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個人生下來就有國家──專訪《一線之遙》莊惠玲、鄭小塔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成員莊惠玲（右）、鄭小塔 （攝影/陳佩芸）

在希臘名導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鸛鳥踟躕》中，其中一幕是年輕的記者站在紅白藍三色國界線前，他抬起一隻腳，搖搖欲墜，往前一步便跨越國界，甚而因為政治因素，招致死亡。《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或許亦是文字版的《鸛鳥踟躕》，在歷史與政治的邊界上，有一群人活得搖搖欲墜，然而，這群人的故事究竟不是電影情節，難以包裹霧氣迷濛的敘事美學，書中每則故事皆血淚淋漓，也逼人反思看似理所當然的國之疆界。《一線之遙》的提問現實而尖銳──1949年後，誰能成為台灣人？

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

這本口述故事集收錄了12位狀況殊異的「黑戶」生命故事，記述他們為何跨越國界來到台灣，努力安身立命，卻因各種複雜而荒謬的因素，陷入國界關卡，失卻身分，成為黑戶。2010年，「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成立，協助這些無證移民爭取在台定居的權利，2013年，他們決定寫下黑戶們的故事，身兼工作夥伴與寫手，行文間，透露出書寫者與受訪者間熟悉而緊密的信任關係，生命的際遇和顛簸，幾經捏拿，舉重若輕。

藍領移民、移工的生存權益向來被忽視，黑戶議題在移民團體裡更為小眾，內與外的界線，難以引起關注，再者，黑戶總被視為非法在先，甚而因此失去討論的空間。「所以我們在書中不斷強調政策演變的歷史，突顯這些人的選擇與決定不是個人『有錯在先』這麼簡單，背後有其時代背景。」以無戶籍國民為例，國共內戰時期，許多中國人逃離家鄉前往東南亞各國定居，在1970年代，即使身在異鄉，國民政府仍發給他們中華民國護照，返台後，只要有人擔保，即可擁有戶籍。直到1991年後，國境控管政策改變，這群有國籍的華僑，成了「無戶籍國民」，雖然擁有國籍，卻無法完全享有國民應有的權利。

而對藏人而言，1959年抗暴後被迫流亡在外，多數藏人在印度、尼泊爾等國求生存。早期，蒙藏委員會曾政策性的鼓勵藏人來台。後來，陸續開始有流亡藏人旅行來到台灣，台灣政府也曾透過〈移民法〉第十六條修法，讓2008年12月31日前入境台灣的流亡藏人，得以透過蒙藏委員會的身分認定，申請合法居留。然而，這個落日條款的設定，卻讓所有2008年底後才入境台灣的無國籍藏人陷入生活困境，成為沒有任何身分的國際孤兒。

1991年、2008年，這幾個時間點竟也成為無形的界線，只消幾個法條轉瞬變化，人生的走向便天差地別，「時間」在他們身上像個荒唐的笑話。

聯盟成員莊惠玲（攝影/陳佩芸）

理清個人命運與歷史潮流的關係畢竟不易，本書從發想至完成費時三年，對於向來僅習慣寫工作紀錄或新聞稿的工作者而言，「寫書」是負擔也是挑戰，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主任莊惠玲解釋，「我們也深陷在他們的生活裡，如果要對一般大眾訴說，就必須學會斟酌重點，為每個故事定調。」儘管艱難，卻不能迴避，否則這些生命就僅能湮沒於歷史的洪流中，於是對工作者而言，讓一般人理解黑戶的處境也是重要的日常工作。

然而，擁有「身分」乍似如此天經地義，社會大眾能從什麼角度理解黑戶的困難處境？莊惠玲說，「我們花很多力氣與社會對話，例如，跟大學生談這個問題的切入點可能是：為什麼會選擇離鄉念書，是什麼條件與機會在支撐？出入境其實不是這麼簡單和理所當然的事。」聯盟成員鄭小塔則認為，「我希望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理解這件事，也許我們出國旅行，遇到一個人，談了戀愛，當我們想及兩個人是否可能回台灣一起生活就會卡住了。而這些人因為時代的因素沒有國籍，在生活上有更多麻煩。」《一線之遙》書中製作了一張拉頁，羅列現存的層層關卡，不同的原生國家帶給移民們不同的庇佑與阻礙，欲成為台灣人，他們得先經歷一連串不好玩的闖關遊戲。

欲取得台灣身分證必經的層層關卡（提供/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

莊惠玲投入移民運動近五年，眼看這群人為國界受苦，讓她不得不開始思索「國家」到底是什麼？「當我們很理所當然地喊出『我是台灣人』時，國家的概念對我到底有什麼幫助？老實說，對這種底層的人來說，幾乎得完全靠自己才能求生存，我疑惑的是，國家到底服務於誰？」

聯盟成員鄭小塔（攝影/陳佩芸）

鄭小塔的動力則來自於親身經驗，曾在瓜地馬拉苦等領不到阿根廷簽證，甚至被行政人員羞辱的她，切身感受過「國界」的荒謬性，「國家到底是為了處理什麼而存在？界線如果是為了集中資源，或是好管理，我確實也接受到好處。但為什麼這些黑戶不能擁有這一切？國家的保護與控制是一體兩面，兩邊都該清楚明白，但通常無法討論，在我們這一代可能更困難。」

那位下班後足不出戶的詹福春，去年底發生重大車禍，造成16根肋骨斷裂、肝臟局部破裂等嚴重傷勢，他在新書發表的座談會上回憶：「當時我幾乎奄奄一息，但我要活下去，一定要拿到那張身分證。」

1949年後，誰能成為台灣人？《一線之遙》或許沒有答案，而是老實記下了12個想成為台灣人卻不可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