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池大飯店的調酒師》（Le barman du Ritz）為菲利普．科蘭 （Philippe Collin）的首部小說作品。科蘭為法國廣播電台 France Inter 的製作人，並以其為電台製作的 Podcast 節目《面對歷史》（Face à l'histoire）享有盛名。此系列節目曾探討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貝當（Philippe Pétain）、布魯姆（Léon Blum）等多位法國重要歷史人物，累積下載次數突破兩千萬。科蘭亦曾將此一廣播節目內容改寫為人物傳記出版，如2023年出版的《萊昂．布魯姆：一個英雄人生》（Léon Blum, une vie héroïque）。科蘭過去的作品致力於呈現歷史的真實面貌，事實上，他擁有歷史學碩士學位，其學位論文即探討法國解放後之「清洗」（épuration）問題。
因此，《麗池大飯店的調酒師》一書雖屬虛構作品，卻建立在以史實為基礎的背景框架之上，亦可視為作者過去經歷的延伸。在虛構的故事情節中，科蘭嘗試重現真實二戰時期巴黎的歷史氛圍。作者於接受媒體訪談時曾透露，此書初稿長達850頁，包含了大量歷史背景描繪，最終在編輯建議下刪修至出版時的400逾頁，足見其考察之深。
針對小說主角法蘭克．邁耶（Frank Meier），更是科蘭自2004年以來長期研究的成果。他查閱了大量信件、日記、新聞評論與軍事檔案，才得以拼湊出這位真實人物的輪廓。同樣地，書中多數角色皆在歷史上真有其人，包括麗池大飯店的老闆瑪麗－露薏絲．麗池（Marie-Louise Ritz）、奧澤洛夫婦（Claude Auzello, Blanche Auzello）、法國劇作家吉特里（Sacha Guitry）、德國作家榮格爾（Ernst Jünger）、兩位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 Otto von Stülpnagel）等。此外，幾位耳熟能詳的名人，如戈林（Hermann Göring）、香奈兒（Coco Chanel）、費茲傑羅（Scott Fitzgerald）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之名字亦始終穿梭其中。在作者筆下，歷史與虛構彼此交會，模糊了事實與想像的界線。
主角法蘭克．邁耶（1884-1947）真有其人，曾任麗池飯店調酒師，1936年出版《調酒的藝術》。1940年德軍接管巴黎，法蘭克的常客也變成德國軍官。
全書情節多聚焦於麗池大飯店的酒吧之中，敘事流暢，描繪了二戰大時代下個體的掙扎，讀者應能輕易沉浸於故事氛圍。然而，由於小說帶有濃厚的歷史背景，為了讓讀者在閱讀後，能夠更好地理解故事情節後的歷史脈絡，下文將針對二戰期間遭佔領時期的法國歷史作一簡要介紹。
1940年6月14日，德軍進入巴黎，這座光之城隨即陷入長達四年的「黑暗年代」（les années sombres），《麗池大飯店的調酒師》的故事正是從這一日正式揭開序幕。這是法國戰役的直接結果。法國向納粹德國宣戰後，歷經數月被稱為「假戰」的局面，最終德軍透過閃電戰在極短的時間擊潰了法國。這場迅速且無人預料到的潰敗，正是年鑑史家布洛克（Marc Bloch）所稱「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法國政府於6月10日撤離巴黎，首都在未設防抵抗的情況下遭德軍佔領。隨後由一戰英雄貝當元帥率領的新政府於6月22日與德國簽署停戰協定，訂立了戰時雙方的基本互動框架。在此協定下，法國南方由貝當領導的維琪政權統治（正式國號為「法蘭西國」，取消了「共和」一詞），即所謂的「自由區」。北方則屬於「佔領區」，置於德軍的直接軍事控制之下，法國僅保有名義上的主權。這樣的南北分治狀態持續至1942年11月，當時納粹德國為回應盟軍於法屬北非展開的軍事行動，而決定進一步佔領法國全境。
佔領區與自由區（德國自1942年11月11日起佔領法國、義大利則佔領了科西嘉島和隆河以東地區）。（圖 / wiki）
小說的主舞台巴黎正處於佔領區的中心，為此有必要首先說明當時德國在法國的統治機構。麗池大飯店在戰時遭德國空軍徵用作為在巴黎的總部，小說主角法蘭克．邁耶因而接觸了來自不同德國佔領機構的權貴。這些來自不同軍政機關的高層，反映了德國在法國統治機制的複雜性。在諸多機構中，最為重要的是「駐法軍事指揮部」（Militärbefehlshaber in Frankreich），其為德國在法國佔領體制的中央機構，其總部距麗池大飯店僅約三公里。駐法軍事指揮部在佔領區擁有全面的統治權力，負責經濟與行政上的管理，並同時維護秩序與安全。
駐法軍事指揮部先後由五位德國將軍領導，包括小說中的兩位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然而，儘管駐法軍事指揮部地位重要，但其立場與政策並不必然與其他德國軍政機構觀點一致，反而出現權限重疊與相互制約的狀況。例如，駐法德國大使館（因維琪法國仍具名義上的主權而存在）與親衛隊體系也在佔領區統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機構間張力在1942年之後更為明顯，當時駐法軍事指揮部的警察權移交至親衛隊手中。作者在小說中，也藉奧托．馮．施蒂爾普納格爾之口，道出了駐法軍事指揮部與親衛隊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
左：奧托·馮·施蒂爾普納格爾（1878-1948）在1940年擔任「駐法軍事指揮官」（MBF）。
右：卡爾-海因里希·馮·施蒂爾普納格爾（1886-1944）於1942年接任堂哥奧托的MBF職務，1944年密謀暗殺希特勒失敗，遭判死刑。
僅管如此，駐法軍事指揮部仍是此期間規範佔領區人民基本生活的主要機構。此時期納粹政權對於法國行使的乃是一種掠奪式經濟，對法國物力與人力資源進行系統性地榨取。納粹深信，德國在一戰戰敗，是由於國內社會主義者、猶太人與共產黨人利用總體戰導致的物資匱乏，對德國人民進行煽動而致。為了避免再次「背刺」，他們選擇加強對被佔領國的掠取，以在維持德國內部生活水準的同時支撐納粹的戰爭機器。法國由於相較其他被佔領國更為富裕，德國對其的資源榨取也更為重視。
根據停戰協議，法國需對德國支付每日四億法郎的賠款，以負擔德國佔領所衍生的所有費用。戰爭期間，法國企業與整體經濟活動被迫與德國合作，配合納粹戰爭機器的需求，實際上置於佔領者的監管之下，幾乎不具自主性。對於農業、工業物資的徵用、查封等行動更屢見不鮮。法郎與德國馬克亦強制固定在對法國極為不利的匯率，以提高德國的購買力。在此體制下，加上盟軍的封鎖與轟炸，法國農業及工業生產均大幅衰退，至1944年時，法國工業生產指數僅不到戰前的一半，農業生產亦僅維持在戰前的七成。
對一般法國人民而言，這種經濟剝削更是直接衝擊日常生活，小說中多次提及這種掠奪體制對於法國民眾造成的苦痛，並隨著戰爭發展而日漸加劇。佔領開始後不久，法國即實施配給制度，以確保農產與物資優先提供給德國。最初僅限於食品，隨後迅速延伸至衣物與能源等其他生活必需品。配給制度完全展現了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不對等關係：1941年，法國民眾每日可配給的平均食物熱量僅約1200大卡，隨著戰爭局勢發展甚至有持續降低的趨勢，同時期，德國民眾獲得的配給超過3000大卡。實際上，配給券也無法保證民眾順利取得商品，物資短缺使得商店前大排長龍成為日常景象。法國民眾整體健康狀況也因營養不足而大幅惡化。
此外，隨著戰爭持續，德國本土勞動力日益匱乏，納粹政權不斷向維琪政權施壓，要求從法國輸送勞工前往德國從事生產。初期維琪政權仍是以宣傳的方式鼓勵法國勞工自願赴德，最終成功招募出25萬名志願者。然而自1942年起，由於仍然無法滿足德國日益擴大的勞動力需求，政策便轉向強制徵調，眾多法國青年被迫送往德國勞動，累積人數高達65萬人。
這一連串政策，造成法國人對於維琪政權與德國佔領者的不滿逐漸提升。如同書中主角邁耶所經歷的，許多民眾起初對貝當元帥抱有厚望，最終逐漸發現其政權不斷配合納粹掠奪而感到幻滅。
1940年10月，法國貝當元帥（左）與希特勒見面。（圖/ Wiki）
書中另一條與史實緊密交織的主軸，是法國猶太人在二戰期間面臨的悲慘命運。主角身為猶太人，卻隱匿身分服務德軍與納粹高層，這種矛盾的處境為全書注入強烈的張力。奧澤洛．白蘭琪與虛構角色盧西亞諾的猶太身分，亦推動了小說敘事的發展，使整個故事始終籠罩在二戰猶太迫害的歷史陰影之下。
德意志第三帝國對於猶太民族施行的滅絕政策眾所皆知，在其佔領下的法國亦無法倖免。1940年9月，法國投降後不久，駐法軍事指揮部便頒布第一道關於猶太人的命令，以法律明文界定猶太人的標準，並要求猶太人經營之商店需於門口標誌其猶太身分，成為後續一切反猶太政策的開端。隨後，一連串法令使得法國猶太人處境逐漸惡化：他們被禁止從事特定職業，企業遭掠奪以進行所謂的「雅利安化」（aryanisation）；日常生活受到更嚴格的宵禁影響，也被排除在許多娛樂與公共場所之外；最後，所有猶太人皆強制佩戴黃星。這些措施一步一步剝奪猶太人的基本權利與尊嚴。
1941年，為德國音樂節裝飾的巴黎歌劇院。（圖 / wiki）
自1942年春天起，法國境內的猶太人開始被遣送至東歐的集中營，最初是針對佔領者認定的「危險分子」（尤其是外籍的猶太人），例如納粹話語中所稱的「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者」（judéo-bolchevisme），或與抵抗運動有關者。然而，這種仍有選擇性的迫害，很快升高為無差別搜捕。1942年7月發生的「冬賽館大搜捕」（Rafle du Vél' d'Hiv）象徵了這樣的轉變。在此次行動中，巴黎地區的外籍猶太人不分性別與年齡，於凌晨時分遭到數千名法國警察逮捕。短短兩日內，近一萬三千名猶太人被拘捕，其中甚至包括約四千名兒童。他們被暫時關押於冬季自行車賽車館（Vélodrome d'Hiver），隨後陸續遭遣送至奧斯威辛集中營，戰後幾無人倖存。小說中，主角邁耶得知冬賽館事件時，開始想像自己可能是遭逮捕的一員，迷惘且驚慌。
直到1995年，共和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才終於承認此事件中法國的國家責任。冬賽館大搜捕成為今日二戰法國政府配合納粹滅絕政策的象徵事件，也是法國集體記憶的一環。冬賽館事件後，針對猶太人的搜捕行動進一步擴及至法籍猶太人，納粹高層的滅絕計畫逐步落實在法國。最終，整個二戰期間，在維琪政權與德國佔領機構的合作下，共有七萬六千名猶太人從法國被驅逐，送往集中營，其中僅有兩千五百人於戰後倖存。
實際上，維琪政權在猶太滅絕政策中的共謀角色與責任歸屬，長期是歷史研究與公共記憶上的爭議議題，這也解釋了何以相關責任晚至1995年才獲得法國政府承認。戰後早期的研究，將維琪政府描繪為在納粹德國壓力下被動配合迫害猶太人的政權，甚至主張其試圖在可能範圍內加以拖延，或以區分國籍的方式保護法籍猶太人。然晚近研究指出，維琪政權在反猶政策的制訂與執行過程中，扮演了比過去認為更積極且主動的角色。在冬賽館事件，正是維琪政權主動提議將16歲以下兒童納入搜捕範圍，這並不在原先德國提出的要求之中。一方面，維琪政權在反猶政策上的主動性，部分源自於其試圖維持仍具主權的表象，藉由在此議題上主動追逐德國的政策，凸顯自己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這些政策亦具有其本土根源。維琪政權承繼了自十九世紀末德雷福事件（l'affaire Dreyfus）後組織起來的民族主義、威權、反共和、反猶太的傳統，以「民族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為名，取代「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價值。這種內生的意識形態背景，無疑也在反猶太政策的動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然而，這種修正是否意味著：不僅政府高層，多數法國民眾皆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合作者」（collaborateurs）？戰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戴高樂主義者與共產黨人曾共同維繫一種，除少數「法奸」之外，人人都是「抵抗者」（résistants）的集體神話。法國史家胡梭（Henry Rousso）在《維琪政府症候群》（Le syndrome de Vichy）一書分析，這種抵抗神話今日早已被推翻。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必須走向另一個極端，認定人人皆為合作者。
維琪政府症候群：法國難以面對的二戰記憶
這樣的模糊地帶或許正是作者的核心關懷。作者科蘭在接受媒體訪談時提及，他很早便自問：若身處這個年代，自己會是合作者或抵抗者？他嘗試思考在極端歷史情境中，個體如何生存與自處的問題。在歷史研究中，面對史料的侷限，研究者可能避免對個人內在世界做出過度的揣測。因此，作者選擇以虛構的形式來描繪邁耶此一歷史人物的內心，藉此更自由地去想像個體如何面對大時代下的倫理與生活困境。
在小說尾聲，巴黎解放，街頭洋溢著歡騰與慶祝的氛圍，邁耶卻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情感。他認為自己無權分享這樣的喜悅，因為他在佔領期間繼續他戰前的工作，服務德軍與通敵者。然而，內心深處他也曾反問：「只因為這樣，我們就成了壞蛋嗎？」透過這樣虛構書寫，作者或許成功地回應他最初的提問：在極端處境中，有的人選擇成為英雄，有的人選擇淪為幫兇，但更多的，或許是如同科蘭筆下的法蘭克．邁耶一般，嘗試在避免正面對抗的情況下，延續生活，並於心中勉力維持一絲尊嚴。
麗池大飯店的調酒師
張韡曦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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