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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小說的方法學】01_杜正勝:談談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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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Christin Hume on Unsplash



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顧名思義,包含歷史和小說兩個要素。50多年前大學時代,某晚聽黎東方教授(1907-1998)演講,記得他講:「小說除了人名地名,其餘都是真的;歷史,除了人名地名,其餘都是假的。」一時哄堂大笑,俏皮詼諧當中帶有真理吧。

後來才間接知道這是出自19世紀蘇格蘭著名哲學家、散文家、諷刺作家、也是歷史家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名言:

歷史,只有人名是真的;
小說,只有人名是假的。

但有點中國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三國志》和《三國演義》即是很好的反證,能讀《三國志》者,一般人了解的三國歷史則多來自《演義》,人名地名雖真,內容多是編造的。

A Tale of Two Cities

A Tale of Two Citi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諷刺儘管諷刺,詼諧儘管詼諧,只要回神想想,大家都明白歷史除了人名,並非全假;小說除了人名,亦不可能全真。不是和前賢抬槓,證據就在卡萊爾身上。卡萊爾1837年出版了《法國大革命:一部歷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20年後英格蘭文豪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巨著《雙城記》(A Tales of Two Cities便大大參考這部歷史名作。《雙城記》初版序言說:

這裡所述法國人民在大革命之前或當中的情狀(不管如何輕描淡寫),都忠實依據可靠證人的信念,我不過希望增添一點通俗而生動的東西,以了解那個恐怖的時代,不敢意圖對卡萊爾先生令人驚歎的作品有所損益。

據說狄更斯把《法國大革命史》讀上五百遍,卡萊爾給狄更斯的信稱贊他,歷史事件的敘述,細節和人物都很精確。兩人於是成為至交,而且同是大英圖書館的常客,我們可以合理推測,狄更斯寫《雙城記》應該不止憑藉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史》而已。

Waverley

Waverley

論西方歷史小說,一般推始於蘇格蘭作家華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在19世紀初匿名發表的《威弗利》Waverley,寫一個英格蘭貴族愛德華.威弗利(Edward Waverley)在英格蘭與蘇格蘭的民族鬥爭以及英格蘭不同黨派間的故事,不過是半個多世紀前發生的事,算是司各特的近現代史,而與以前講遙遠古代的傳奇不同。據匈牙利哲學家與文藝批評家格奧爾格.盧卡索(Georg Lucács, 1885-1971)說,司各特的小說把歷史視野所見的事實,用醒目的文學手法表現出來。換言之,經典的歷史小說不可和脫離史實的浪漫傳奇混為一談。

什麼是傳奇?用中國文學作例子,唐代杜光庭的《虬髯客》即是代表。時代在隋末,而楊素李靖李世民歷史上皆實有其人,但講英雄豪傑虬髯客見李世民而折服的故事則毫無歷史根據,講他遠徙海外到扶餘奪人之國而自立也都是虛構的。虬髯客的故事既不是歷史,也不是歷史小說,歷史上大概也只有那個讀書不多、耽於文藝和酒色的鄭經,與清廷和談時,還援引作為談判的條件!

19世紀的歷史小說活化了歷史,把讀者帶入歷史世界,看到當時社會的具體生活,感觸人物的情感心思,也體驗時代的氛圍。因為正規的歷史著作,不論歐洲的紀年(Chronicles)或當時新興的科學歷史學(critical history)都把有血有肉的東西變成乾巴巴的骨骼了。所以有人說:歷史小說可補古董歷史學(antiquarian historiography)之不足。

說到Chronicles與historical novel,中國也有類似的情形,孔子的《春秋》和左丘明的《左傳》即是滿貼切的比況。《春秋》所根據的魯史和晉朝出土的戰國魏國史記《竹書紀年》都是簡要的編年紀事。譬如《春秋》開篇「鄭伯克段于鄢」,這短短六個字如何見得春秋初年鄭國兄弟母子權力鬥爭的激烈?如何知道政治謀略的深沈?只因為有《左傳》,後世才能在乾燥無味的正史記錄中讀到活生生的歷史。

應該沒有人會把《左傳》當作歷史小說,像我這種研究中國古史的人多相信《左傳》,從中尋找史料以重建古代的歷史。《左傳》當然不是小說,不過,《左傳》對於事件的敘述、人物的對答,情境的描繪都生靈活現,極富於文學品味。證據俯拾皆是,這裡只舉一個小例子。春秋初年宋國權臣華督...

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這是孔子祖先的故事,春秋時代貴族婦女外出是抛頭露面的,想不到因為貌美而引來殺機。第二年華督攻孔氏,殺孔父嘉而娶其妻,孔父曾孫畏華氏之逼而流亡到魯國,後來出了一個聖人,就是孔子。

新譯史記(一)本紀(增訂二版)

新譯史記(一)本紀(增訂二版)

中國歷史學之父司馬遷很會說故事是大家都習知的,《史記》寫秦末起義的陳涉稱王,少時與他一起受僱為人耕田的朋友求見,門衛當然不可能放一個農夫入王宮,直等到陳涉出門,遮道呼叫小名,陳涉不掩飾出身低,大方召見故人,載與俱歸。故人看到宮殿輝煌,排場威風凜凜,不禁脫口而出:

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

夥頤(hoe),是驚嘆口語,鄉下人沒見過世面,但憨厚的模樣如在眼前。

當然,肯定也不會有人把《史記》當成歷史小說。不過《左傳》和《史記》透過文學性的敘述,歷史景象反而容易呈現,不像過去的紀年,只剩下空洞的概念而已。重現歷史豈不正是今天學院派歷史學家也要追求的嗎?這兩部不世出的史書讓我們相信,優秀的歷史作品不妨帶有文學筆法,故事舖陳當然不等於無中生有的編造,而是從枯燥史料中重現生動的歷史。歷史小說的基本精神即在於此。

《雙城記》第一部以銀行員勞雷先生從倫敦到多佛那趟旅程揭開序幕,道路泥濘崎嶇、強盜隨時可能出沒,旅客可能被劫喪命。這樣的歷史場景,在正宗歷史學的「社會生活史」還八字不見一撇的狄更斯時代,毋寧是最寶貴的社會史了。無他,不論左丘明、司馬遷或是狄更斯,他們的記述都有史料作依據,不是憑空想像的。

過去西方的史學研究者不會把歷史小說家引為同道,但無法否認優秀歷史小說家對待史料的態度是嚴肅的,承認他們呈現時代氛圍和社會情狀的能力,是傳統紀年體與學院的科學歷史學難以企及的。正宗史學家對於歷史小說家傳播「歷史」的廣度和深度,為自己望塵所莫及,他們也是心知肚明的。

Queenhoo-Hall

司各特爵士的工作伙伴雕刻家約瑟夫.斯圖特(Joseph Strutt, 1749-1802)早已明白地指出,歷史小說可補主流史學的不足,他為司各特的劇本《坤胡堂》(Queenhoo Hall)寫的序說:

歷史本身一部分想像,一部分建立在真實的環境上,承認人物和事件極其多樣化,希望能獲得絕對的趣味。史書的主要目的是作為一個媒介,傳遞些微有益的教訓到讀者心中。這些讀者早被古董學者孜孜矻矻但滿紙乾枯的著作弄得索然無味了;反過來採用最能吸引他們注意的方式,向他們呈現生動宜人的景象,以看到我們祖先的行為舉止和喜怒悲歡。

歷史小說於是把過去的歷史和當代的讀者繫連起來,這是古董式(antiquarian)的歷史學萬萬辦不到的,但也是直到今天有一派歷史學者要追求的。

歷史小說一方面要建立在史學求真的基礎上,但它不是枝節的考證,也不只是有限領域的專題論述,而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整體圖像的建構。既有的史料和研究成果顯然不夠歷史小說家來運用,因此,還需要依賴豐富的想像力——合情合理的想像,才能填補原始史料或史學著作留下的空白。

不論古今和東方西方,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史料的空白最多,而學術研究也最困難,但這方面沒能處理好,便夠不上「小說」二字了。即使歷史小說泰斗司各特爵士,在20世紀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先鋒的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看來,不足之處是很明顯的。她批評司各特筆下的人物,「當他們說話時只見他們活著,卻感受不到他們的心思。」她說,「司各特不曾嘗試探尋小說人物的心靈,或是從他們的行為勾畫出他們的內心。」多年來我反省歷史研究,懸著從表層到內裡的鵠的,似乎與這位英國思想先驅對歷史小說家的期待有些契合。

最近這幾十年來(在臺灣大約30年)主流史學歷受後現代主義的衝擊,學院派學者逐漸承認,憑藉過去的技藝要達到歷史的真實依然有所不足,也認識到「歷史」是經過史家的「製作」過程才展現給讀者的,無論多麼努力追求客觀,其中還是含有主觀的成分在。

歷史家真有這樣的覺悟,對於史學求真的終極目標才有幫助,我們最怕史家像醉漢,開口閉口都說自己沒醉!換另一個角度,正統史家應該接受歷史本來就存在不同程度的想像,對於企圖繪出大歷史圖像的歷史小說家,應該更能接受吧。


(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


作者簡介

歷史學者,專長在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社會史學者,專研古代社會史、文化史、醫療史等。1992年7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小學教師,臺灣東吳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教育部部長等職。著有《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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