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德國已經轉大人，台灣仍是憤怒不安的青少年？──專訪林育立《歐洲的心臟》

《歐洲的心臟》作者、自由記者林育立（攝影/簡子鑫）

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

憑藉著十年採訪累積的厚實資料與社會觀察，林育立以德國崛起、發展綠能、實踐轉型正義為題，寫成《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他帶著無法卸下的台灣視角，尋找台灣人感興趣的議題——他採訪洛伊納石化園區時想著高雄後勁，在柏林圍牆紀念園區想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透過自己的文字，他希望讓台灣讀者對德國「更有感」，看出重要政策背後的決策原因。

很多人喜歡比較德國與台灣的戰後處境，東西德自1949年分裂、1990年兩德統一，東德威權統治40年；台灣1949年宣布戒嚴、1987年解嚴，歷經38年。但在林育立眼中，相較於德國，有西德的執政與法治經驗拉著東德前進，解嚴後的台灣其實更接近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的處境，威權時代的執政黨依舊活躍，轉型正義也難以落實。

況且德國直到2017年仍在處理轉型正義，德國人認為轉型正義不是二分法，曾在情治單位工作不代表就是壞人，關鍵在於是否能誠實面對過去，而不是要讓誰永不翻身。所以當1990年剛統一，社會上出現「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全面銷毀檔案或是加密30年等意見時，東德民運人士立刻闖入史塔西（功能類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絕食抗議加上國際輿論壓力，成功讓德國國會通過《史塔西檔案法》，成立史塔西檔案局，運作至今超過25年，超過300萬人調閱自己的案底。

為了兼顧知情權和隱私權，每個人只可調閱自己的檔案，也可以看到昔日加害的特工、線民名字，他們相信，唯有讓加害者面對自己的責任，真相才能釐清。這些檔案解禁，讓扎實的學術研究陸續出版，社會逐漸釐清謠言與真相，如同史塔西局長楊恩說的：「弄清楚過去，往往就能解決現在的衝突。」

回到台灣，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即便歷經第三次政黨輪替，轉型正義依舊無法實踐，「造成社會分裂、無法放下仇恨」的批評聲四起。林育立認為，台灣人對於轉型正義的期待同樣是釐清真相，或許是厭倦了媒體各有立場的偏頗報導，加上各種指責與陰謀論，誤導某些人以為轉型正義等同「清算」。「但德國人不提清算，他們從1990年開始清查黨產、對共黨高層進行司法追訴、公開檔案，他們花了幾十年塑造出一種社會氣氛，加害者也願意說出自己的故事，因為那就是真相的一部分。」

做為記者，林育立也很想知道宋楚瑜、邵玉銘這些曾在威權時代經歷轉型關鍵的政治人物，當年如何管控媒體？「會不會很多台灣現在的問題其實根源於威權時代？這些關鍵人物如果願意說出真相，也是為台灣後代留下重要資產。」

在轉型正義上，台灣起步得晚，但德國也非一帆風順，只是在20多年努力後，轉型正義的追尋已到了下一階段──利用追回的黨產成立基金會，贊助相關展覽、演講、座談會、紀錄片、出版計畫與網路平台，讓下一代對這段歷史繼續保持興趣，不再犯同樣的錯，「就算某些人談到過去只記得個人的美好回憶，也要記得『獨裁也有陽光，但不是人人都照得到』。」林育立說，人必須看清楚過去，才能知道未來要往哪裡走。

（攝影/簡子鑫）

林育立習慣將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後的德國，稱為新德國，那是一個終於脫離二戰戰勝國控制的正常國家，再花上20多年「轉大人」，找回自信、意識並承擔起某些責任；而1987年解嚴後的台灣，卻像是無法掙脫困境的青少年，憤怒、不安、缺乏信心，「我想這與考試文化有關，德國高中上課方式以討論為主，考試沒有是非選擇題，就像他們實踐轉型正義，每個人都能用不同的角度詮釋；台灣教育仍執著於標準答案，無法接受多元結果，這讓我們總是困在我是對的、你是錯的。如果我承認你對，就代表我錯的僵局。」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德國最大能源集團 E.ON總裁泰森（Johannes Teyssen）能從核電的捍衛者，變身成全國最大綠電公司的老闆，他對媒體表示：「全世界都在變，以前我一直相信，核電和燃煤發電對社會來說成本最低，現在我不確定了，就讓客戶來決定。」這位歐洲最大電力公司的負責人，也不敢說自己的能源策略絕對正確。

「這間傳統的電力公司和台電一樣，也面臨全球暖化與核廢料疑慮問題，使其決定轉型的思考正是『觀念的轉型』，傳統電力談的是穩定供電，再生能源關心的是積少成多與動態平衡。」林育立認為，德國可說是全球能源發展的實驗室，繳了不少學費，也走了很多冤枉路，台灣能否從中學習、找到自己的路，是未來能源政策發展的重點。

當然，德國能源轉型的過程也有陣痛期，但讓世人訝異的是，德國全民對改變的想像與接納之廣。林育立在書中特別以梅克爾從政歷史的篇章來詳述，因為梅克爾不僅是2005年後帶領德國前進的動力，也是當代德國人的形象表徵，「想像一下，柏林圍牆倒了，原本的世界崩壞了，國家從地圖上消失，然後出現了一個新國家，每個人都必須適應新社會，其中有些人就踏上了人生轉捩期，例如梅克爾。」

學者出身、率領政黨自谷底翻身、而後奪回政權，梅克爾執政初期其實曾被批評以拖待變，造成政策延宕。但十年過去，眾人逐漸發現她堅持的核心價值始終一致。2009年，梅克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提到「圍牆、鐵絲網和格殺勿論的命令，曾讓我與自由世界隔絕」，也不斷提及自由的力量及過往東德生活如何影響自己執政的堅持。

林育立認為，此時英國脫歐、難民危機、川普當選，全世界秩序重組，梅克爾成了一種穩定的力量與價值，「她的親身經歷，讓自己深信人類不該因膚色、種族、信仰有所區別，鼓勵德國人不要對既有的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因為『活在恐懼的社會沒有未來』。我不知道梅克爾能否堅持難民政策，但這就是德國人的未來願景。」如果連圍牆都能推倒，敵對國家可以合一，沒有什麼分歧不能化解。

（攝影/簡子鑫）

林育立特別引述了兩段精彩的演說，一是德國前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2017年當選新任總統的感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像我們一樣，從戰爭走到和平，從分裂走向和解，從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狂熱回到理性的政治……我們德國人能將這些經驗貢獻給這個變得動盪不安的世界。」

另一段則是前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1985年終戰40周年紀念的演說：「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年輕人）冷靜面對歷史真相，不能有偏頗，也不該訴諸烏托邦式的教條和道德優越感。」當時魏茨澤克提出德國人應該面對歷史，引起軒然大波與反對，但日後這場演說，成了德國落實轉型正義的基礎，回憶讓他們對抗了遺忘，並真正釋懷，如同2016年再版的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新面貌加上了學者注釋，成了理解希特勒思想的重要史料，解構過往的爭議論點，這讓21世紀德國人有了重新面對、認識希特勒的管道。

由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我的奮鬥》評注版，上下兩冊近兩千頁（圖片來源/ RT.com）

花了近20年去認識一個國家，林育立對德國也有幾點不適應，例如德國人愛抱怨，大眾運輸晚了幾分鐘就會被投訴；此外，對「不確定」有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所以即便人人都說德國核電廠是全世界最安全，但反核運動也最激烈，「德國人對不確定的事容易不安，也許這與戰爭背景有關；但他們最大的優點是『貫徹』，一旦經過深思熟慮就會貫徹到底，不易受他人影響，這跟教育有關，父母不主動建議孩子該做什麼，但希望孩子發掘自身優點和興趣，家庭與學校能協助的，就是讓每個人『成為他自己』，相信每個人有無限可能，且一定做得到。」德國正是這樣改變自己，一躍成為歐洲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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