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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顧名思義，包含歷史和小說兩個要素。50多年前大學時代，某晚聽黎東方教授（1907-1998）演講，記得他講：「小說除了人名地名，其餘都是真的；歷史，除了人名地名，其餘都是假的。」一時哄堂大笑，俏皮詼諧當中帶有真理吧。
後來才間接知道這是出自19世紀蘇格蘭著名哲學家、散文家、諷刺作家、也是歷史家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名言：
歷史，只有人名是真的；
小說，只有人名是假的。
但有點中國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三國志》和《三國演義》即是很好的反證，能讀《三國志》者，一般人了解的三國歷史則多來自《演義》，人名地名雖真，內容多是編造的。
諷刺儘管諷刺，詼諧儘管詼諧，只要回神想想，大家都明白歷史除了人名，並非全假；小說除了人名，亦不可能全真。不是和前賢抬槓，證據就在卡萊爾身上。卡萊爾1837年出版了《法國大革命：一部歷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20年後英格蘭文豪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巨著《雙城記》（A Tales of Two Cities）便大大參考這部歷史名作。《雙城記》初版序言說：
這裡所述法國人民在大革命之前或當中的情狀（不管如何輕描淡寫），都忠實依據可靠證人的信念，我不過希望增添一點通俗而生動的東西，以了解那個恐怖的時代，不敢意圖對卡萊爾先生令人驚歎的作品有所損益。
據說狄更斯把《法國大革命史》讀上五百遍，卡萊爾給狄更斯的信稱贊他，歷史事件的敘述，細節和人物都很精確。兩人於是成為至交，而且同是大英圖書館的常客，我們可以合理推測，狄更斯寫《雙城記》應該不止憑藉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史》而已。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雙城記(精裝版)
論西方歷史小說，一般推始於蘇格蘭作家華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在19世紀初匿名發表的《威弗利》（Waverley），寫一個英格蘭貴族愛德華．威弗利（Edward Waverley）在英格蘭與蘇格蘭的民族鬥爭以及英格蘭不同黨派間的故事，不過是半個多世紀前發生的事，算是司各特的近現代史，而與以前講遙遠古代的傳奇不同。據匈牙利哲學家與文藝批評家格奧爾格．盧卡索（Georg Lucács, 1885-1971）說，司各特的小說把歷史視野所見的事實，用醒目的文學手法表現出來。換言之，經典的歷史小說不可和脫離史實的浪漫傳奇混為一談。
Waverley
什麼是傳奇？用中國文學作例子，唐代杜光庭的《虬髯客》即是代表。時代在隋末，而楊素、李靖、李世民歷史上皆實有其人，但講英雄豪傑虬髯客見李世民而折服的故事則毫無歷史根據，講他遠徙海外到扶餘奪人之國而自立也都是虛構的。虬髯客的故事既不是歷史，也不是歷史小說，歷史上大概也只有那個讀書不多、耽於文藝和酒色的鄭經，與清廷和談時，還援引作為談判的條件！
19世紀的歷史小說活化了歷史，把讀者帶入歷史世界，看到當時社會的具體生活，感觸人物的情感心思，也體驗時代的氛圍。因為正規的歷史著作，不論歐洲的紀年（Chronicles）或當時新興的科學歷史學（critical history）都把有血有肉的東西變成乾巴巴的骨骼了。所以有人說：歷史小說可補古董歷史學（antiquarian historiography）之不足。
說到Chronicles與historical novel，中國也有類似的情形，孔子的《春秋》和左丘明的《左傳》即是滿貼切的比況。《春秋》所根據的魯史和晉朝出土的戰國魏國史記《竹書紀年》都是簡要的編年紀事。譬如《春秋》開篇「鄭伯克段于鄢」，這短短六個字如何見得春秋初年鄭國兄弟母子權力鬥爭的激烈？如何知道政治謀略的深沉？只因為有《左傳》，後世才能在乾燥無味的正史記錄中讀到活生生的歷史。
應該沒有人會把《左傳》當作歷史小說，像我這種研究中國古史的人多相信《左傳》，從中尋找史料以重建古代的歷史。《左傳》當然不是小說，不過，《左傳》對於事件的敘述、人物的對答，情境的描繪都生靈活現，極富於文學品味。證據俯拾皆是，這裡只舉一個小例子。春秋初年宋國權臣華督...
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這是孔子祖先的故事，春秋時代貴族婦女外出是抛頭露面的，想不到因為貌美而引來殺機。第二年華督攻孔氏，殺孔父嘉而娶其妻，孔父曾孫畏華氏之逼而流亡到魯國，後來出了一個聖人，就是孔子。
新譯史記(一)本紀(增訂二版)
中國歷史學之父司馬遷很會說故事是大家都習知的，《史記》寫秦末起義的陳涉稱王，少時與他一起受僱為人耕田的朋友求見，門衛當然不可能放一個農夫入王宮，直等到陳涉出門，遮道呼叫小名，陳涉不掩飾出身低，大方召見故人，載與俱歸。故人看到宮殿輝煌，排場威風凜凜，不禁脫口而出：
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
夥頤（hoe），是驚嘆口語，鄉下人沒見過世面，但憨厚的模樣如在眼前。
當然，肯定也不會有人把《史記》當成歷史小說。不過《左傳》和《史記》透過文學性的敘述，歷史景象反而容易呈現，不像過去的紀年，只剩下空洞的概念而已。重現歷史豈不正是今天學院派歷史學家也要追求的嗎？這兩部不世出的史書讓我們相信，優秀的歷史作品不妨帶有文學筆法，故事舖陳當然不等於無中生有的編造，而是從枯燥史料中重現生動的歷史。歷史小說的基本精神即在於此。
《雙城記》第一部以銀行員勞雷先生從倫敦到多佛那趟旅程揭開序幕，道路泥濘崎嶇、強盜隨時可能出沒，旅客可能被劫喪命。這樣的歷史場景，在正宗歷史學的「社會生活史」還八字不見一撇的狄更斯時代，毋寧是最寶貴的社會史了。無他，不論左丘明、司馬遷或是狄更斯，他們的記述都有史料作依據，不是憑空想像的。
過去西方的史學研究者不會把歷史小說家引為同道，但無法否認優秀歷史小說家對待史料的態度是嚴肅的，承認他們呈現時代氛圍和社會情狀的能力，是傳統紀年體與學院的科學歷史學難以企及的。正宗史學家對於歷史小說家傳播「歷史」的廣度和深度，為自己望塵所莫及，他們也是心知肚明的。
司各特爵士的工作伙伴雕刻家約瑟夫．斯圖特（Joseph Strutt, 1749-1802）早已明白地指出，歷史小說可補主流史學的不足，他為司各特的劇本《坤胡堂》（Queenhoo Hall）寫的序說：
歷史本身一部分想像，一部分建立在真實的環境上，承認人物和事件極其多樣化，希望能獲得絕對的趣味。史書的主要目的是作為一個媒介，傳遞些微有益的教訓到讀者心中。這些讀者早被古董學者孜孜矻矻但滿紙乾枯的著作弄得索然無味了；反過來採用最能吸引他們注意的方式，向他們呈現生動宜人的景象，以看到我們祖先的行為舉止和喜怒悲歡。
Queenhoo-Hall
歷史小說於是把過去的歷史和當代的讀者繫連起來，這是古董式（antiquarian）的歷史學萬萬辦不到的，但也是直到今天有一派歷史學者要追求的。
歷史小說一方面要建立在史學求真的基礎上，但它不是枝節的考證，也不只是有限領域的專題論述，而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整體圖像的建構。既有的史料和研究成果顯然不夠歷史小說家來運用，因此，還需要依賴豐富的想像力——合情合理的想像，才能填補原始史料或史學著作留下的空白。
不論古今和東方西方，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史料的空白最多，而學術研究也最困難，但這方面沒能處理好，便夠不上「小說」二字了。即使歷史小說泰斗司各特爵士，在20世紀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先鋒的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看來，不足之處是很明顯的。她批評司各特筆下的人物，「當他們說話時只見他們活著，卻感受不到他們的心思。」她說，「司各特不曾嘗試探尋小說人物的心靈，或是從他們的行為勾畫出他們的內心。」多年來我反省歷史研究，懸著從表層到內裡的鵠的，似乎與這位英國思想先驅對歷史小說家的期待有些契合。
最近這幾十年來（在臺灣大約30年）主流史學歷受後現代主義的衝擊，學院派學者逐漸承認，憑藉過去的技藝要達到歷史的真實依然有所不足，也認識到「歷史」是經過史家的「製作」過程才展現給讀者的，無論多麼努力追求客觀，其中還是含有主觀的成分在。
歷史家真有這樣的覺悟，對於史學求真的終極目標才有幫助，我們最怕史家像醉漢，開口閉口都說自己沒醉！換另一個角度，正統史家應該接受歷史本來就存在不同程度的想像，對於企圖繪出大歷史圖像的歷史小說家，應該更能接受吧。
作者簡介
專研古代中國史，著作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古代社會與國家》、《新史學之路》及《從眉壽到長生》等。1990年與同儕共同創辦《新史學》，主張開發新課題，拓展新領域。他的史學思想早期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增添歷史研究的內容，以下層人民補上層菁英、以社會生活與文化心態補政經與思想之不足。第二階段超越中國疆界的歷史研究，把中國放在歐亞大陸考察，並提出同心圓史觀，從臺灣及於中國、亞洲與世界。
1992年以青壯之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教育部部長。卸任公職後悠遊學海，研究、論述不輟，人生經驗促使他領悟歷史從表層到內裡的奧義，可說是他的史學思想第三階段。
歷史研究之外，杜正勝對臺灣社會政治與文化多所關懷，九○年代論述歷史教育、臺灣民主之路與政治、文化主體性，文章收入《臺灣心 臺灣魂》及《走過關鍵十年》。最新作品為《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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