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採訪《中國的靈魂》作者張彥（Ian Johnson）後幾週，中國政府在河北炸毀巨形觀音像。一如張彥所預言的，「宗教在中國會持續的發展，但也會遭遇到一些矛盾。」而這樣的矛盾不只是炸觀音像這種表面的衝突，也不像是在網路上見到中國尼姑、和尚集體唱紅歌的獵奇景象，「（和尚唱紅歌）這種事是很特例的，在中國並不是普遍的事。」
張彥曾任《華爾街日報》記者，2001年以報導法輪功學員遭受迫害獲得普立茲新聞獎，最近出版的《中國的靈魂》則是以中國近十年「宗教復興」現象為主題，「我很好奇，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人的信仰狀況還剩什麼？」他對宗教採取較寬鬆的認定，將氣功、國學、民間信仰都納入範圍，「習近平一心想回到過去那個『好』的共產黨社會，宗教就是能控制社會的工具……但又不是完全的工具化。」
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 (電子書)
中國的靈魂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
信仰無神論的中共政權，「神」卻是一直以不同的型式出現在中國社會。張彥在書中爬梳晚近中國的宗教狀況，例如，1949年之前，共產黨為了打贏國共內戰，拉攏各宗教人士，並於建國後設置五大宗教協會，將一切宗教事務、人事安排都受「黨」的指示。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宗教受到迫害，文革結束後，由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1982年主導的「中共中央19號文件」表明，尊重宗教信仰，官方態度是「原則不應允許，但也不要硬性制止」，宗教信仰開始出現復甦。
張彥引用人類學者陳南西（Nancy Chen）對中國氣功的研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痛苦過去之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心理釋放，人們在公園、廣場、自家後院盡情哭喊大叫……氣功釋放了中國的靈魂。」這股氣功熱，在1999年取締法輪功後嘎然而止，廣場上集體練功的人群消失了：「政府在公共空間架起了各種廉價的運動器材，並豎立一塊『科學運動』的告示牌。」
張彥在《野草》一書呈現當下中國荒謬的法律體制和維穩制度。其中一則故事主題為法輪功。
氣功真的消失了嗎？「現在不叫氣功，叫內丹。」張彥自己也練氣功，問他有效果嗎？「對我是有用的。」他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曾在台灣學中文。「我原本想寫一本道教的書，但後來發展成這樣了。」
《中國的靈魂》探訪了北京香客、基督教、儒學、氣功等不同主題的「信仰」，書中聚焦在漢族信仰，中國少數民族的宗教常事涉族群認同等問題，是另一個議題。就算不談少數民族，光是中國漢族有宗教信仰的人，就高達3億人。
「我22歲第一次到北京，看到廟裡拜拜的人不多，但這幾年很明顯感受到拜拜的人多了很多。」張彥在北京那些年，見證了宗教的復興過程。那麼，之前「沒有信仰」到底對庶民社會有什麼影響？他提到一個醫生家庭，因為沒有宗教信仰，不知怎麼辦喪禮，父母過世時，草草入葬。近十年，因為有了信仰，他們重新將父母從墓地挖出，重新做儀式安葬。
無宗教的影響，不僅只在葬禮，整個社會集體心靈更是一種茫然。「以前，中國人覺得有錢，生活就會快樂，但現在有錢了，為什麼還是不快樂？」張彥提出這樣的觀察：「繁榮的新時代中，卻隱藏一股憤怒與暴力的暗流，人們在網際網路上更可以感受到這一點。」他引述北京大學倫理學者何懷宏的說法：「野蠻殘忍層層堆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張彥說，「宗教在思考唯物主義有長久的歷史，至少提出了某種解釋，人們可以在這裡找到安頓心靈的出口。」然而，處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空之下，宗教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出現，好比媒體報導盛大的廟會，只強調這是「文化、傳統」之美，避開信徒膜拜的畫面，不談活動的宗教性質。
他也引用美國漢學家孔復禮（Philip Kuhn）的知名研究《叫魂》，做為理解現今中國宗教狀況的例子。《叫魂》研究題材是乾隆年間，發生在江南一帶的妖術恐慌。何以在乾隆盛世、富庶的江南發生這種莫名的宗教恐慌？研究結論是，當時（1768年）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商業力量興起，固有的農業社會價值開始瓦解，加上政治上由少數滿人統治多數漢人，社會充滿了焦躁不安，是「中國近代悲劇的前夕」。
清朝中葉與現今的中國政權有相似的困境，同樣是面臨貧富差距、統治危機、價值真空的時代，宗教於是成為人們的心靈出口。
「有的人排拒組織性的宗教團體，而是自我修練，像是氣功。氣功是一個三不管的灰色地帶。有的人則是追求孔孟以來的儒家『國學』，」張彥也探訪了「國學大師」南懷瑾，不過他指出，「南懷瑾談的國學是一種簡化式的，講儒家只談階層與服從，卻不談儒家質疑權威的部分。」張彥認為，薄熙來與習近平都看出中國社會「價值中空」的問題，前者以唱紅歌、頌揚共產主義，企圖回到堅定信仰的毛澤東時代，而後者則巧妙將共黨的傳統融入中國傳統遺緒中。
國學只談服從、君臣之別，民間信仰已被侷限在賑濟、送終、宣揚傳統文化的美好。於是來自西方信仰的基督新教，成了中國政府最忌憚的宗教之一，中國目前約有6千萬名基督徒，2030年估計信徒將達1億。張彥說，「有人是在宗教裡找到一個安頓自己的出口，但宗教也讓一些人投入社會運動。」
中國維權人士有極高比例為基督徒，才在2018年12月入獄的王怡原本是人權律師，後來在成都創辦秋雨教會，有自己的神學院、托兒所和小學，最後因串連其他教會而遭逮捕，「中國最大的NGO組織是教會。一個教會領袖能影響的人，可能比當一個維權律師還要大。」
中國的基督新教會有比政府單位更透明、有效率的財務狀況，甚至有些教會還能進行有意義的選舉。王怡接受張彥的採訪也表示：「自由民主的制度肯定是符合《聖經》的……如果上帝願意，祂可以容許祂的孩子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下，但仍可以愛他們，使他們仍然可以成為一個自由的人。」
即便政治的陰影揮之不去，張彥跟王怡一樣，有類似的看法：在此刻中國做為一個教徒仍是「幸運」的，在不安的時代，至少宗教提供了一個他們靈魂的安頓之處，「近十年的開放，政府是想利用宗教維持自己的政權，但那些教徒、香客們也不是那麼笨，他們都知道，於是也在利用這個『有限度的開放』做自己想做的事。」張彥還歸結，過去中國的維權運動多半強調個人權益的爭取，諸如租稅不公、反對拆遷，甚少檢討宏觀的意識型態，也不奢求改變體制，而宗教卻開始對這個社會價值做了系統性的反省。
張彥更進一步，用一個更鉅觀的角度來看這十年的中國宗教復興，「現今的世界，發展得太快，賺錢是不公平的事，人們體會到制度不公，這種焦慮反應到政治上就比如英國脫歐、歐洲右翼興起、美國川普當選。而中國的宗教復興，也是一樣的集體焦慮。」更特別的是，這種焦慮不僅是人民對社會機制、由下而上的焦慮，同時也是中國政權對自身治理、由上而下的焦慮。這是在炸觀音佛像之外，沒有被看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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