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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溫柔的復仇,超現實的綻放——專訪《斷臂上的花朵》奧比.薩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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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比.薩克斯
英文口譯/ 宋承恩 (攝影/但以理)

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應該累了。

斷臂上的花朵:從囚徒到大法官,用一生開創全球憲法典範
斷臂上的花朵:從囚徒到大法官,用一生開創全球憲法典範
那一天,奧比上午行程去到了中正紀念堂、鄭南榕紀念館,以及林宅血案舊地的義光教會;下午,台北的四場系列講座來到了最後一場,兩位台灣學者與他進行一場密度不低的對談,談的是南非的民主和解經驗、與台灣的轉型正義困境。結束後,奧比為現場讀者簽書,然後再度轉移陣地,繼續接受來自國內外媒體馬不停蹄的輪番採訪。

輪到我們時,已是他原訂要出發去晚宴的時間。奧比應該累了。可是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個年近八十的老人、在一天折騰後應該有的表現;他空著一隻袖子坐下來,眼神溫暖。是哪一隻眼睛也在同一場爆炸中失去了視力,我一時間分辨不出來。

從囚徒到大法官

1988年四月七日,來自於當時全世界最惡名昭彰的政權(也是當時台灣戒嚴體制政權的友邦)——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的一顆汽車炸彈,在巨響與煙硝、焦土與血汗中,讓時年52歲、流亡海外的ANC(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非洲國民議會)首席法律顧問奧比,從此失去了一隻眼睛,與一隻手臂。

後來,在以南非前首席大法官身分撰寫的回憶錄《斷臂上的花朵》中,奧比曾追憶爆炸後當他第一次在莫三比克馬布多中央醫院的病床上甦醒過來時,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我感到勝利的喜悅。……我活下來了。」

當時南非政府派出的情治特務,在世界各地大舉追殺異議人士已有一段時月,「我們身邊已經死了好多人。……作為一名自由鬥士,你每天都會猜想這一刻什麼時候會到來,會是今天嗎?會是今晚嗎?……我在面對它的時候能保持勇敢嗎?」接著,這全書中幾乎保持著某種優雅舒緩、同時自然流露法律人邏輯理性風采的敘事口吻,在這個段落的最後,終於難掩激動:「而我活了下來,活了下來,活了下來。」——奧比寫道:「基於一種深切的信念,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復,我的國家也將會康復。

簡直奇蹟。但我們要說的故事,總不只是倖存者如何奇蹟似地「活下來」;也是繼之他們怎麼活下去。這個猶太裔南非白人自此盲著一隻眼睛,空著一隻袖子,卻在日後主導出現今被普遍形容為「不可思議的範本」、「世界歷史上最令人尊敬的一部憲法」的南非新憲。包括廢除死刑原則、同性戀婚姻權、愛滋病患權利、人權憲章保障社會經濟權……等,其中膾炙人口的判決與意見書比比皆是。奧比失去的是一眼,可是他始終寬諒的視野顯然與視力無關;他失去的是一臂,可是他的國家在關鍵時刻所需要的一臂之力,他似乎從沒想過缺席。今天當我們提到南非的奇蹟,我們說的往往不只是倖存、抗暴與成功的神話,更是信心、寬容與和解的神話。而神話,當然需要人物。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後,南非的神話或許正在於、在南非史上配稱得上人物的,往往也是世界史上少見的人物。

為什麼強者成群結隊而來?

曼德拉A到Z:馬迪巴的多面人生
曼德拉A到Z:馬迪巴的多面人生
沒人預料得到,就在奧比此行帶著妻兒自南非出發,準備飛往台灣訪問中途,於阿布達比轉機那天,全世界和他一起收到了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過世的消息。

奧比當然曾想過掉頭,但很快地與太太討論後,決定繼續行程。他想要遵守與台灣的約定,「我知道這趟旅程中,我有機會透過對更多國家的人演講、或接受國際媒體訪問,傳遞與分享曼德拉所代表的精神。比起待在南非,我想這是對曼德拉更好的紀念方式。」

事實上,不只曼德拉;包括奧比在內,還有南非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ANC流亡政府時代的主席坦波(Oliver Tambo)、甚至種族隔離政府最後一任白人總統戴克拉克(FW de Klerk)……他們作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以不囿於宿命性歷史仇恨的表現,聞名於世界。不只共同譜寫了南非的轉型正義神話,彷彿也集體作為了當代的、人性高標的巨石陣。

因此當奧比說,「曼德拉故事只是南非故事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你知道他是對的。正如人類學家克羅伯(Alfred Kroeber)那個著名的提問:為什麽天才總成群結隊而來?對於南非,我們忍不住想問:為什麼南非的強者可以成群結隊而來?在《斷臂上的花朵》中,奧比詳述了ANC流亡政府於海外運動期間,如何針對自身錯誤嚴厲檢討、樹立起不容打折的道德防線,實令人印象深刻。我們要問,那樣高度自治與自制的內部組織文化,究竟是如何被型塑出來?

對此,奧比堅持,任一人物個人的人格特質,都不是南非成功經驗的關鍵。成功建立一個「新南非」有其主客觀條件。客觀上,當時南非是新興工業國家,社群成員各有來處,背景各異,例如奧比是祖父母一代為逃避迫害而移居南非的立陶宛猶太裔移民;而曼德拉卻是南非鄉間部落出身的酋長之子。「可以說,ANC的政策與方向,是ANC內部的文化塑造的;不過,ANC的組織文化,則是由每一個成員攜帶自身文化的優點而來。」比如當我們問起奧比,何以他被炸傷後,在醫院頭一次見到同志、亦現任南非總統祖瑪(Jacob Zuma)時,兩人卻能相視大笑?奧比帶著懷念的笑意說,「我也不知道,或許幽默感是我的文化之一。」作為猶太裔的幽默、與作為南非祖魯族的幽默,自相異文化中尋索而來的共同默契,笑聲中,或許就有「新南非」的起點。

然而更重要的是,奧比提到了主觀條件的存在,「種族隔離的惡法如果有什麼貢獻,也許就是造成了反種族隔離運動的興起。」太過嚴酷的種族隔離制度,終以一種政治上常見的弔詭、造就了自取滅亡的邏輯:敵人越邪惡,反抗者為將其摧毀,也將越團結強大。

或許,這也正是日後南非新政府,決心以真相作為前提,以寬恕與和解之基調主政的原因。唯有這樣,才有可能破除人類政治史上、各種源於對立的弔詭。正如奧比定調自己的後半生,是要在後種族隔離時代的新南非,建立一部能使國家正常化、正義化的新憲法。透過完全的法治化,「這將是我溫柔的復仇」。奧比舉例,即使因為無罪推定原則,舊時代裡對他犯案的兇手,也可能在新政後因為法理證據不足得到無罪開釋,他也甘之如飴;因為那正是他所欲的,一個擺脫了威權主義、以法律保障下的權利為尊的國家文化。讓所有南非人民獲得自由,已是對於種族隔離政府最大的報復;「以眼還眼只會讓新南非成為一個失明的國家。」誠哉斯言,偉哉斯言。

革命之成就,即無聊的社會


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們也看見過那個「敵強我強」的弔詭,及其反面。那是當邪惡的敵人象徵性地消失了,任何曾經純情高尚、團結強大的組織文化,也可能有所變化。那麼,當1994年ANC隨曼德拉當選總統,全面上台執政後,曾攜他們自最黑暗處走向最光明處的那個、具有良好品性的組織文化,是否也抵抗不了變化?

奧比承認,由他來對ANC同志做出評價並不恰當;他告訴我們的是,確實,「南非人民也在問同一個問題。」他給了一個也是弔詭、卻無比真實的說法作為回答。「或許我們,以ANC作為代表的南非民主運動的成就,就是以熱情的、冒險犯難的,甚至要犧牲生命的革命途徑,豁出一切,也要爭取來一個無聊(boring)的社會。」這個無聊的社會,即法治的社會:一個讓後人再無須冒著生命危險,去爭取基本權利獲得保障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不管領導階層怎麼改變,因為南非國民意志的結晶已經表現在憲法之中,憲法便為南非提供了安定發展的基礎。」如此一來,「不管未來人事或政黨如何改變,憲法仍將是南非發展的一切根本。

作為南非未來的一切根本,除了憲法,應該還有他們透過「真相和解委員會」所執行的轉型正義成果。如今國際社會只能以「不可思議」來形容。已有太多學者、聽眾、記者……追問著新南非以寬恕換取未來的細節,然而當人們傳唱著屠圖主教膾炙人口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奧比以其法律人身分,更進一步提醒我們的,是這個南非模式務須的前提:「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真相的公開,以及以真誠的方式被揭露,永遠是最首要的工作;唯有這樣,真相與和解的關係才可能進一步成立。

「想像的共同體」:台灣與南非的相遇

至此我忍不住想起,訪問一開始時,奧比如何對我們訴說來台後他所感受到的、台灣社會強壯的活力。他原本預期這會是一趟學術訪問,卻驚喜於講座中每每滿場觀眾的專注與投入,這裡有一個比他的想像中「更戲劇性、更富感情、也更善於表達」的熱情社會。

他也告訴我們,繁體中文版《斷臂上的花朵》是這本書的第一個海外版本,對他意義非凡。奧比特別提到他喜歡書的封面,似樹幹的堅硬肌理,溫柔開出了小朵黃花。他透露當初出版社傳來的,原是另一個版本的書封,彷彿為了強調某種英勇強壯的形象,放上了他的照片,「封面設計得像我是李小龍一樣。」

奧比.薩克斯-2
(攝影/但以理)

李小龍當然是一種語言。李小龍也永遠不老。怎麼想像,在年輕的奧比與ANC同志流亡世界各地游擊、遊說各國對南非施以經濟制裁,好讓殘暴的南非種族隔離政府有所收斂之時;老年的他卻有機會遊歷這個當年無論基於投機主義或其他原因、總之作為了世界上少數曾穩定金援南非白人政權的不義國家?

他主動提起,前一天他去了中正紀念堂。在那樣的空間裡,有他,有台灣人,還有好多中國遊客,而他是如何驚嘆於眼前景像,「許多曾經以為不可能的事,後來都發生了;而對你們,許多現在看來不可能的事,也不代表永遠不可能。」我沒有追問這句話的意思。我怕我不知道這句話算不算是一種祝福。

那麼,來台以後,對於眼前所見到的台灣,有什麼困惑嗎?面對這個問題,奧比真的想了很久。沒有一絲敷衍地,我幾乎聽見了他思考的聲音。彷彿斟酌再三,然後他才緩緩開口:「My biggest curiosity is, to see what it means to be Chinese in Taiwan.」(我最大的好奇是,究竟在台灣作為中華民族是什麼意義。)

那一刻,奧比的困惑,簡直讓在座所有台灣人都被考倒了。奧比不知道的是,這句話的難以翻譯,幾乎就是這座島上所有困惑困境的隱喻。如果說作為一個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法官,應該要具備某種眼力,我想,這就是奧比的實力。

「我知道我不在香港,不在中國大陸,不在南非。而我正見到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正在變化;我和你們一樣想知道未來會如何演變。台灣如此獨特,我真想看見這裡的人,尤其是知識份子,更主動積極,而非採取既定不變、想當然耳的立場:以為要不就是被併吞、要不就是反抗。不要放棄尋找途徑,一個有尊嚴的途徑,去求得有機的接觸與互利的關係。……比如中國遊客在中正紀念堂參觀的景象,二、三十年前,應該都是雙方難以想像的事。所以,開始吧!不妨讓我們去嘗試想像一些、超越現實的事。」

危崖有花:超現實的綻放


溫柔的復仇:奧比‧薩克思的創痛與重生札記

溫柔的復仇:奧比‧薩克思的創痛與重生札記

奧比應該累了。訪問也接近終了。合照時,我站到奧比的身側,卻忽然感覺他用斷臂點了點我。臉上微笑,是鼓勵著我的碰觸。那個匍匐於煙硝血泊中的身影、那隻在紀錄影像中搖搖欲墜的手臂,我竟而伸手觸及。觸感彷彿一個圓潤的接楯。無論如何熱了眼睛我也可以看見,如今在有「南非國服」之稱的、一只花襯衫空袖中,那裡確實有花的綻放。

奧比應該累了。每一次,當被囚禁、當被暗殺,當他執法、當他退休……都應該要感覺累了。可是從非洲大陸到蕞爾小島,年近八十的奧比.薩克斯,談的仍然是想像,仍然是超越。

應該累了、應該放棄的,卻始終沒有。應該恨的,應該怨的,應該無藥可救的,也確實沒有。我想,或許這才是奧比及其南非經驗,以其自身提供給世界的一種無比珍貴的、超越想像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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