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種族滅絕》獲得第65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第2屆山田風太郎獎，銷量和口碑皆創下雙贏的日本實力派小說家高野和明，暌違11年，讀者終於等到他的新作《平交道的幽靈》，出版後一舉入圍2023年169屆直木獎。
寫作總能在娛樂中帶來哲思的高野和明，善於結合多種類型元素創造出精彩的劇情，這次醞釀多年創作的，竟是嶄新的社會派鬼故事！獨步文化特別邀請同樣擅長結合奇科幻創作的台灣作家劉芷妤，跨海訪談作者高野和明，是如何巧妙融合靈異與推理的《平交道的幽靈》，及背後的創作軌跡。
作者簡介
作家，擅以女性議題結合科奇幻要素以創作作品，目前已出版作品包含奇幻成長小說《迷時回》、女性性別議題小說《女神自助餐》，另也有書評和短篇小說散見於報章雜誌。最新作《樂土在上》，結合社會議題與科幻，以近未來寓言書寫打動人心的故事。
OKAPI專訪：那些「不對勁」，引發什麼蝴蝶效應？專訪《女神自助餐》劉芷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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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閱讀高野先生這一本《平交道的幽靈》時，不斷會想到台灣對於女性處境的一種說法：「開始接觸並認同女性主義之後，就像是被開了天眼，會開始看到以前看不見的鬼」，很好奇高野先生作為一個男性，是什麼讓您想要寫出直指底層女性處境的故事？您的生命中是否也有哪一個新聞事件或者親身經歷讓您「開天眼」了呢？
高野：在創作這個故事的時候，我並沒有特別意識到女性主義。日本社會風氣促成了許多性別歧視問題，我想當我專注於描寫這樣的社會風氣，自然而然便會凸顯女性主義的相關問題。
從根本性的問題而論，在日本，傳統上來說普遍認為「死於不幸的人將會變成冤魂徘徊人世」，而且這樣死於不幸的對象多為女性，因此難以避免變成在描寫社會底層女性被逼上絕路的情境。
而日本傳統幽靈多是女性的原因，我認為「自古以來社會風氣使女性受到諸多壓迫」這樣說法的可信度很高。也就是說，即使作者沒有刻意著墨，然而一旦想寫出典型的日本幽靈形象，自然而然便會觸及女性主義相關問題。
劉：故事描述，主角在追查中發現女子步上了風塵的道路，感到有點失望，因為他「希望採訪對象保有清純的一面」，但後續逐步同理了她的處境。在台灣社會中，女性受到傷害的事件裡，常常會希望受害者女性是「完美的被害者」，如果發現是風塵女子便可能讓人覺得「罪有應得」或「無法坦然地同理對方」，這邊情節是否是在暗示類似的心態呢？在日本，是否也是有一樣的事情呢？
高野：誠如您所說。過去，我曾因為別的作品而訪問過週刊記者，當時便聽對方提到所屬編輯部「只有在殺人案的受害者是一般年輕女性的時候，才會毫無條件地派出採訪團隊」，這並非傳播業的錯，只是反映了世間喜愛追求這類報導的風氣。如果跟本作品一樣，是一位風塵女子走夜路遇害，想必人們對受害者的反應會更加冷漠，甚至很可能不會被報導。
在故事裡登場的受害者，也像這樣不僅是遭到殺害，甚至是一位被社會抹煞的女性。而主角一行人，也確實抱持著每個人心裡都有的偏見在調查此事。
劉：書寫這個故事的過程，您是否曾為了創造與自己生活中截然不同的角色而做過田野調查？其中有讓特別觸動的案例嗎，能否在不透露太多隱私細節的範圍內談談這部分？您在搜集資料與寫作的過程中，有沒有感受到一個人要對與自己的性別、階級、職業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人產生同理心，需要哪些條件呢？
高野：因我必須保密取材對象，所以無法詳細說明，但在基礎調查的階段，我有收到相當可信的情報，是關於某公家機關遇到的靈異現象。於是我有將之寫入本書。
要撰寫我本人並不熟悉的題材環境時，我首先會調查文獻資料，若還是無法明白，則會去請教相關領域專家。找到專家取材的時候，我不僅會詢問調查文獻無法明白的部分，也盡量詢問「只有當事人才會有的體驗」，包括透過視覺、聽覺、嗅覺和觸覺接收到的感官情報，以及他們的收入、人際關係、對工作的使命感或無力感、內心的糾葛等等，有很多值得請教的部分。等到我能透過這些資訊鮮明地想像主角生活的情境之後，才會開始下筆。
劉：故事中從頭到尾都沒有揭露這名死者的名字，即便連最後查出身分了也不寫出來，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也設想了很多您這麼處理的可能性，非常希望能了解高野先生這麼安排的用意。
高野：這點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主角的心境變化。長時間追蹤、探訪此事的主角，雖然已經習於靠揭發他人的不幸賺取生活費（日本傳播圈的人會說自己是「靠著他人的不幸過活」），卻仍透過這次的案件找回了一般人的良知。結果連工作上的同事，都決定不要揭露死者姓名。
另一個原因，是基於作者我本人感覺的判斷。我認為本作的受害者是在暗喻許許多多默默遭到社會抹煞的人。如果在這樣的案例冠上受害者的名字，事情便會轉變為「單一個體的特殊案例」，而喪失了普遍性，所以才維持匿名狀態。
劉：《平交道的幽靈》中，無論是枉死的被害者、調查時訪談的同行、友人、家屬等，多半是女性，而雜誌社主編、記者、攝影師與警察等調查方，則都是男性。我很好奇男性幾乎都是主動角色、女性幾乎都是被動角色，這樣安排是否反映了日本社會的某個面向呢？想問高野先生是否設想過，如果逆轉故事中的安排，是由女性來追查男性受害者，會有什麼不同呢？
高野：日本在1980年代制訂了男女雇用機會必須均等的法律。而這條法律制訂後，最後才跟上時代、開始雇用女性員工的行業就是傳播業。本作品中所有調查方的登場人物之所以都是男性，是為了正確地重現當時的社會狀況。
而您在問題中提到的「男女立場對調」假設，令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個人當然是全面支持性別平等，但先撇開社會性的能力不論，我認為在看待事務的感性層面上，男女確實有別。尤其在同理心這一點上，我覺得女性遠遠優於男性。若在本作中男女立場對調，我想女性主角應該很快能同理受害者心境，整個故事的長度將會縮減吧。
劉：高野先生非常擅長將推理與不同的類型與關懷，融鑄到同一個故事裡，比如《幽靈人命救助隊》結合了奇幻與社會議題，想請教您是怎麼樣搭配故事類型、走向與關懷的主題？這次的《平交道的幽靈》，則是底層女性困境的社會議題結合靈異要素，您是如何思考這幾種元素呢？
高野：創作故事的時候，我唯一的判斷基準就是「這故事是否有趣」，並未特地去思考要將社會問題編入故事之中。但實際上，當我決定要寫什麼樣的故事之後，常會發生社會問題也跟著依附在這故事之上的狀況，若是這樣，我就會正式地將相關議題安排在故事裡。也就是「若社會問題跟故事本身密不可分，那就要好好地寫」這樣的感覺。
另外，因為我平常什麼書都讀，所以我認為自己算是對各種題材都有一些涉獵。如果不是平時就喜歡推理作品的人，應該寫不了推理，而其他類型也是一樣的。
幽靈人命救助隊
種族滅絕(經典回歸版)
高野：寫《種族滅絕》的時候，為了增添作品的真實性，我去調查了伊拉克戰爭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發生過的紛爭，並從戰況之中擷取靈感，進一步決定作品的年代背景設定。
而本次的作品，我則是想到如果在數位技術普及的年代，就可以輕易偽造靈異照片，所以必須要讓事件發生在以類比技術為主的時代。另外，日本因為1995年發生的宗教團體恐怖行動的影響，產生一股風氣直指「傳播業報導什麼靈異現象，太不入流了」，因此導致各家媒體都不再報導靈異事件，所以我將時空背景設定在這之前的1994年。
除了這類現實層面的原因之外，我還想加上「從年齡角度來看，作品中的主角在2024年已經亡故」這條設定。也就是說，當讀到本書的讀者思考起主角在這之後的人生時，這位主角也已經過世了。
劉：高野先生的作品在前期推出得較為密集，而後期相隔時間愈來愈長，但每一出手都是驚人之作，想請教您心中對於生活與寫作的最佳比例是什麼，在寫作生涯之中是否有想法改變過？又是如何找到平衡的？
高野：平時的生活與執筆工作的理想平衡是０比100。當我在工作的時候，我就會專注在作品上，所以如果我需要花很多時間處理個人私事，就無法100％專注在寫作上，我會乾脆不寫。我認為無法專心致志、全力地寫作，對讀者是很失禮的一件事。
劉：從高野先生剛出道時至今，無論是社會變遷或科技進步，都深深影響了日本與世界，請問這些變動為高野先生的作品帶來最直接的挑戰是什麼？您如何以作品來展現與面對這些變化？
高野：關於這點，老實說我認為自己是舊時代的人，因此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因為最新的科技都是一種過渡性的產物，會隨時更新，因此在作品中特地提及，也可能會馬上過氣。
雖然這樣說看似有點不合邏輯，但如果能找出不會因為時代背景而出現差異的題材，並將之做為故事主題，我想就能夠成為一部久遠流傳的作品吧。
劉：承上題，現今的AI技術發展迅速，已經到了幾乎可以以假亂真的地步，想知道高野先生是否考慮過未來以AI為創作主題？也想知道，您對於「使用AI輔助創作」的想法與接受度有多高？能夠接受AI「輔助」到什麼地步呢？
高野：現在雖然還沒有具體構思，但如果有什麼與AI相關的好點子閃現，我應該會將之化為作品。「使用AI輔助創作」這種手法，在10年後的出版業界應該會成為主流，而且在更之後的時代，出版社為了降低成本，或許會改用AI代替人類創作小說。
可是我並不考慮藉助AI的力量寫作。因為一旦這麼做，我覺得會從創作故事淪落成製造故事。
平交道的幽靈(收錄作者給台灣讀者的話及印刷簽名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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