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作家、譯者、旅行者周成林（提供/大塊文化）
生於1966年初夏的周成林可說是與文化大革命一起落地，卻說十年文革對他影響不大，「那時很小，對這件事沒有意識，物質生活則深有體會，我們總是在窮困、無法吃飽的狀態，還被洗腦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兒童之一。」當時頻繁的集會批鬥、死刑犯遊街，對他不成恐懼，「因為生活就是這樣的。」
然而，幾乎糾纏半生的貧困生活及受政治影響的家庭背景，仍是他渴望訴說的故事，於是到了不惑之齡編織出散文集《考工記》，這書在2013年與梁鴻、李娟、野夫等人一起入圍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周成林也受到些許矚目。約莫也是這段時期，周成林開始出行東南亞和南亞，頻頻在雜誌報刊和網媒發表旅行散文，最終集成《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一書，並於日前在台灣出版。
原本他是計畫在中國出版的，但一個朋友讀了他的書稿後，順勢引介給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台灣因而成了這本書的出生地。周成林同時尋求簡體出版的管道，抱持著就算被刪節也該在中國出版的想望，把稿子給了過去合作的出版社，編輯邊看稿邊苦惱著那些該刪去的部分，「我寫緬甸那幾篇，只要牽涉到中國都得刪，關於西藏流亡政府和難民的也要刪，柬埔寨波布（Pol Pot）也不能放……」
波布也有事？
「因為中共禁止出版物談論赤柬波布那段歷史，這歷史和中共有關，那種血腥鎮壓會讓人聯想。」周成林口氣無奈，喃喃說著這樣刪來刪去，書就面目全非了，出簡體版幾乎是絕望。
《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由周成林在緬甸、柬埔寨、印度和尼泊爾的遊歷所構成，談緬甸難以避開中國，寫柬埔寨也得談波布，而作者行旅南亞更是為了理解西藏難民，換句話說，這本書幾乎全面地踩到審查的那條線。他還有一本原定今年6月在中國上市的文化隨筆，則因談及蘇聯和古拉格集中營而遭大規模刪除，能不能出都不知道，「這些文章前兩三年都在媒體上發表過，如今做為書卻無法通過審查，可見這兩年文化控制愈來愈緊，愈來愈嚴厲。」
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
或許是命運牽引，這個「文革之子」所到的國家和區域，或多或少和他的祖國有著類似的歷史和問題，即使周成林不斷強調人民和善、車況良好，只是更加凸顯普通老百姓的無奈。這些國家跟中國一樣向外開放，但枷鎖仍存在，不論是政治問題、媒體控制或言論審查，做為外國人，他只能記下那些抗議和變化，記下當地人的話語：「會變的，我們現在有了民主，會變的。」做為中國人，他有些羨慕。
但旅行前，周成林無法察覺這樣的內在呼應，更別說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去。他之所以選擇到這些與中國相鄰的地區，最直接和現實的因素就是考量預算和簽證──「中國人」這個身分不易獲取簽證，何況他還是個貧窮的中國人；另一個原因，則是出於對第三世界的興趣和關注，「全球化的衝擊對第三世界來說是最激烈的，變化也是最迅猛的，例如我第一次去緬甸恰巧遇到歐巴馬出訪，是一個希望與問題並存的時期。你去了那裡，就像中國告別毛澤東時代時，西方作家、記者蜂擁而來記錄那樣，是會讓寫作者激動且興奮的。」
周成林的成長階段也面臨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革：隨毛澤東去世與文革結束而來的是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不論怎麼變，僅有高中學歷的他即使流轉於各種工作間，仍不忘閱讀 。約莫1986-1989年，他滿20歲這幾年，這段中國最自由寬鬆的時期，為他們這代人帶來了民主人權的思想，過去習慣偷聽「敵台廣播」的周成林，也藉這時的「知識熱」明白了些什麼。但他自身的「改革開放」，則是八九民運後到澳門工作才開始，即使當時澳門還是殖民地，相較於中國仍是自由的，他在那裡瘋狂閱讀港台書報和外國作品，「我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自由了5年，回到中國的周成林因文化氣場改變，有些呼吸困難。從事翻譯的他發現譯作被審查刪改，驚覺：「不能再看中文書了！」自學英文的他，這時徹底轉向英語世界，除了還得看看中國媒體新聞和社交網站了解中文的變化，基本上只讀英文 ，「這就像走上一條寬廣大道一樣，再也無法回頭了。」
正午的黑暗(已絕版)
為了解釋這個轉向，周成林寫過一篇題為〈在母語中流亡〉的文章（在審查制度下也被刪除），他以歷經種種險阻而後定居英國的匈牙利作家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說法來反證自己：「從1940年起，我一直用英語寫作，用英語思考，讀的多半也是英語文學。語言不僅用來表達思想，也形成思想；採用一種新的語言，尤其對於作家，意味著他的思維模式、風格和趣味、態度和反應不知不覺漸漸轉變。簡而言之，他不僅獲得一種新的溝通手段，也獲得一種新的文化背景。」
科技的進步，也給了他這種人一個機會。每天，他會拿著平板電腦到戶外坐上半天，閱讀大量英文書報。他也開了微信公共號，無限制地放上自己的文章，找自己的讀者。問他為何在公共號上自稱「精神移民」？他答，「我想擺脫這個思想文化環境的限制，但身體上暫時沒辦法離開這個國家。所謂精神移民，對我來說就是盡量不讀中國出版的書籍，因為自己不完全以中國為寫作對象，每天的具體生活也能夠接觸到社會，我希望自己可以在精神上做到眼不見心不煩。」
即使只是閱讀《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都能察覺這個中國「獨立」作家的「反動」，我擬的題綱就跟著「逆麟」。送出題綱那天剛好是6月4日，不免自我審查，擔心自己踩到線；幾天後，連線訪問頻被雜訊打斷，如機械那般疵疵聲，切碎了周成林慷慨激昂的話語，除了狼狽沒有別的形容。在費力的對話中，有個句子不斷出現，且特別清楚，「這問題太刁鑽了！」我的心都快要掉到地獄裡。後來才知道，因為他喜歡這些題目，答得開心，才給了「刁鑽」的稱讚。
例如這一題：為什麼你不斷強調自己是獨立作家、旅行者？
「強調獨立二字，對我來說，既是個人微弱的挑戰和蔑視，也是堅持與體制內的那些人產生本質區別。」周成林解釋，只有共產主義國家的作家是拿工資的，在國家編制內吃共產黨的飯成為共產黨的頭腦，他們活得不錯但精神上有些分裂，「中國境內完全不依附體制的獨立作家不多，敢於堅持高標準寫作準則的也不多。所謂高標準，是一個嚴肅寫作者最起碼的標準，就是不迴避任何敏感題材，頭腦沒有任何外在或自加的禁錮，不違背文學或寫作的良心，不說假話，敢於挑釁或挑戰固有觀念和傳統。」周成林認為，中國現在的言論和出版環境，並不鼓勵真正嚴肅的獨立寫作者，而他堅持這條路。
周成林的寫作與言論，讓人想到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而他確實也喜歡歐威爾，書中關於緬甸的篇章都帶上幾筆，甚至追隨他而行。
「歐威爾對我的影響，或者我對歐威爾的喜愛，遠遠早於我去緬甸旅行。大約七八年前，我用一段時間集中讀了他的大部分原著，才真正理解和喜愛這位作家。」他進一步解釋，《一九八四》寫的不只是極權主義當道的噩夢，也是對威權統治、排外心理和洗腦灌輸等人類愚行的最佳寫照，即使放在今天也沒過時，不論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公投以及當代中國，都讓人想到這本書。「歐威爾的正義感，反抗威權，同情弱者，自甘清貧，這些都對我觸動很大。當然包含他的寫作風格和語言對我的影響。」
擔任過緬甸殖民地警官的歐威爾，曾在〈殺象〉一文描述當地人對歐洲人的憎恨，將近90年後旅行該地的周成林，也發現自己的國家並不受歡迎。他在書中寫道：「在仰光不過幾天，我已感覺緬甸平民對中國的不置可否。或許出於禮貌，他們的不滿和敵意並未當面顯露。」敵意源於北京對緬甸軍政府的強力支持，而這兩個獨裁政權本質上並沒有分別。周成林為無力改變國籍而尷尬，幾乎一路隱瞞自己的身分，有時佯裝香港人，有時默認是日本人，而「偽裝身分」這件事成了日後每趟旅行的習慣。甚至，只要被誤認為當地人，他就得意開心，「我無所謂祖國，我在心理上距離當代中國漸行漸遠。」
仰光街頭書攤。（攝影/周成林 提供/大塊文化）
位於卡塔的英國俱樂部舊址，歐威爾小說《緬甸歲月》場景所在。（攝影/周成林 提供/大塊文化）
為何必須得如此掩飾自己？他坦言，「一是尷尬，二是羞恥，因為我來自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的這個政權又有很多不光彩的歷史記錄，更不要說它在當今自由世界的真正形象，我不想被人誤解，也不想隨時隨地跟人解釋自己的立場。」
畢竟，他的書寫並不背負著中國，而只關注著「在地」。「人對人的態度更有普遍意義，我想一方面突出在地，另一方面也把眼界放得更高一些。」周成林引述了英國作家毛姆的話：「旅行出門的時候不要把自己帶上。」
訪談中，周成林不時提到蘇聯或歐美作家，問他是否師法這些作家，他並不否認。在他的期望裡，做為作家應該要面對沉重且關懷的話題，「不一定每個作家都必須這樣，但我認為寫作就是一種抗議，一種關懷。如果我有足夠的條件，我在緬甸一定會去看難民，但苦於盤纏不夠，做不到，但至少我有這樣的企圖跟眼光。這就是我以為寫作要達到的境界。」
周成林作品
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 (電子書)
洞洞舞廳：跟曖昧中國一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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