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不知道》裡有個故事是這樣說的：上海小青年文革下鄉黑龍江，於農場與一中年勞改犯學做鐮刀柄。論資歷，中年勞改犯是小青年前輩，但老前輩講南方官話，斯文有禮，為人客氣。上海小青年自家鄉帶來了唱機，工具間終日播放，聽貝多芬和蕭邦，樂聲引來知音，被流放天涯的淪落人在冬夜裡組樂團作文藝排練，老前輩在一旁加煤燒水也不言語。一夜，樂團排練進入高潮，燒火的老前輩挺直腰桿說「交關好」、「霞氣好」，那是上海話「非常」之意，老前輩口音洩漏了來歷，小青年詢問之下，始知老前輩是舊上海樂隊的小提琴手。最沉默的，才是最深情的知音。
這個能人異士大隱於市的故事極其類似金宇澄本人際遇，他在80年代寫了幾部小說，得獎了，並未趁勝追擊，反而轉進文學雜誌社當編輯，寂寞了一輩子，只為人作嫁。四年前，老先生在網路以「獨上閣樓」的名號追憶上海似水年華，他沒別的心思，就只是分享，誰知就有網友在旁敲碗求帖，應觀眾要求，一回寫過一回，再回神，就是厚得如小磚頭一樣的小說《繁花》了。
我們並不知道：金宇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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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計35萬字，有個單字出現了1500次，「不響」，一聲不響的不響，這是好事者算過了：女人邀請男人喝咖啡，男人不響。飯桌上，男人被戳中了心事，不響。男人喝醉了，閉上眼睛，不響。傷心不響，沉思不響，發呆不響。扉頁還是一句「上帝不響，像一切由我決定」。
不響，是心裡有事，是詞窮，是故作神祕，評論家有千百種文學修辭的理由，但也可能不響的理由就只有一種，迷人的男人從來不廢話，博學而健談是一回事，但健談卻不懂節制，太得意了，梁朝偉也把自己聊成了曾志偉。男人談話是這樣，寫作也是，最迷人的寫作往往都是博學而節制，阿城是這樣，木心是這樣，金宇澄也是這樣。算算年紀，老先生今年64歲，王安憶63，蘇童54，畢飛宇53，老先生出名不趁早，因為多少往事鎖在心裡，一生不響，故「文學潛伏者」臨老入花叢，方得一鳴驚人。
沉默是金的魅力在《我們並不知道》看得更清楚，該書原名《洗牌年代》，出版早於《繁花》，小毛蓓蒂的故事老先生說了兩遍，兩相對照互為前世今生，只是少了長篇小說的布局。《我們並不知道》裡上海浮花浪蕊的往事，點到為止，更簡白，沒看過《繁花》無妨，亦可把它當作一本上海往事錄。他寫上海的男人，上海的女人，上海人的小奸小壞，「拍拍頭頂、腳底板也會響的上海人」，也可以當張愛玲的散文《流言》來看待。
金宇澄1952年生，出生那年，張愛玲離開上海，「50年代父母取名隨便，哥哥第一個生，比較忙亂，就叫金芒芒，我是第二個，舒服一點，就叫金舒舒，上海話拗口，很不好聽，有資產階級味道，」他在對岸的訪問說道：「文革時爸爸幫我改掉，取自毛澤東詩詞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現在金宇澄這個陌生名字，有個80後的讀者說，大概是韓國人吧。」他出生知識分子家庭，卻在庶民生活裡長大，文革期間與哥哥下鄉黑龍江，年復一年種玉米大豆，做泥瓦匠，蓋房、砌牆、做石工，伐木，出窯。
老先生寫文革，不提傷痕，不憶苦思甜，一樣不響（受過「迫害」更容易走紅不是？）。他只講文革的日常，掏井，打油，補缸，磨豆腐，也幫發情的小馬做閹割，他在書末與傅月庵的對談裡解釋少年時代多能鄙事，是「人在平靜無望階段，容易被所謂的技能滲透。做馬夫，不知道要做到哪一年，就會接受細節了」種種勞動充滿細節，但行文有節制，讀來全然不瑣碎，譬如《天工開物》一樣樸素。
老先生講技藝，也講記憶，北大荒的淒涼對照著老上海的繁華，淒涼處憶繁華，繁華處有淒涼，但也許也沒這樣濫情，回憶是不值錢的，是「西洋老地磚讓幾代人繡花拖鞋、皮拖鞋、夾腳拖鞋、廣式木拖板、鬆緊鞋磨去了洛可可紋樣，留下雲霓狀一片死灰」，但動盪的年代，紅五類、黑五類，知青、解放軍、兵工農所，眾人身世階級，南北串聯，全像一副撲克牌一樣刷刷刷打散重來的年代，身不由己，也只能靠一點點死灰的回憶做支撐，記住自己的出處。老先生文集以《洗牌年代》之，或許是這樣一點念想。而我們並不知道，小資產階級捧著一本《繁花》，懷念著不存在的老上海，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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