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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個人生下來就有國家──專訪《一線之遙》莊惠玲、鄭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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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惠玲、鄭小塔(攝影/陳佩芸)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成員莊惠玲(右)、鄭小塔 (攝影/陳佩芸)


在希臘名導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鸛鳥踟躕》中,其中一幕是年輕的記者站在紅白藍三色國界線前,他抬起一隻腳,搖搖欲墜,往前一步便跨越國界,甚而因為政治因素,招致死亡。《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或許亦是文字版的《鸛鳥踟躕》,在歷史與政治的邊界上,有一群人活得搖搖欲墜,然而,這群人的故事究竟不是電影情節,難以包裹霧氣迷濛的敘事美學,書中每則故事皆血淚淋漓,也逼人反思看似理所當然的國之疆界。《一線之遙》的提問現實而尖銳──1949年後,誰能成為台灣人?

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

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

這本口述故事集收錄了12位狀況殊異的「黑戶」生命故事,記述他們為何跨越國界來到台灣,努力安身立命,卻因各種複雜而荒謬的因素,陷入國界關卡,失卻身分,成為黑戶。2010年,「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成立,協助這些無證移民爭取在台定居的權利,2013年,他們決定寫下黑戶們的故事,身兼工作夥伴與寫手,行文間,透露出書寫者與受訪者間熟悉而緊密的信任關係,生命的際遇和顛簸,幾經捏拿,舉重若輕。

藍領移民、移工的生存權益向來被忽視,黑戶議題在移民團體裡更為小眾,內與外的界線,難以引起關注,再者,黑戶總被視為非法在先,甚而因此失去討論的空間。「所以我們在書中不斷強調政策演變的歷史,突顯這些人的選擇與決定不是個人『有錯在先』這麼簡單,背後有其時代背景。」以無戶籍國民為例,國共內戰時期,許多中國人逃離家鄉前往東南亞各國定居,在1970年代,即使身在異鄉,國民政府仍發給他們中華民國護照,返台後,只要有人擔保,即可擁有戶籍。直到1991年後,國境控管政策改變,這群有國籍的華僑,成了「無戶籍國民」,雖然擁有國籍,卻無法完全享有國民應有的權利。

而對藏人而言,1959年抗暴後被迫流亡在外,多數藏人在印度、尼泊爾等國求生存。早期,蒙藏委員會曾政策性的鼓勵藏人來台。後來,陸續開始有流亡藏人旅行來到台灣,台灣政府也曾透過〈移民法〉第十六條修法,讓2008年12月31日前入境台灣的流亡藏人,得以透過蒙藏委員會的身分認定,申請合法居留。然而,這個落日條款的設定,卻讓所有2008年底後才入境台灣的無國籍藏人陷入生活困境,成為沒有任何身分的國際孤兒。

1991年、2008年,這幾個時間點竟也成為無形的界線,只消幾個法條轉瞬變化,人生的走向便天差地別,「時間」在他們身上像個荒唐的笑話。

(攝影/陳佩芸)聯盟成員莊惠玲(攝影/陳佩芸)


理清個人命運與歷史潮流的關係畢竟不易,本書從發想至完成費時三年,對於向來僅習慣寫工作紀錄或新聞稿的工作者而言,「寫書」是負擔也是挑戰,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主任莊惠玲解釋,「我們也深陷在他們的生活裡,如果要對一般大眾訴說,就必須學會斟酌重點,為每個故事定調。」儘管艱難,卻不能迴避,否則這些生命就僅能湮沒於歷史的洪流中,於是對工作者而言,讓一般人理解黑戶的處境也是重要的日常工作。

然而,擁有「身分」乍似如此天經地義,社會大眾能從什麼角度理解黑戶的困難處境?莊惠玲說,「我們花很多力氣與社會對話,例如,跟大學生談這個問題的切入點可能是:為什麼會選擇離鄉念書,是什麼條件與機會在支撐?出入境其實不是這麼簡單和理所當然的事。」聯盟成員鄭小塔則認為,「我希望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理解這件事,也許我們出國旅行,遇到一個人,談了戀愛,當我們想及兩個人是否可能回台灣一起生活就會卡住了。而這些人因為時代的因素沒有國籍,在生活上有更多麻煩。」《一線之遙》書中製作了一張拉頁,羅列現存的層層關卡,不同的原生國家帶給移民們不同的庇佑與阻礙,欲成為台灣人,他們得先經歷一連串不好玩的闖關遊戲。

拉頁(提供)欲取得台灣身分證必經的層層關卡(提供/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


那麼,當不小心落出表格之外,遊戲中止,沒有身分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當了25年黑戶的馬來西亞華僑詹福春的故事提供了一些令人鼻酸的細節,「詹福春自知身分特殊,下班後從不出門,更少與同事交際應酬;舉凡聚餐、尾牙、婚宴,一律不參加,更不敢找朋友到家裡玩……也許就是如此,詹家養了很多狗,讓此起彼落的狗吠聲增添家中熱鬧的氣氛,慰藉寂寥。


莊惠玲投入移民運動近五年,眼看這群人為國界受苦,讓她不得不開始思索「國家」到底是什麼?「當我們很理所當然地喊出『我是台灣人』時,國家的概念對我到底有什麼幫助?老實說,對這種底層的人來說,幾乎得完全靠自己才能求生存,我疑惑的是,國家到底服務於誰?」

鄭小塔聯盟成員鄭小塔(攝影/陳佩芸)


鄭小塔的動力則來自於親身經驗,曾在瓜地馬拉苦等領不到阿根廷簽證,甚至被行政人員羞辱的她,切身感受過「國界」的荒謬性,「國家到底是為了處理什麼而存在?界線如果是為了集中資源,或是好管理,我確實也接受到好處。但為什麼這些黑戶不能擁有這一切?國家的保護與控制是一體兩面,兩邊都該清楚明白,但通常無法討論,在我們這一代可能更困難。」

那位下班後足不出戶的詹福春,去年底發生重大車禍,造成16根肋骨斷裂、肝臟局部破裂等嚴重傷勢,他在新書發表的座談會上回憶:「當時我幾乎奄奄一息,但我要活下去,一定要拿到那張身分證。」

1949年後,誰能成為台灣人?《一線之遙》或許沒有答案,而是老實記下了12個想成為台灣人卻不可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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