出來，卻依然深陷感情泥淖，與兒子阿全的關係陌生疏離……。本片以失智症為題，未料2017年夏，張作驥甫出獄未久，母親竟罹患失智症，張作驥扛起照顧的責任，也將這段心路歷程揉進作品裡。張作驥的母親出身自梁啟超的家鄉廣東省新會縣，曾是村裡唯一高中生。她本是富家千金，一回出遊結識長她十歲的軍人，1949年國共內戰，她堅持非得等丈夫一同上船，不肯先走。「我母親來台灣後，一個月就學會台語，半年學會客語。但她也從此變得非常沒有安全感。」
《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呈現家庭裡的各種陌生疏離，也探討記憶的份量，照顧者的心境。
長久以來，張作驥每天固定和母親通話兩小時，出事後，他最是擔憂母親。官司纏身兩年，被最高法院駁回上訴那天，母親恰巧在擦電視，她的視力退化，看不清電視字幕，偏偏那天她湊近擦拭螢幕，新聞跑馬燈閃過，是他上訴失敗、全案定讞的新聞。母親馬上致電給他。
「我立刻趕回去跟她解釋，我媽說，她會等我。其實我進去時都沒讓她知道，只告訴她我要請3個月的假去美國。紙包不住火，後來她來看我，當場崩潰。」入獄期間，張作驥母親一人去市場買菜摔跤了，後來還是他同事去看她。「母親老了，無法照顧到她，兒子進監獄，這是很丟臉的事。我就是因為夢到媽媽全身是蛆，才拍《醉．生夢死》，我這輩子虧欠她太多了。」
張作驥工作室架有一台監視器，讓他得以自遠處看照母親在永和住處的生活起居。出獄後某天開會至半夜，看到母親走出房門，擦起電視，打電話過去也沒接。翌日，發現她摔在門口，爬不起來，張作驥隨即帶了幾個男同事趕回家，將木門、鐵門全踹開，趕緊將母親扶起。「那一刻開始，電影籌備停下來，我住回去24小時照顧我媽，一兩個月過去，公司全部停頓。」適逢農曆過年，張作驥將母親哄騙至他位於景美的工作室兼住所，以便近身照顧，同時兼顧工作。這段期間，他將電動床安置在他書房，他就躺在一旁塌塌米上。失智症患者日夜顛倒，他也幾乎夜不成眠。有一天，母親突然把東西全部打包，高喊：「船來了！趕快上船了！」母親時空錯亂，舊時情節重又上演。
5個月後，母親在半夜辭世，沒有驚擾任何人。「她的忌日與我父親同月同日，連走都安排好了。母親的事讓我非常震撼，兩個月走不出去。」張作驥說。
《陌生人》片中，呂雪鳳飾演的妻子王鳳任勞任怨照料失智丈夫，為他洗澡、憂慮他走失，甚至因著他一段隱密的舊情而悲憤欲絕；反觀失智的張軍雄，浮蕩在漸漸消逝的記憶裡，模糊了過去與現在、世俗期待與自我渴望的疆界，彷彿掙脫了束縛。「我的主題是談回憶、記憶。如果一個人沒有回憶，你是快樂還是不快樂？失智症的人，我們看了很難過，因為他怎麼衣服穿反了、忘了回家的路了，但他快不快樂呢？但他沒有包袱你知道嗎？我母親嚴守生活準則，自我要求這麼高，一旦失智，忘記所有東西時，什麼都不重要了。記憶到底對人而言是什麼？人失智之後就回到原始，你覺得他難過嗎？其實，是旁邊的人難過。」記憶是選擇的結果，張作驥有深切的感悟。
張作驥服刑兩年多，斗室大小的牢房，關著8個大男人，吃喝拉撒睡全在其中。除了他，其餘幾乎是刑期30年以上的重刑犯，不奢望有生之年能脫離這狹迫牢室。他自嘲，「上天覺得我書讀得少，所以把我關進去一趟，那兩年多運氣也好，正好有圖書館在旁邊，幾乎每天讀三五本書，這輩子不會看的書。」他採列櫃方式閱讀，架上所有的書，一櫃一櫃的看。閱讀之餘寫日記和讀書心得，足足寫了70幾萬字。
「我在獄中看到蘇軾的〈定風坡〉，非常感動，眼淚一直掉，那就是我啊！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提起蘇軾的詞，張作驥不無慨歎。
「現在要我這樣專注閱讀，我做不到，雜念過多。」張作驥坦承，這些年的生命經歷令他對「自由」有了不一樣的思考，「有些人是外表自由，其實內心不自由；裡面很多人雖不自由，但內心是自由的。這會影響我後面的片子。《陌生人》是跟我母親告別，也對我自己告別。我覺得之後應該去做一些新的東西。」事實上，《陌生人》已帶入張作驥對自由的辯證。片中描摹失智者的狀態，當一個人遺失了記憶、不再遵照生活常規，某種程度上是否也趨近自由呢？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在劇中飾演一名離家出走的父親，為的也是找尋自由。
2017年假釋出獄後，張作驥不急著拍片，他說，「我要先重新認識一下這個社會。」住了20年的景美，竟然有了自行車道；去到公館的書店，站在路邊，不見半人抽菸。這城市於他如此陌生。以前他總說「我的電影是我的生活」，他以工作室為家，任何人、任何時間，按個門鈴都能輕易找到他。「但我回頭去看，後面十年住在這裡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是被電影綁住的生活，所以我回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搬離這裡。我不是要把電影跟生活切割開來，我只要下班就好。」
以前他留守工作室，張羅三餐，現在他五點下班，回到位居頂樓的住處，忙著蓋魚池、種花，「我種香草類，說得出來的香草我都有。光薄荷我就有七種，巧克力薄荷、檸檬薄荷……我喜歡這種生活，我喜歡鄉野、魚池，所以你會看到我所有電影都有這些東西。我沒有被電影綁住，我要去找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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