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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從瑞典經驗思考台灣的未來可能──吳媛媛《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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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就讀台大中文系期間,吳媛媛申請到瑞典隆德大學當交換學生,她行前對這個遙遠的北歐國家一無所知,緊接而來的,是一連串震撼教育。有別於台灣單向、填鴨式的教育方式,瑞典重視討論、思辨、分析能力的養成,教學活潑,討論熱烈,她才恍然意識到,原來學習可以如此。

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乍聽歐洲朋友說「我是左派」時,她摸不著頭緒,只覺似乎隱含叛逆意味;走在路上,不時看到社會主義遊行或群起罷工,這在台灣罕見,新奇之餘,政治意識已然悄悄滲透到她的思考裡。

「交換學生那一年對我來說,是啟蒙的一年。」吳媛媛修了很多社會、政治相關課程後,又申請東亞政治研究所,歐亞人士齊聚一堂,背景各自不同,課堂上論辯的火花四濺。

這些年,她在大學擔任中文講師,起初仍擺脫不了慣性,以長年在台灣受教育的方式進行教學,當她拋出一個問題,正準備自問自答時,台下學生已經爭相舉手發言。一回,她問學生小時候學過什麼才藝?學生一臉困惑,不解何謂「才藝」,有人答學踢足球、爬山,她急忙解釋這些動態活動不算才藝,彈琴、芭蕾舞才算,但隨即意識到自己的矛盾。另一次,她問學生最喜歡媽媽做的什麼菜?馬上有人反問:「為什麼是媽媽呢?」

「我們習以為常的很多觀念,會受到學生質疑。」在瑞典,吳媛媛既是老師,也是學生。從求學到工作、成家,一待11年,深入當地生活,真正觸及其文化肌理後,感受和衝擊益發深刻,所以寫下幸福是我們的義務,從瑞典的家庭生活、教育、工作乃至幸福的定義,有條不紊地梳理瑞典人在日常生活教會她的事。

(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這系列書寫始於2014年底,彼時台北市長選戰交鋒正烈,她寫了〈台灣的偏左意識在哪裡?〉一文探討政治光譜上的左右概念。台灣政黨競逐長久盤繞於統獨議題,缺乏對偏左、偏右意識的深入探究。該文迴響熱烈,也反映出台灣民眾對偏左思想普遍陌生的狀態。吳媛媛在〈我的瑞典工會初體驗〉一文中也藉自身經驗反思瑞典的勞資關係,她觀察身邊同事發現,亞洲出身的老師普遍對工會事務冷感,她也納悶,工會會費不便宜,即使非工會會員也能共享大部分勞工權益,為何這麼多瑞典、歐洲同事都毫不遲疑加入?原來,加入工會不只有實際考量,更是表徵「一種態度,一種聲明」。她有高中同學在華航當機師,原本參與機師工會的人很少,某次公司內部刊物轉載了她這篇文章,當月入會人數暴增,隨後啟動勞資談判且獲致成功,空服員也跟進展開勞資協商。

問及當下最關切的台灣社會問題,吳媛媛不假思索的說,「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勞工權益。社會福利環環相扣,最大的基礎是勞工權益,父母才可以好好陪孩子,進而改善教育,可以陪家人,可以有休閒,可以刺激經濟,可以留住人才……影響範圍廣泛。」此外她最關心稅制改革,「稅制是所有社會政策的基礎 。」

去國十年餘,吳媛媛依然對台灣念茲在茲,「我每次在瑞典遇到任何事,總是以身為台灣人的角度去體會,所以受到這些衝擊馬上就會想跟台灣人分享。我永遠沒辦法跳脫我是台灣人的角色。」她認識一些移居瑞典的台灣人,即便待上數十年,無論經歷何事,仍始終以台灣做為基準,「畢竟是成長的地方,自然被當做一個可以直接做比較的出發點。而且我的家人朋友都在台灣,當然希望台灣愈來愈好。」

(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書寫瑞典,她難免也冒冷汗,憂心盡寫他國經驗與種種制度的好,對台灣到底有什麼幫助?「我非常想讓更多台灣人了解,我們很陌生的『偏左意識』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是什麼樣的狀態?這真的必須在當地親身經歷後才能深刻體會。」吳媛媛指出,瑞典擁有成熟的工會組織及健全的工會法,如此才能真正保障罷工權,促成有效協商。儘管基層勞工的薪資不若中產階級優渥,但權益與尊嚴同樣受到妥善保障,每次她去度假,同飛機的人除了工程師、醫生,也不乏工廠工人、修車師傅。瑞典的基層員工各有其生活樂趣,對個人價值也有很強的自我認同,而唯有當基層勞工也享有完善的生活條件,才能打破高學歷等於高薪的迷思,讓孩子循著個人興趣發展,而非全數被迫推進升學的高牆。

當今有許多書寫國外經驗的文章,不可免地引來反彈,難道外國月亮比較圓?或者有人說,國情不同無法如此較量,但吳媛媛深信,「不管是瑞典人或台灣人,本質上沒有太大不同,所謂的民情都是這個社會、政策和物質環境塑造出來的。

她的先生是高中歷史和數學老師,綜觀其課綱安排,發現他們傾向將較抽象、偏哲理的學習目標放在初級課綱,培養學生的解讀能力與多元視角,並鼓勵獨立思考、主動質疑課綱。比方高中歷史有一學習目標是「習得歐洲歷史的幾個重要的時代劃分」,學生必須知道這些時代的特徵、理解各時代是以何種視角來區分,同時也得質疑「時代」這個概念的形成;在考題設計上,也將思辨能力納入其中,不像台灣多採用記憶性的、只有單一標準答案的試題。當她讚歎「瑞典的歷史教育大概比台灣進步了一光年有吧」,她先生隨即翻箱倒櫃,找出她婆婆50年前的高中歷史課本,裡頭還夾著幾張泛黃考卷,看了課文和考題,她才了悟,其實西方並非從前即有如此先進的觀念,過去同樣仰賴記憶和背誦,也是歷經一番變革才換來如今的成果。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改變?台灣有沒有機會走向這樣的發展?」觀察瑞典的演變,從中思索台灣可以走的方向,是吳媛媛想藉幸福是我們的義務告訴大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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